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孟子》，讀到《梁惠王上》，突然有似曾相識之感，孟子與梁惠王的對話，被後人稱為“義利之辯”，寶釵與探春的對話，不正是“義利之辯”嗎？
孟子説出了答案：
改革這種事，對民眾而言，其實是把雙刃合劍，改好了有利於民眾，改不好反而成了擾民，讓民眾陷入更大的困境。所以，改革者在執行改革方案之前，一定要深思熟慮，不能腦袋一拍就開幹。
探春想要改革的初心是好的，但她的方向是錯的，只想着如何為榮國府開源興利，絲毫沒考慮為此帶來的後患。這種改革，不如不做。
這就是寶釵馬上犀利批判的原因：徹底打消探春只顧“興利”的念頭。
孔子説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行事，都從“義”出發，小人行事，則從“利”出發。小人目光短淺，只看到眼前的這點蠅頭小利，君子卻能以長遠的眼光，從這些小利，看到隱藏在背後的禍患。
榮國府在王熙鳳“喻於利”的管理下，已經形成了“咱們家的男男女女都是`一個富貴心， 兩隻體面眼'”的風氣，如果探春的改革依然只盯着如何“興利”，只看到每年能賺幾百兩銀子，那就把榮國府推向了“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的境地，是對覆滅的助推。
聰敏的探春，巧妙地借《姬子》之語自罵悔過，從而接受了寶釵“先義後利”的觀點，並按照這個觀點完善改革方案。
榮國府的管理問題，不僅僅是財務危機，還有人與人之間的傾軋所造成的人心浮動。通過改革，“義利”並舉，不僅能增長財政收入，還能安定人心。
因此，聽到探春的改革方案，寶釵非常滿意：
至此，才理解了曹雪芹為這一章回所取的回目名，“敏探春興利除宿弊，時寶釵小惠全大體”。這一場“義利之辯”，因探春的“興利”而起，到寶釵的“全大體”而終，突出體現了寶釵堪比孟子的政治家風範，不負“山中高士”的君子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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