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敵意究竟從何而來？

　　7月21日，美國單方面挑起事端，要求中方關閉駐休斯頓總領事館。關閉總領館是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前所未有的，美方表現出了罕見的敵意。如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所言，“這是在拆中美兩國人民友好的橋樑”，“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違反中美領事條約有關規定，嚴重破壞中美關係。”依照對等原則，中國於7月24日決定關閉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作為反制。

　　國務卿蓬佩奧7月23日的一則演講，給美國的反常行徑做了註腳：他完全否定了尼克松總統所奠定的對華“接觸政策”，妄言其讓中國佔了便宜，卻沒能帶來一絲“改變”：在他眼裏，中國仍舊是所謂“自由世界的敵人”。

　　蓬佩奧選的演講地點也相當特別：尼克松圖書館。什麼用意？自行體會。

　　自打2016年上台，特朗普就不斷給國際社會“驚嚇”，中美關係也沒少波折。關税摩擦、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等因素，讓當前中美關係變數重重。但即便考慮這些背景，如今的緊張氛圍仍不同尋常。如何看待這樣的局面？美國針對中國的敵意，究竟從何而來？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謝韜向團結湖參考（ID：Talkpark）分享了他的見解。

　　團結湖參考：蓬佩奧宣稱尼克松以來的“接觸政策”失敗，以及之前美國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勒令中國關閉駐休斯頓總領館，熟悉中美關係基本模式的人會覺得很意外。中美關係雖然時有摩擦，但總體上保持着合作狀態。我們該如何解讀這些充滿敵意的舉動？

　　謝韜：蓬佩奧的這個演説，是一系列四篇有關中國的演説的收尾總結之作，另外三個演講者分別是國家安全顧問布萊恩（Robert O\'Brien）、聯邦調查局局長瑞伊（Chris Wray）和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這一系列的演説，本質就是向美國人“喊話”，表達三層意思：中國對美國是前所未有的威脅，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之前歷屆政府盲目的接觸政策，我們要改變這個政策。

　　當然，説中國是威脅是謬論，完全是在妖魔化中國，不攻自破。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指向的都是積極、有建設性的合作，在抗擊新冠疫情的過程中，中國更是在國際社會上發揮了許多積極作用。怎麼是威脅呢？

　　雖然不值一駁，這番言論仍舊值得我們警惕。

　　蓬佩奧安排系列演説、試圖扭轉對華政策的基調，很可能是在仿效已故參議員富布賴特在1966年舉行的系列聽證會。諷刺的是，當初富布賴特相信蘇聯是比中國大得多的威脅，從而為中美破冰鋪路，如今蓬佩奧們卻要拋棄當年的成果。今日的“造勢”會不會和當年一樣起效？這是需要我們密切關注的。

　　在這個時間點四位特朗普政府高級官員同時出來發表這一系列言論，大概率和選舉有關。但如果沒有選舉，這四個人多半還是會講一模一樣的話。蓬佩奧在講話中並不否認尼克松的貢獻，之所以想放棄“接觸政策”，是因為接觸政策有個前提，就是中國必然會按照美國所定義和預期的那樣，變成所謂“民主國家”。這也是美國長期對華政策的三大目標之一，另兩個分別是商業上把中國變為美國的巨大出口市場、宗教上把中國變為一個基督教國家。至少在他們看來，這三個方面都挺挫敗，雖然程度不一。

　　團結湖參考：但在如今“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世界格局，不接觸、乃至脱鈎，幾乎是不可能的，對嗎？

　　謝韜：蓬佩奧自己也心知肚明，所以他説，不可能像當初對待蘇聯一樣“遏制”中國。中國和美國的相互融入很深，要完全切割是很困難的。但千萬不要低估蓬佩奧在意識形態方面的保守和強硬程度。蓬佩奧是從冷戰時期成長起來的政客，冷戰思維根深蒂固。只不過他清楚，今日的中美關係與當時的美蘇關係不可同日而語。他自己應該也很矛盾糾結，因此在講話中並沒有拋出真正的“戰略”來和中國對抗。

　　特朗普給人的印象，也談不上胸懷“戰略”，他是比較典型的結果導向型政客。他打貿易戰，在疫情中“甩鍋”、不合作，戰鬥姿態做得足，圖的是短期利益。特朗普政府還有個不可忽視的特點，它幾乎集齊了民粹主義、重商主義、對華鷹派等類型的極端角色。為什麼特朗普政府似乎對中國表現出特殊的敵意？各方合力，“殺傷力”自然驚人。

　　團結湖參考：表面上看，美國對中國發難是針對南海、知識產權、香港等一系列具體的問題。我們知道這些是藉口，而且解釋不了美國對華態度的深層邏輯。這背後有什麼結構性的因素？

　　謝韜：不妨從歷史的角度看。1840年是中國衰落的開端，差不多同一個年代，美國開始奉行海外擴張主義，中國急劇下降的時候，美國開始急劇上升。但到了2008年，情況幾乎完全反轉。美國從來沒想過要在自己衰落跡象明顯的時候，面對一個日益強大中國，心理落差可想而知。中國在國際上積極有為，在處於民族復興階段的中國人眼中再正常不過，卻容易被走“下坡路”的美國過度反應。不巧，特朗普政府極端政客“扎堆”，過度反應的效應愈加明顯，他們甚至會認為中國對美國的威脅是“全政府”、“全社會”的。

　　團結湖參考：即便沒有特朗普這屆特殊政府，看起來這種“誤解”似乎也難以解開，為什麼呢？

　　謝韜：這就牽扯到美國獨特的民族主義。什麼是美國的民族主義？有三個要素。第一，自由至上、民主至上，不僅美國如此，還要幫助全世界人民獲得他們認同的“自由”和“民主”；第二，白人至上，在國內表現為種族主義，在世界上表現為西方文明的優越感；第三，美國至上，這可不僅僅是美國利益優先，通俗地講，美國要永遠是世界第一。

　　實事求是説，中國在這三方面都跟它不相容，尤其當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一些美國人認為其霸權因此受到衝擊，這讓他們難以接受。從認同的角度來講，中美之間是有“註定”的張力的。

　　團結湖參考：認同的衝突必定會導致敵對嗎？

　　謝韜：即便存在根本價值分歧，大國之間也有合作的可能，比如在有共同的、迫在眉睫的威脅的時候。關鍵在於如何去定義這種威脅。新冠病毒等全球公共問題算這樣的威脅嗎？遺憾的是，如果有一方站得不夠高、想得不夠遠，共識就很難達成。

　　但敵對是要付出代價的。蓬佩奧為什麼去了一趟歐洲？如果美國真的要和中國公開敵對，就更依賴歐盟和日本的支持，所謂“志同道合的國家”的聯盟。問題是，這些國家的貿易、投資、教育等領域與中國相互依賴的程度也很深，美國必須耗費前所未有的功夫，才可能撼動局面。“環球同此涼熱”，“孤立”中國，意味着對現有的國際秩序傷筋動骨，恐怕會傷害到不止一代人。

　　團結湖參考：美國打出“勒令關閉總領館”的牌，似乎是在做“膽小鬼博弈”，逼人示弱。在不樂觀的形勢下，中國要怎麼做，才能既堅持原則、又減少損失？

　　謝韜：過去我們談中美關係，總説“管控分歧”。眼下更要緊的，恐怕是“管控危機”。不過關閉成都總領館，是對等原則下的反制措施，公平且傷害面積小。

　　但我也想邀請大家複習前面提到的一個“知識點”。短期內中美關係的温度陡降，美國國內政治是直接和關鍵的原因，相當程度上，它是特朗普政府過度反應的結果，未必是今後美國政治的常態。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意識到，中美在國家認同、政治體制、歷史發展軌跡等方面有着根本性差異。儘管中美兩國大多數人民都希望中美關係好起來，但不意味着它會自動好起來，這需要兩國決策者和兩國人民共同努力才行。不可否認的是，特朗普政府已經對尼克松開啓的中美關係造成了不可彌補的傷害， 短期內好起來的可能性很小。

　　對中國來説，無論華盛頓的精英對華認知如何改變，保持自身的戰略定力、繼續全面深化改革，才是真正掌握中美關係主動權的關鍵。在堅守原則的基礎上，面對“過度反應”保持理智，才能避免“大國政治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