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對談生鮮騎手:迫不得已,並非一切都是系統的鍋

由 司徒元基 發佈於 綜合

導讀:即便對系統毫無怨言,已經是騎手王者段位的李銘威,對生鮮配送員的職業認同感依舊不高。在採訪中,李銘威直言:“我們階層不一樣。”

(觀察者網 文/胡毓靖 盧思葉 編輯/莊怡) 距離40分鐘內送達還剩26分鐘,美團買菜騎手張毅在前置倉內的貨架前走來走去,他還在等待自己配送的生鮮被分揀打包出來。

時間一分一秒流逝,他看着忙碌的分揀員,不知道該催誰,只能反覆查看着系統裏的剩餘時間。拿到包裹後,他需要在預計送達時間內將手上的6單生鮮配送出去。

在位於上海市中心的這家美團買菜倉,幾十名生鮮騎手匆匆擦身而過,帶着塞滿電動車的生鮮外賣去到城市的各個角落。

“與死神賽跑,和交警較勁,和紅燈做朋友”,圍繞外賣騎手的爭議不斷升温。在餐飲外賣的另一側,生鮮配送賽道上依然有很多騎手在奔跑,觀察者網在上海和美團買菜、叮咚買菜、盒馬幾個主流生鮮平台的騎手聊了聊,在每天帶着生鮮外賣穿梭在城市道路的日子裏,他們對於行業的爭議與痛點有自己的經歷和感受。

“逆行和闖紅燈是迫不得已”

一位在倉庫門外玩手機的美團買菜騎手告訴觀察者網,自己並不是沒有單,而是在等待分揀打包完成,相同的情況出現在多位在等待的騎手身上。與此同時,分揀時間越長意味着他們的配送時間越緊張。

美團買菜騎手劉峯告訴觀察者網,如果有一個理想化的出餐體系,平台的預計達到時間是可以緊湊完成的。

相較餐飲外賣分散的商户取餐點,生鮮的配貨點相對單一,這也就省去了來回於各個商户之間的時間。用劉峯的話來説,餐飲外賣中的多對多,在生鮮配送中變成了一對多,配送的繁瑣程度下降了。

儘管如此,生鮮配送還是面臨時間不足的問題。將近20分鐘騎手還沒有拿到自己需要配送的物品,這個情況發生在容易分揀打包的生鮮行業,而在需要製作的餐飲行業更加嚴重。

劉峯表示,在實際操作中,外賣超時大部分不是騎手的原因,商家備貨慢、拖慢其他同組單一起超時是十分常見的情況。在生鮮領域,同樣有分揀打包慢的情況。

裝滿生鮮外賣的騎手電動車,圖源:觀察者網

為了彌補這些流失的時間,生鮮騎手需要通過縮短騎行時間,以防自己不會因為送達超時而損失今日的工資。

“其實我們也不想逆行、闖紅燈,但實際情況逼着你不得不這樣去做。”對於違反交通規則的問題,劉峯表示在工作中非常常見,但很大原因“是實際情況迫不得已”。

觀察者網發現,受訪者所在的美團買菜倉位於上海市中心,毗鄰天橋和高架,附近並沒有直接的出口進入非機動車車道。

劉峯也自知違反交通規則的危險性:“我們都是腦袋懸在褲腰帶上”,但是“門口附近都不讓騎行的,推着走,怎麼可能呢?”劉峯説。

叮咚買菜騎手趙燁同樣向觀察者網提到了這個問題,趙燁認為,叮咚買菜留給騎手的配送時間一般是充足的,但即便如此,違反交通規則也是“稀鬆平常的事”。

據多位騎手介紹,不同於餐飲外賣配送的中午和晚上用餐高峯,大批生鮮訂單湧進平台一般是在上午10點鐘左右,在高峯時段,騎手一趟至少需要派送六七單,原本夠用的時間就變得十分緊湊。

在趕時間的情況下,“按正常的交通規則來走的話,繞路就把你繞壞了。”趙燁説,“明明就在馬路對面,非要走前面紅綠燈繞一下,再到前面再等一個紅綠燈繞回來,一下就耽誤了五六分鐘,我們拿6單,時間只有半小時”。

“快”是生鮮騎手的頭號關鍵詞。然而,分揀打包需要時間,騎行需要時間,上下樓需要時間,而在目前生鮮外賣平台的預計送達時間內,這些額外的因素並未被納入考慮。

“系統是死的,不合理的都是人”

配送超時的壓力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嚴厲的差評處罰,趙燁介紹,叮咚買菜對於超時引發的用户差評處罰相當嚴厲。

“我們送一單有的(客單價)才30塊,但是如果遲到了,客人可能直接打一個差評。第一次扣40塊,第二次直接扣80,你要送多少單才能把這80塊錢送過來?到了第三次直接就給你開除”,趙燁説。

生鮮平台懲罰嚴苛,但趙燁認為,生鮮騎手的壓力並不來自於系統。“系統是死的,不合理的一般都是人”,趙燁把原因歸結到配送環節各個節點的人身上。

趙燁解釋到,叮咚買菜給站點的分揀員是固定的,這也意味着訂單高峯時間點,分揀員速度跟不上,配送員訂單到手開始配送的時間就得往後挪。

“有時候訂單要10點45前送到,可是10點半才分揀好,高峯時間最少要拿六七單,這種情況是絕對要超時的。”趙燁説。

滿載包裹的叮咚買菜騎手,圖源:網絡

此外,在趙燁看來,終端的用户也可能是耽誤配送的“不合理的人”。

他以自己的一次配送經驗舉例,在那次短促的配送中,趙燁反覆敲了訂單欄地址的房門,但遲遲沒有人開門,他給下單的女士打電話,但女士並不在家。“她家裏有人,但她老公在睡覺,人家根本不管你呀”,趙燁感嘆。一來一回,趙燁耽誤了十分鐘,手裏剩下的五六單超時了。

這種情況還不是最糟的。遇上有人買了魚蝦這類水產,怎麼敲門都不開,打電話也不接的情況,趙燁就得在門口等着。

“(這些水產)也不好二次銷售,所以要等着用户不能直接帶回去,這種就非常麻煩”,趙燁對觀察者網説到,“不管是什麼樣的小哥都不會故意去拖延別人的時間。”

正是這些散落在各個環節的小差錯,如蝴蝶效應一般,一層層壓縮時間,使得生鮮騎手在配送的最後一公里不得不飛馳在馬路上。

在對談的過程中,趙燁提及自己做生鮮配送遇到麻煩時的心態轉變,“現在經歷多了就好了,因為有些事情你總有些無能為力的時候。”


“我們階層不一樣”

來自山東臨沂郯城的陳繼華也在上海做生鮮配送,他剛在盒馬鮮生兼職一個多月。陳繼華告訴觀察者網,他老家村子之前拆遷,家裏分到了縣裏實驗中學對面的一套還建房,但是房子還沒建好,“看行情還要兩年才能住進去”。

疫情過後,陳繼華來上海找了份工作,“收入不高,早上8點上班,晚上5點半下班”。工作之餘,陳繼華每天晚上從6點到9點送三個小時生鮮,每單6塊錢,一共能送10多單,掙90塊左右。

“房租這麼高,多掙點夠交房租的。”陳繼華想通過外賣騎手兼職來賺點房租,然而家人卻覺得這份工作有安全風險。陳繼華告訴觀察者網,考慮到生鮮騎手相對自由的工作時間和還算過得去的報酬,加上房租的壓力,自己還是執意做下去。

據陳繼華介紹,兼職騎手每超時一單,平台就會給騎手降單。“本來每次可以送6單,就只讓送5單了”,騎手對應的管理員也會面臨降單處罰。

觀察者網在和多位生鮮外賣騎手的交談中瞭解到,一般情況下,騎手每次出站配送的單量都在6單左右。事實上,這也是最為合理的區間,配送時間在45分鐘左右,訂單量再往上加,就會有超時的風險。

超時意味着配送效率和每日工資的下降,陳繼華告訴觀察者網,為了不超時,自己和外賣騎手一樣,會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逆行和闖紅燈。

騎行中的盒馬配送員,圖源:網絡

同為盒馬生鮮配送員,李銘威卻不覺得有時間緊的問題。他告訴觀察者網,自己以前有快遞配送的經驗,這些經驗也能套用在生鮮配送上。“路要熟悉,得知道先送哪家”,李銘威分享自己的經驗。

憑藉這點看似簡單的經驗,李銘威目前已經是盒馬生鮮認證的王者段位配送員。但談及做外賣騎手的原因,“王者段位”的李銘威同樣流露出一絲不得已。“今年疫情影響單位效益不好,工資待遇也少。我們外地的還要租房,還貸款”,李銘威説。

對於網絡熱議的文章《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李銘威沒有流露出絲毫的興趣,他告訴觀察者網:“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在他看來,各家外賣和生鮮公司都有自己的規定,而這些規定正是系統得以運轉的原因。

即便對系統毫無怨言,已經是王者段位的李銘威,對生鮮配送員的職業認同感依舊不高。在採訪中,得知觀察者網是盒馬的用户並且是通過盒馬配送的短信聯繫到他時,李銘威就直言:“我們階層不一樣。”

李銘威與觀察者網的交流截圖

不言而喻,這句話的意思是配送員們與平台用户們的關係,一扇門之隔,李銘威眼中的盒馬用户們經濟壓力更小——住在大城市,享受着買菜送上門的服務,少數人還帶着居高臨下、頤指氣使的態度。

“如果有選擇,誰來做這個?”李銘威問道。事實上,多位生鮮騎手都向觀察者網透露,自己做生鮮配送只是收入壓力下的短期,美團買菜的劉峯則直言自己早在半年前就提出辭職了,但站長一直留他做到現在。

對於網絡熱傳的那篇文章,劉峯表示自己在網上看到了,但覺得並沒有什麼用。劉峯説到,行業的這些問題發生在很多外賣騎手身上,早就是“已經曝光的秘密”,“平台吃商家、吃騎手,在我們這已經不是稀奇事情。”

外賣行業顯然存在着不合理,但劉峯認為,“沒有哪個環節有很大的問題,都是一些小問題,只是我們(外賣騎手)是最後一環,問題就體現在我們身上了。”

小編手記

“腦袋懸在褲腰帶上”、“都是老闆在賺錢”、“沒有晉升的空間”......生鮮騎手對於自己的境況和發展有着清醒的認知。

艾媒諮詢數據顯示,2020年受疫情影響,消費者對於生鮮到家的需求急速增長,生鮮電商市場交易規模將會顯著的提升,預計2020年將升至2638.4億元。

然而在生鮮行業爆發的今天,生鮮騎手並沒有隨着資本風口獲得明顯的紅利全職外賣員每天工作時間達到13-14小時,但平均一單僅收入5塊錢。

“我們就是老闆的掙錢機器”,劉峯用這樣一個詞形容了外賣騎手。在和平台的博弈中,生鮮騎手往往是無奈的,一個生鮮騎手調侃地説:“什麼福利都不提供,我們公司只提供罰款。”

由於經濟壓力,李銘威和陳繼華在疫情過後選擇離開家鄉來到上海,做一名兼職生鮮騎手;由於疫情原因,劉峯選擇了春節不回陝西老家,本來計劃好的辭職也就此擱置;趙燁則顯得更為堅忍,認為系統的不合理之處都可以通過認為的努力而改變。

9月9日晚,美團就發酵兩日的《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一文及其引發的討論發表聲明,從優化系統、安全保障、改進騎手獎勵模式等5各方面,回應公眾關注。餓了麼也在早些時候推出“我願意多等5分鐘/10分鐘”功能進行回應。

在某個基本面上,受訪騎手們還是認同系統的問題是存在解決方法的,如果系統每一個環節的人能做得更好:外賣平台能多一些保障和福利,生鮮倉和外賣商家的人手多一點,分揀員和備餐員的時間充足一點,少數用户能履約開門接走商品......如果能在蝴蝶效應影響彌散的每一個環節中稍加控制,生鮮騎手的最後一公里路程,可能會順當很多。

巨頭間的對弈在熱鬧地進行着,而身處外賣行業底層的騎手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系統問題的最終呈現者、關注點以及爆發口。但是,如果資本間的對弈,是依靠犧牲普通勞動者的利益、依靠轉嫁社會矛盾來實現,終究會遭到反噬。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騎手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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