美國總統民主黨競選人拜登在美東時間6月10日晚播出的一檔採訪節目中“語出驚人”，如果特朗普輸掉了2020大選但拒絕離任，美軍將護送特朗普離開白宮。
特朗普的狡猾、痞子、粗魯的形象在全球廣為人知，頻頻成為國際新聞主角，可是很少有人思考過這樣一個問題：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把這樣的人推上美國總統寶座？
為什麼在疫情中施政能力如此糟糕，卻還是有很多民粹主義者支持他？為什麼特朗普政府各種不負責任的甩鍋行為屢屢奏效？為什麼敢在國際事務上出爾反爾，並將之作為慣用伎倆？
有專家經過深入分析後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是美國這個國家出了問題，它的民眾、政府、市場這三股力量，失衡了。
一切，要從11年前的示威遊行説起。
次貸危機發生的第二年，2009年4月15日美國納税日，新生的茶黨（Tea Party）發動了全國性遊行示威活動。人們宣泄對銀行和金融機構不當行為的積怨。
在美國民眾看來，奧巴馬政府沒能讓銀行為其錯誤的行為負責，反而提供了價值近萬億美元的救助金，導致了人們對政府信任的幻滅。
我們來感受一下民眾對政府有多失望。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近日出版的專著《美國真相：民眾、政府和市場失利的失衡與再平衡》（下簡稱《美國真相》）中，記錄了格林斯潘在國會面前就金融危機的起源作證的場景。
格林斯潘説：“我本以為銀行家能更好地管控風險”。這一場景在紀錄片《監守自盜》也有記錄，當時格里斯潘被政客、高管、金融界人士、媒體團團圍住。大家都很想知道時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會怎樣為次貸危機負責，但他只是如此輕描淡寫地予以回應。
該言論在曾經是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的斯蒂格利茨看來漏洞百出，他認為只要理解美國銀行和銀行家立場的人都應該知道，銀行有充分的動機參與危險的投機活動。
金融就像社會經濟運轉的血液，但美國金融部門的尋租（是指在沒有從事生產的情況下，為壟斷社會資源或維持壟斷地位，從而得到壟斷利潤（亦即經濟租）所從事的一種非生產性尋利活動。）頻頻發生，銀行家以犧牲社會其他階層的福利為代價謀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
斯蒂格利茨在《美國真相》中寫道：美國政府不僅沒有因為銀行家的過錯而懲治他們，反而救他們於水火之中，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還給予其獎賞。
這是一場負和博弈，社會承受的損失遠遠大於銀行家的私人收益。金融的造血功能本可以用於創造財富的資源，卻被當作剝削他人的砝碼，由此，美國經濟展現出緩慢增長、不穩定，以及更加尖鋭的不平等問題。
民眾把問題歸咎為到奧巴馬政府，那場遊行使得反奧巴馬情緒得到了宣泄，特朗普捕捉到公眾情緒，抓住了美國金融經濟的痼疾，“劍指”華爾街，要“抽乾沼澤”。
但諷刺的是，他組建的內閣依然有數量空前的金融大亨。金融機構和經濟體系的功能紊亂，依然沒有得到改變。
在美國以金錢為驅動的政治博弈中，銀行家用錢財制定了有利於他們的遊戲規則，如放松管制。而只要洞察到這一點，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特朗普屢屢在推特或者動用各種權力向美聯儲施壓。
次貸危機只是金融行業對美國政治反噬的極端表現。事實上，在國家機器運行的過程中，金融和利益集團早已滲入。
斯蒂格利茨曾經是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他觀察到在政策制定時，法律制定者“十分擅長將專業知識融入制衡體系之中”，所有主要的規定都需要進行成本一收益分析，以此對法規的收益和成本做出權衡。通常來説，收益都將是成本的好幾倍。
此外，該規定必須進行“通知和接受社會評論”環節，整個過程都是公開的。對該法規持反對看法的人可以在這個流程中提出他們的意見，但只要是明眼人都知道，特殊利益集團的重要性將遠遠超過普通公眾。
這一極度商業化的監管框架還引申出了“旋轉門”的現象。《美國真相》書中曝光，一些在法規或政策制定時提各項意見的政客們，離任後會在私營部門獲得更好的工作，比如轉向了華爾街，令人不得不懷疑他們是否一直為華爾街賣命。
在美國政界，“旋轉門”無處不在，除了政府，軍隊的高官們也從國家服務轉向了國防承包商工作，這種利益糾葛逐漸腐蝕整個政治體系。
理想狀態下，西方國家倡導的三權分立能確保各個部門之間實現分權與制衡，避免某一部門凌駕於其它部門之上。但美國的三權分立，在面對行政權力擴張和侵蝕時候，缺乏有效的應對。
這是為什麼呢？
美國的優勢之一是其官僚機構的能力和信用，但特朗普正削弱這個優勢。
特朗普用行政令在美國南面修建隔離移民的邊境牆、通過行政令阻止美國公司被外國公司收購，直接用行政手段將企業納入實體清單，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對外國公司進行懲罰。
換句話説，現在三權分立在美國很尷尬，本來為保持民主的問責制，現在淪為政治化的手段。
除了行政被政治化，特朗普對司法系統的攻擊也十分尖刻。
特朗普對穆斯林頒佈的旅行禁令顯然就是侵犯人權、濫用權力。面對法庭的反對裁決，特朗普提出了上訴，還試圖攻擊法院本身，其目的是削弱人們對司法機構及其作為公平仲裁者角色的信心。
而斯蒂格利茨指出，過去20年裏，最高法院曾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強烈黨派性決策。最高法院擠滿那些根據黨派意識形態和當權派精英利益做出裁決的法官，法院早已成為廣義的黨派鬥爭的一種工具。
而民主依然是當今美國面臨的挑戰。
近段時間，黑人佛洛依德在美國明尼蘇達州遭警方“跪殺”事件引發美國多個城市發生反種族歧視的遊行示威，繼而出現多地騷亂現象。《紐約時報》曾發表評論，這是自上世紀60年代，馬丁路德金推動的種族維權運動以來，最為嚴重的由種族歧視引發的騷亂。
騷亂的發生與特朗普、選舉、以及民主被架空有莫大的關係。
美國民主選舉制度，曾經是旨在保護少數人權利，如今早已被扭曲。某些黨派試圖剝奪他們認為可能不支持他們的人的選舉權。
斯蒂格利茨在書中提供了一組駭人聽聞的數據：2016年，約有7.4％的非裔美國人，總計220萬，無法在總統選舉中投票。因為這些州的法律不允許非裔美國人蔘與。在一些由共和黨控制的州，共和黨還試圖通過使工人難以登記或難以進入投票站來控制選舉。這些無不在加劇美國政治制度運作的全面失調。
作為民粹主義者，特朗普在美國發動了一場反全球化的鬥爭。在美國國內，移民、黑人統統成為被歧視的對象；國際，部分國家無端成為了貿易戰的對手。
為什麼特朗普在疫情中施政能力如此糟糕，卻還是有很多民粹主義者支持他？這是極化政治的一個後果——各種政治表達的理性成分不斷下降，直至被極端的“選邊站隊”所取代。
斯蒂格利茨認為，美國社會的巨大分歧實際上存在於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
在美國，許多問題本應該得到兩黨的共同討論，但實際上，只有少數幾個提議被兩黨同時採納。無休止的黨爭使得政府的效率低下，而茶黨運動則是政治極化、非此則彼的極端表現。
面對疫情中，美國國內民眾的怨氣高漲，特朗普政府無法通過挑撥使得人們“選邊站”平息怒火，於是轉嫁輿論，把矛頭指向國外。這就是為什麼特朗普政府各種“甩鍋”的原因。
斯蒂格利茨認為，從長遠來看，特朗普政府最危險的一面或許是它對認識論的攻擊一一即對美國人關於“什麼是真理"及“如何確定真理"的信念施加的攻擊。
美國社會“病了”，從西醫的角度看，可能認為病灶在特朗普身上。但從中醫的角度看，是民眾、政府、市場勢力這三股力量失衡了。
未來的出路在哪裏？如果從失衡引導到再平衡？
斯蒂格利茨在書中寫道，如今，經濟方面日益嚴重的分歧正在成為激化所有矛盾的催化劑。如果想要使美國政府恢復正常運作，就需要建立一個合理的社會制衡體系，這個體系必須限制財富和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因為，極端的收人不平等導致了權力上的不平等，包括政治上的權力。
或許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會是另一個開始。但斯蒂格利茨認為，即使特朗普離開，他也將留給美國一份長期的“政治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