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涉港國安法不斷推進的消息讓一些西方國家坐立不安，澳大利亞就是其中異常活躍的典型。澳大利亞的反應並不令人奇怪。長期以來，澳部分政府人士和媒體就熱衷於炒作外國“干涉滲透影響”和“間諜威脅”，有關言論和報道含沙射影，或明或暗指向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國，並把澳大利亞包裝成國際間諜情報活動的“受害者”。事實真的如此麼？《環球時報》記者瞭解到，近年來，“賊喊捉賊”的澳大利亞從未停止過對別國的間諜情報“攻勢”，我國曾多次破獲澳情報人員針對我國的間諜活動。針對境外實施的滲透策反與情報竊密活動，國內有關部門將採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和行動，依法打擊，絕不手軟，堅決維護國家安全與利益。澳方渲染“中國間諜威脅”的言行，更是屢屢遭中方駁斥。
澳情報安全部門的“北京情報站”
澳大利亞是世界間諜情報領域的“老手”，作為“五眼情報聯盟”的重要成員和美國的跟班，澳不僅緊盯中國，近年來還“賊喊捉賊”，不斷渲染“中國間諜滲透”。然而，在鐵的事實面前，澳大利亞還是“露了餡”。
據《環球時報》記者瞭解，2018年，我國執法部門對一起間諜案件進行偵查時，在境內發現並現場抓獲了執行情報交聯活動的澳大利亞情報安全部門的間諜，當場起獲用於間諜活動的器材、經費以及剛剛蒐集的情報資料。記者注意到，其中一個小本上記錄着一些地名，疑似與澳方的間諜活動有關。有關部門透露，除在中國境內實施間諜情報活動外，澳大利亞情報安全部門在澳本土和第三國也針對華人開展策反活動。有關部門曾破獲案件，澳大利亞情報安全部門將一名華人策反後，安排其到位於堪培拉附近的斯旺島秘密基地進行專業的間諜培訓，之後又將他派遣回中國大陸蒐集情報。
另據《環球時報》記者獲悉，澳情報安全部門對華間諜情報活動的一個主要方式是：通過向中國內地和香港特區派遣間諜人員，進行策反發展和情報蒐集活動。澳情報安全部門在駐華大使館設立了北京情報站，這個情報站是東亞地區最高級別的中心站，不但負責管理在華情報活動，還管轄澳在日本、韓國、蒙古國等地的情報活動。澳方在情報站中派遣了多名情報人員，這些人員有着外交官的身份，還承擔着策反發展人員和情報交聯的任務。據稱，澳大利亞情報安全部門在中國從事間諜情報活動時十分謹慎小心，行蹤詭秘，使用了各類間諜器材，設法規避中國執法部門的偵查。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其自以為隱秘的間諜活動最終露出馬腳。
近年澳情報安全部門對中國駐澳機構和人員的監控力度越來越大，並且大規模約談、騷擾在澳華人，要求提供華人社區和中國使領館的情報，甚至將有些人發展成情報線人，設法向中國駐澳大利亞使領館滲透，或指使他們潛回中國蒐集情報。據國內有關部門掌握，在澳華人學者馮崇義就是澳情報安全部門運用的線人。馮崇義與澳方關係密切，多年來向澳方提供了很多涉華情報。英國《金融時報》曾報道其為澳大利亞永久居民，但仍持有中國護照。馮崇義就職於悉尼科技大學，常年在境外反華媒體上充當“中國問題專家”對華進行污衊攻擊，2017年，外媒還曾炒作馮崇義回國返澳時被“扣押”的消息。
澳情報安全部門對中國大肆開展技術竊密活動由來已久。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駐澳大使館在修建過程中，澳大利亞情報安全部門藉機“暗動手腳”。館舍投入使用後，中國有關部門在檢測中發現，建築內部被澳方安裝了大量竊聽器材，包括當時最先進的拾震式竊聽器和高頻、低頻電磁感應式竊聽裝置，幾乎覆蓋了每層樓板，甚至連使館儲藏室也未能倖免，以至於中國政府只能在澳重建大使館。從工作掌握的情況看，澳大利亞情報安全部門至今仍未停止對中國駐外使領館的技術監控和竊密。
“從幕後走向台前”
10年前，澳大利亞還被美國“太空戰”網站形容為地處亞太“二線”，但隨着美國在澳部署多座軍事情報蒐集站，澳方對俄羅斯、中國等國的監視也在加強。近年來，澳國內媒體披露出澳美共同運營“松峽”聯合情報設施等信息，表明中國已是這些技術監控設施的重要目標。澳大利亞不斷強化對中國間諜情報和技術竊密活動的同時，卻指責中國對澳“影響滲透”和“間諜威脅”，用“賊喊捉賊”這個成語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對於中國的崛起，澳大利亞是懷有複雜心情的。”華東師範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教授陳弘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澳大利亞一方面借中國經濟騰飛而獲得大量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又對中國有着潛意識的敵意，中國的政治體制與其截然不同，近年來澳大利亞政策上意識形態導向較強，這種潛在的敵意往往在外力和內因的共同推動下冒頭，誤導決策思維。
種種跡象表明，澳情報安全部門並不僅僅滿足於針對中國等國開展間諜活動。一些分析認為，澳大利亞有提升自己國際戰略地位的要求，不滿足於偏安一隅。澳大利亞前總理霍華德曾經説，“澳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副警長”，通過將自己綁在美國的戰車上，澳大利亞希望借力加強自身影響力。
陳弘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近幾年來，澳大利亞情報部門從幕後走向台前，公開發表對某些重大問題的意見，直接干預政治輿論，試圖影響決策。”陳弘分析説：“事實上，現在澳大利亞已不滿足於擔任美國的跟班和隨從，而試圖扮演美國的合作伙伴的角色。換言之，它不僅僅是服從和聽命於華盛頓，而是會自行戰略佈局，發起行動，對華為的打擊就是一例，2018年，澳大利亞先於美國，宣佈對華為實施全面禁令，隨後遊説多個西方國家，建議後者效仿。”
澳大利亞對華的“焦慮”和“敵視”到底從何而來？澳大利亞是中等強國，地處南太平洋，在冷戰中戰略地位不高，冷戰結束後更是一度被邊緣化。隨着奧巴馬推出重返亞太政策，尤其是特朗普大力推進旨在遏制中國的印太戰略，澳大利亞開始藉此強化其戰略地位。澳大利亞是一個真正的印太國家，通過加強自己在印太戰略中的重要性，加大活躍程度，澳大利亞希望能夠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澳大利亞的這種情緒也反映在其間諜活動中。據有關部門證實，在澳情報安全部門的間諜活動目標中，中國的分量越來越重。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日益崛起，澳大利亞感到壓力越來越大，焦慮感越來越強；另一方面則是在澳大利亞看來，作為“五眼情報聯盟”成員，有着蒐集中國情報與其他成員共享的強烈“責任感”。為此，澳大利亞近年頻繁修法，不斷增加情報機關職權和經費預算，強化對華情報網絡建設，對中國的間諜情報力度前所未有地加強。
堪培拉的“被害妄想”
正如陳弘所提到的，在澳情報安全部門眼中，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影響滲透”和“間諜威脅”無處不在，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ASIO）總幹事伯吉斯曾對外聲稱，“澳面臨的外國滲透和干涉威脅在規模、廣度和目標等方面均前所未有，嚴重程度甚至超過冷戰時期”，“澳各行各業都是外國干涉的潛在對象，包括各級別議員及其團隊、政府官員、媒體和分析人士、商界領袖、高校等”。在這種“被害妄想”的意識下，澳大利亞情報安全部門不斷鼓動政府出台針對所謂“外國影響滲透”活動的法案，並且向澳國內媒體“喂料”，暗中支持媒體炒作“中國間諜威脅”，毒化澳中關係。
“向相關媒體‘喂料’，藉助媒體對某些敏感問題進行炒作，放大、誇大乃至歪曲某些事件及其重要性，是澳情報安全部門常用的重要手段。”陳弘舉例説，去年曾引起各界關注的“王立強間諜事件”就很典型。
2019年11月，澳大利亞所謂的調查記者尼克·麥肯齊在澳《悉尼先驅晨報》《時代報》和9號電視台調查新聞節目《60分鐘》中聲稱一個名叫王立強的27歲中國男子叛逃澳大利亞，王立強自稱是“中國間諜”，“曾在香港、台灣地區指揮了間諜活動，後被派遣到澳大利亞開展工作”。陳弘表示：“王立強的自述疑點重重，明顯屬於詐騙，但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既然王立強自稱‘叛逃’，那必定是與澳方情報安全部門接觸，且按常理澳方不可能讓他主動接觸媒體，那麼媒體的消息來源是什麼？一個較符合邏輯的判斷是，澳情報部門早已判斷王立強屬於詐騙，但有意放風給記者，藉此炒作中國威脅論，至於此事是否屬實，情報部門不作評論，只要在社會上造成所謂‘中國間諜威脅澳大利亞安全’的輿論氛圍就行。”
對澳情報官員和部分媒體對中方的所謂指控，中方多次進行嚴厲駁斥，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所説：“（澳大利亞）不斷編造所謂中國的‘間諜案’，對澳大利亞的‘滲透案’，我想無論情節多麼離奇，花樣如何翻新，謊言終究是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