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時代的終結”早就到來了

英國《經濟學人》週刊網站8月18日發表題為《美國實力的未來》的文章，作者是美國斯坦福大學弗里曼-斯波格利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弗朗西斯·福山。文章認為，美國時代的終結早就到來了，美國未來影響力如何將取決於其解決內部問題的能力而非外交政策。全文摘編如下：

在美國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垮台後，絕望的阿富汗人本週拼命逃離喀布爾的恐怖景象令人想起世界歷史的一個關鍵節點——美國退出世界舞台。而事實上，美國時代的終結遠比這更早就到來了。美國衰落的長期根源更多的是國內因素而非國際因素。這個國家的大國地位還將維持多年，但影響力如何將取決於其解決內部問題的能力而非外交政策。

▲8月16日，在阿富汗喀布爾機場，民眾追逐攀爬一架美軍運輸機。新華社/美聯

美國霸權的巔峯時期持續不到20年——從1989年柏林牆倒塌到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機前後。當時，這個國家在許多實力領域——軍事、經濟、政治和文化——都佔據主導地位。美國狂妄自大的巔峯是2003年入侵伊拉克，當時它希望不僅能改造伊拉克和兩年前入侵的阿富汗，還能改造整個中東地區。

這個國家高估了用軍事實力帶來根本性政治變革的有效性，同時也低估了其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對全球金融的影響。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結束時，美軍深陷兩場反叛亂戰爭，以及一場凸顯出美國領導的全球化帶來了巨大不平等的全球金融危機。

這一時期的單極化程度在歷史上相對罕見。從那以後，世界一直在迴歸更加正常的多極化狀態。中國、俄羅斯、印度、歐洲和其他中心相對於美國的實力獲得了增長。阿富汗對地緣政治的最終影響可能微乎其微。在此之前，美國曾挺過一次令其蒙羞的失敗經歷——1975年從越南撤軍，但很快在10多年後重新獲得了主導地位。

美國全球地位面臨的更大挑戰來自國內：美國社會嚴重兩極分化，在幾乎所有問題上都難以達成共識。這種兩極分化始於税收和墮胎等傳統政策問題，但後來轉變為圍繞文化認同的激烈鬥爭。那些感到被精英階層邊緣化的羣體要求重新獲得認同，我在30年前將此稱為“現代民主的致命弱點”。通常情況下，像全球疫情大流行這樣的重大外部威脅應該是公民團結一致共同應對的情況；而新冠疫情危機卻加深了美國的分裂，保持社交距離、佩戴口罩和接種疫苗不被視為公共衞生措施，而被視為政治標誌。

在後民權時代，以美國是多種族民主國家為傲的公民身份已被圍繞1619年和1776年的激烈交鋒——即這個國家是建立在奴隸制還是為自由而戰的基礎之上——所取代。這一衝突延伸到雙方認為自己看到的不同現實：2020年11月的大選要麼是美國曆史上最公平的大選之一，要麼是存在大規模舞弊、導致不合法的總統上台的大選。

在整個冷戰期間直到21世紀初，美國精英階層達成了堅定的共識，即支持美國維持在世界政治中的領導地位。阿富汗和伊拉克無休無止的戰爭，不僅令許多美國人對中東這樣棘手的地區感到厭煩，也對美國參與國際事務普遍感到厭煩。

兩極分化直接影響了外交政策。在奧巴馬執政期間，共和黨人採取鷹派立場，嚴厲批評民主黨人“重啓”美國與俄羅斯關係的政策，以及對待普京總統的所謂幼稚做法。前總統特朗普轉變立場，公開支持普京。今天有近一半共和黨人認為，民主黨人比俄羅斯對美國生活方式構成的威脅更大。

兩極分化已經損害美國的全球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取決於外交政策學者約瑟夫·奈所説的“軟實力”，即美國製度和社會對全世界人民的吸引力。而這種吸引力已經大大減弱。成熟民主國家的標誌是能在選舉後進行和平的權力交接，而令人震驚的是，今年1月6日美國未能經受住考驗。

拜登總統領導的政府執政7個月以來最大的政策失敗，是未能為阿富汗的迅速崩潰做好充分準備。無論這一失敗多麼有失體面，它都不能否認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的根本決定是明智的。拜登表示，撤軍是必要的，為的是集中精力應對未來俄羅斯和中國的更大挑戰。我希望他對此是認真的。奧巴馬從未成功實現將“重心”轉向亞洲，因為當時美國的重心仍在中東的反叛亂行動上。

美國不太可能恢復原來的霸權地位，也不應該抱有這樣的期待。

來源:參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