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敵意究竟從何而來?

美國的敵意究竟從何而來?

  7月21日,美國單方面挑起事端,要求中方關閉駐休斯頓總領事館。關閉總領館是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前所未有的,美方表現出了罕見的敵意。如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所言,“這是在拆中美兩國人民友好的橋樑”,“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違反中美領事條約有關規定,嚴重破壞中美關係。”依照對等原則,中國於7月24日決定關閉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作為反制。

  國務卿蓬佩奧7月23日的一則演講,給美國的反常行徑做了註腳:他完全否定了尼克松總統所奠定的對華“接觸政策”,妄言其讓中國佔了便宜,卻沒能帶來一絲“改變”:在他眼裏,中國仍舊是所謂“自由世界的敵人”。

  蓬佩奧選的演講地點也相當特別:尼克松圖書館。什麼用意?自行體會。

  自打2016年上台,特朗普就不斷給國際社會“驚嚇”,中美關係也沒少波折。關税摩擦、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等因素,讓當前中美關係變數重重。但即便考慮這些背景,如今的緊張氛圍仍不同尋常。如何看待這樣的局面?美國針對中國的敵意,究竟從何而來?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謝韜向團結湖參考(ID:Talkpark)分享了他的見解。

  團結湖參考:蓬佩奧宣稱尼克松以來的“接觸政策”失敗,以及之前美國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勒令中國關閉駐休斯頓總領館,熟悉中美關係基本模式的人會覺得很意外。中美關係雖然時有摩擦,但總體上保持着合作狀態。我們該如何解讀這些充滿敵意的舉動?

  謝韜:蓬佩奧的這個演説,是一系列四篇有關中國的演説的收尾總結之作,另外三個演講者分別是國家安全顧問布萊恩(Robert O\'Brien)、聯邦調查局局長瑞伊(Chris Wray)和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這一系列的演説,本質就是向美國人“喊話”,表達三層意思:中國對美國是前所未有的威脅,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之前歷屆政府盲目的接觸政策,我們要改變這個政策。

  當然,説中國是威脅是謬論,完全是在妖魔化中國,不攻自破。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指向的都是積極、有建設性的合作,在抗擊新冠疫情的過程中,中國更是在國際社會上發揮了許多積極作用。怎麼是威脅呢?

  雖然不值一駁,這番言論仍舊值得我們警惕。

  蓬佩奧安排系列演説、試圖扭轉對華政策的基調,很可能是在仿效已故參議員富布賴特在1966年舉行的系列聽證會。諷刺的是,當初富布賴特相信蘇聯是比中國大得多的威脅,從而為中美破冰鋪路,如今蓬佩奧們卻要拋棄當年的成果。今日的“造勢”會不會和當年一樣起效?這是需要我們密切關注的。

  在這個時間點四位特朗普政府高級官員同時出來發表這一系列言論,大概率和選舉有關。但如果沒有選舉,這四個人多半還是會講一模一樣的話。蓬佩奧在講話中並不否認尼克松的貢獻,之所以想放棄“接觸政策”,是因為接觸政策有個前提,就是中國必然會按照美國所定義和預期的那樣,變成所謂“民主國家”。這也是美國長期對華政策的三大目標之一,另兩個分別是商業上把中國變為美國的巨大出口市場、宗教上把中國變為一個基督教國家。至少在他們看來,這三個方面都挺挫敗,雖然程度不一。

  團結湖參考:但在如今“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世界格局,不接觸、乃至脱鈎,幾乎是不可能的,對嗎?

  謝韜:蓬佩奧自己也心知肚明,所以他説,不可能像當初對待蘇聯一樣“遏制”中國。中國和美國的相互融入很深,要完全切割是很困難的。但千萬不要低估蓬佩奧在意識形態方面的保守和強硬程度。蓬佩奧是從冷戰時期成長起來的政客,冷戰思維根深蒂固。只不過他清楚,今日的中美關係與當時的美蘇關係不可同日而語。他自己應該也很矛盾糾結,因此在講話中並沒有拋出真正的“戰略”來和中國對抗。

  特朗普給人的印象,也談不上胸懷“戰略”,他是比較典型的結果導向型政客。他打貿易戰,在疫情中“甩鍋”、不合作,戰鬥姿態做得足,圖的是短期利益。特朗普政府還有個不可忽視的特點,它幾乎集齊了民粹主義、重商主義、對華鷹派等類型的極端角色。為什麼特朗普政府似乎對中國表現出特殊的敵意?各方合力,“殺傷力”自然驚人。

  團結湖參考:表面上看,美國對中國發難是針對南海、知識產權、香港等一系列具體的問題。我們知道這些是藉口,而且解釋不了美國對華態度的深層邏輯。這背後有什麼結構性的因素?

  謝韜:不妨從歷史的角度看。1840年是中國衰落的開端,差不多同一個年代,美國開始奉行海外擴張主義,中國急劇下降的時候,美國開始急劇上升。但到了2008年,情況幾乎完全反轉。美國從來沒想過要在自己衰落跡象明顯的時候,面對一個日益強大中國,心理落差可想而知。中國在國際上積極有為,在處於民族復興階段的中國人眼中再正常不過,卻容易被走“下坡路”的美國過度反應。不巧,特朗普政府極端政客“扎堆”,過度反應的效應愈加明顯,他們甚至會認為中國對美國的威脅是“全政府”、“全社會”的。

  團結湖參考:即便沒有特朗普這屆特殊政府,看起來這種“誤解”似乎也難以解開,為什麼呢?

  謝韜:這就牽扯到美國獨特的民族主義。什麼是美國的民族主義?有三個要素。第一,自由至上、民主至上,不僅美國如此,還要幫助全世界人民獲得他們認同的“自由”和“民主”;第二,白人至上,在國內表現為種族主義,在世界上表現為西方文明的優越感;第三,美國至上,這可不僅僅是美國利益優先,通俗地講,美國要永遠是世界第一。

  實事求是説,中國在這三方面都跟它不相容,尤其當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一些美國人認為其霸權因此受到衝擊,這讓他們難以接受。從認同的角度來講,中美之間是有“註定”的張力的。

  團結湖參考:認同的衝突必定會導致敵對嗎?

  謝韜:即便存在根本價值分歧,大國之間也有合作的可能,比如在有共同的、迫在眉睫的威脅的時候。關鍵在於如何去定義這種威脅。新冠病毒等全球公共問題算這樣的威脅嗎?遺憾的是,如果有一方站得不夠高、想得不夠遠,共識就很難達成。

  但敵對是要付出代價的。蓬佩奧為什麼去了一趟歐洲?如果美國真的要和中國公開敵對,就更依賴歐盟和日本的支持,所謂“志同道合的國家”的聯盟。問題是,這些國家的貿易、投資、教育等領域與中國相互依賴的程度也很深,美國必須耗費前所未有的功夫,才可能撼動局面。“環球同此涼熱”,“孤立”中國,意味着對現有的國際秩序傷筋動骨,恐怕會傷害到不止一代人。

  團結湖參考:美國打出“勒令關閉總領館”的牌,似乎是在做“膽小鬼博弈”,逼人示弱。在不樂觀的形勢下,中國要怎麼做,才能既堅持原則、又減少損失?

  謝韜:過去我們談中美關係,總説“管控分歧”。眼下更要緊的,恐怕是“管控危機”。不過關閉成都總領館,是對等原則下的反制措施,公平且傷害面積小。

  但我也想邀請大家複習前面提到的一個“知識點”。短期內中美關係的温度陡降,美國國內政治是直接和關鍵的原因,相當程度上,它是特朗普政府過度反應的結果,未必是今後美國政治的常態。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意識到,中美在國家認同、政治體制、歷史發展軌跡等方面有着根本性差異。儘管中美兩國大多數人民都希望中美關係好起來,但不意味着它會自動好起來,這需要兩國決策者和兩國人民共同努力才行。不可否認的是,特朗普政府已經對尼克松開啓的中美關係造成了不可彌補的傷害, 短期內好起來的可能性很小。

  對中國來説,無論華盛頓的精英對華認知如何改變,保持自身的戰略定力、繼續全面深化改革,才是真正掌握中美關係主動權的關鍵。在堅守原則的基礎上,面對“過度反應”保持理智,才能避免“大國政治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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