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大多數人身上承載着太多人的殷切盼望，那些病重多年的人，那些為自己的權利聲張多年的人。”西班牙工社黨議員卡塞多（Carcedo）話音剛落，當地時間3月18日，西班牙眾議院經過最終投票，以202票贊成，141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安樂死法規。
當地時間3月18日，西班牙眾議院在經過最終投票之後，以202票贊成、141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安樂死法規。
歷經一年多的審議，該項法規最終得到批准，將在6月正式生效。這意味着，西班牙遭受嚴重疾病或不治之症的病患將可以申請安樂死或協助自殺。
這一立法對一些人來説姍姍來遲，對另一些人來説，則終於得到了行為合法的慰藉。
現住巴塞羅那的59歲護士索菲亞·馬拉格頓（Sofía Malagón）六年前被確診帕金森氏症，在醫院ICU工作了25年後，她深知將會發生些什麼。有了新的法律，她覺得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尊嚴死了。
西班牙對安樂死的討論可追溯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回顧近四十年的歷程，在“安樂死”議題裏，有不同個體的持續抗爭，也有與政治、宗教、醫療和道德等問題的緊密纏繞，最終社會各界得以重審生與死的命題。
目前全球安樂死合法化的情況
尊嚴死
一個臉色蒼白的男人躺在牀上，四肢萎縮。30年前，他因一場意外導致四肢癱瘓。他全身能自由支配的只剩頭部，一個插上吸管的杯子靜立在扭頭可及之處，裏面有足以致死的有毒溶劑。
那是1998年的1月12日，攝像機裏留下了55歲的拉蒙·桑佩德羅生命裏最後一幕。
“當我喝下這杯東西，我將不再是一個恥辱的奴隸：一具屍體上的活頭。”拉蒙對着攝像機告別，聲明自己不需要任何同情，他渴望死亡已經很久了，這一切都基於自主決定。他隨後喝下了毒藥，接下來的40多分鐘裏，儘管他掙扎、吐沫，仍然面帶微笑。
兩個月後，這段錄影由西班牙一家電視台播出，輿論譁然。安樂死在當時的西班牙尚屬禁忌，超過三分之二的西班牙人信奉天主教，自殺及安樂死都有違教義；此外，根據當時的西班牙刑法規定，協助自殺者須負刑事責任。
早在1983年，西班牙社會有過關於安樂死曇花一現的討論。
1983年11月11日，西班牙《國家報》刊登了一封讀者來信，來信者希望在西班牙建立一個尊嚴死協會，意在營造一個更寬鬆的輿論環境，期待通過更改現行法律使絕症患者的安樂死合法化。來信者在國家報上留下了自己的聯繫方式，翌年，約有200人互相聯繫，試圖共同在西班牙創立“尊嚴死協會”（DMD），別名“自願安樂死協會”。
協會籌備期間，一位53歲的白血病患者布拉茲現身説法，在《國家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向死而生》。八年和疾病的鬥爭讓他漸覺自己成了家人的負擔，他只想擁有自主決定死亡的權利。
這些聲音並沒有得到重視。1984年11月，西班牙內政部以DMD的成立目的違反了《醫學道義法》為由，拒絕了它的註冊申請。時任內政部長巴里奧涅沃稱，“對任何人而言，死刑都是沒有尊嚴的。”
對內政部的批評一時如潮水般湧來，《國家報》在社評中質疑工社黨政府對於死亡的態度，斥責其無意在行政層面革新認知。迫於壓力，一個月後，內政部於12月13日通過DMD的註冊申請。
1986年，西班牙出台《通用醫療法》，明確規定患者擁有拒絕治療的權利，這場安樂死討論暫告一段落。
七年後，拉蒙向巴塞羅那的地方法院提出合法安樂死的申請。
儘管有DMD成員的支持，他的請求被法庭以違背刑法條例為由拒絕了。西班牙刑法第143條規定，誘導他人自殺或協助自殺，可判處二至五年或六至十年的有期徒刑。
拉蒙不死心，上訴至最高院，又被駁回，最後拉蒙將訴求提請至在法國東北部城市斯特拉斯堡的歐盟人權委員會，仍舊失敗。
作為西班牙第一起公開要求合法安樂死的案例，此案重啓民間關於安樂死的討論。與此同時，拉蒙安樂死的訴求將自己與家人都置於輿論中心。有人質疑拉蒙是因為沒有得到足夠的家庭關愛，才想放棄生命，類似的聲音讓拉蒙的家人也陷入難言境地。
1995年，在DMD第一任名譽主席薩爾瓦多·帕尼克爾的努力下，西班牙補充了刑法第143條中關於協助自殺的內容：若受害人遭受嚴重絕症，且明確要求幫忙，協助者可以酌情減刑。
即便如此，一切離拉蒙想要的還很遠。
1996年，在最後一次上訴失敗後，拉蒙對獲得合法安樂死已心灰意冷，他稱自己被獨自困於法律刑罰、醫生權威及死亡禁忌中。
次年，拉蒙開始策劃自己的死亡。
深海無言
1968年8月23日，宿醉的拉蒙·桑佩德羅在離家不遠的富爾納斯海灘上游蕩。這個25歲的年輕人從小在西班牙北部加利西亞的沿海小鎮長大，22歲就隨着商船周遊世界，對他而言，大海和家一樣熟悉。
太陽一點點移到頭頂，海水正在退潮。拉蒙一陣燥熱。酒精模糊了他的判斷，海浪聲起，他從岩石處一躍而下。
清醒時，他發現四肢已動彈不得。醫生判定拉蒙頸部以下癱瘓。出院後，拉蒙搬離了自己的公寓，和父母、兄嫂住到一起。
生活變得侷促。二樓那個靠窗的牀鋪是拉蒙全部的活動空間，為了讓拉蒙可以看書，父親和侄子製作了一款閲讀器，拉蒙躺在牀上，時不時咬着一根木棍翻書或寫詩。
自拉蒙公開宣稱自己希望安樂死後，許多人來和他聯絡，有人寫信稱自己和他同病相憐，但更多人表達了不理解。一個罐頭廠的姑娘拉莫納·曼內羅在看了他的報道後，騎車前往拉蒙的家中，勸他不要孤意赴死。大多數時候，拉蒙只是温和地聽着別人講話，唯有觸及安樂死問題時，他決不相讓。爭執中，拉蒙向她吐露了自己精神上的痛苦。
對拉蒙而言，無論接受多少好意，他始終是一個喬裝於世的活死人，月光、鮮花和愛情，都在他的身外，“正在死亡的我，該如何談論愛情？……還有什麼比聽見屍體説話更為荒謬？像人一樣熱情講話，但不知冷熱，既無快樂，也無痛苦。”拉蒙認為，這樣的處境不是生活。因為四肢癱瘓，他無法自殺，為了生命的尊嚴，他一直嘗試找人來協助自殺。
1997年年底，為了不拖累親人，拉蒙從家中搬離，獨自住到一間離家二十五公里遠的公寓裏。由於不能移動，他需要別人協助將藥物放到自己能碰到的地方。
這一步被切割成十一個動作，每個朋友完成一個孤立的動作，這樣就沒人會因為幫助他而被判刑。
拉蒙的死亡不是結局。
次年三月，被公開的錄像引來了羅馬天主教會的暴怒，警方以涉嫌協助自殺為由拘留了他的朋友拉莫納，但自拉蒙死訊傳出，3000多人在請願書上簽名，聲稱自己是協助拉蒙·桑佩德羅死亡的人。各類脱口秀和報紙上都充斥着關於協助自殺的討論，最後由於證據不足，拉莫納被釋放。
拉蒙的死扭轉了公眾對於安樂死討論的風向，1998年3月，大選失利的工社黨提出將協助自殺合法化的法案，遭到西班牙議會的否決，但人民黨政府同意將這一議題提交參議院，並提出成立相關委員會進行討論。
2002年，西班牙出台《患者自治法》，規範患者在生前遺囑中的個人權利，在特定情況下，患者可以拒絕接受醫療服務。
2001年及2004年，根據拉蒙故事改編的電視劇及電影相繼播出。導演阿梅納巴稱，拉蒙本人的故事已經足夠傳奇，他要做的只是儘可能地去理解並表現他，電影《深海長眠》獲評2004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深海長眠》影片
同年，時任工社黨主席何塞·路易斯·羅德里格斯·扎帕特羅在首相競選中提出，“我們將力爭在國會中建立一個委員會，致力於安樂死和尊嚴死等方面的發展，促進姑息治療的可能。”自此，拉蒙的故事徹底擴大了西班牙安樂死的輿論。
“死亡醫生”
一面，以拉蒙為代表的患者在積極尋求安樂死的可能性；另一面，以路易斯·蒙特斯為代表的醫生們正嘗試推開阻礙尊嚴死的牢固邊界。
醫生蒙特斯被反對派稱為“死亡醫生”。有人匿名指控他在維羅·奧喬亞醫院急診室供職期間，給人注射鎮靜劑後，24小時內十有八九的病患會不治去世，這一死亡率是其他醫院的3倍。
路易斯醫生很快被撤職，但他堅持認為自己給予了患者尊嚴死，“僅因許多醫生的偏見和無能，人們不得不多遭受數小時甚至數日的痛苦折磨。”
在安樂死並未合法化的情況下，路易斯等人採取了另一種方式，沒有讓病患在痛苦治療過程中延長生命，而是用鎮靜劑給予其姑息治療，將瀕死當作正常過程，不加速也不拖延死亡，得到了科學協會的認可。
馬德里官方醫師學院院長法利納表示，上述醫院急診室小組於2003年向赫塔菲醫院倫理委員會提交過姑息治療的研究，醫院對絕症患者的鎮靜劑管理得到了批准。況且該急診室進行的治療獲得了病人家屬的“知情同意”。
2008年1月，法庭結束對此案的調查，認為患者死亡與鎮靜劑使用沒有必然聯繫。
幾起類似的鎮靜劑姑息治療案發生後，從2010年起，西班牙多個地區陸續頒佈《尊嚴死自治法》——尊重患者意願，保障死亡過程中的人權，支持姑息治療。2017年，加泰羅尼亞地區呼籲國會將安樂死“非犯罪化”，試圖以地區議會力量推動西班牙刑法變化。
儘管曾被稱為“死亡醫生”，路易斯一直在為“生命”奔走。2009年，他成為了DMD的主席，他覺得“醫學必須預防痛苦並保證死亡質量。生命是一項自然權利，一個清醒的成年人應該能夠對此作出自己的決定。”
2018年，69歲的路易斯醫生在驅車前去參加DMD會議途中發生車禍死亡。
三十年的掙扎
醫生的推動讓大眾看到一些希望，同時患者們也在為自己的“死亡權”做着持續的努力。2019年，網上流傳的一段死亡視頻引發熱議。
視頻畫面裏，一根淺綠色的塑料吸管橫在中央。吸管一頭，純淨的玻璃杯裏，盛着如清水般澄澈的有毒溶液；另一頭，一位短髮瘦削的老婦人安靜地靠在牀上，枕着丈夫為她墊高的被子。疾病侵蝕着她的身體，讓她的四肢無法動彈，從脖頸到手臂，處處能看到皮膚下凸起的筋脈。此時，她雙眼緊閉，再也不會醒來。
瑪麗亞·何塞·卡拉斯科期待這一天很久了，她61歲了，受多發性硬化症（MS）困擾30年，手腳不再自由控制。她想要有尊嚴地離開。2019年4月3日，在丈夫埃爾南德斯的幫助下，她終於實現了死的權利。
最初，她發現自己簽字、繪畫、彈琴都會手抖；看電視重影；感覺不到自己的腳……確診之後她感覺越來越糟，不再去見朋友，不再外出，辭去了自己在法院的工作。一天，埃爾南德斯下班回家，像往常一樣，踏進公寓時喊着妻子的名字。但這一次，沒有回應，房間裏安靜得嚇人。
他迅速趕到房間內，瑪麗亞被一個個空蕩蕩的藥瓶環繞着，失去了意識。他把她從牀上拖起來，她羸弱的身軀“砰”地倒在地上。“我將她拖至浴室，將手指伸進她的喉嚨”，瑪麗亞吐出一團藥片。醒來後，丈夫告訴她，儘管無法阻止她自殺，但會“盡一切努力證明她有繼續生活的理由”。
他減少了工作時間多陪伴妻子，買了上百部電影碟片和她一起看，在週末陪她離開馬德里去野餐，享受自然。但這些都沒能抵擋住瑪麗亞病情的惡化。為了應對妻子的情況，埃爾南德斯為她重新裝修了公寓，在牆上安裝把手，方便她扶着到廚房；他改裝了浴室便於妻子洗漱，“她沒有高質量的生活，但我覺得她還是可以保持向前進。”
他提早退休，艱難地照顧妻子，為她洗漱、塗面霜。但有的時候，輪椅嘎吱的聲音，妻子輕輕的咕噥聲，藥片與藥瓶碰撞的聲音，這些離死亡愈發靠近的聲音讓埃爾南德斯有些困惑，妻子想要延續生命嗎？還是自己自私地在強制妻子繼續活下去？他們討論過安樂死，儘管那時在西班牙還未合法。
瑪麗亞的情況已惡化到了無法使用雙手的地步，那是2018年，她癱在輪椅上，像是被一件緊身外套深深地束縛着難以動彈，幾乎很難看見、聽到，一些時候甚至不能吞嚥或者談話。她已再次準備好迎接死亡。那一年，西班牙議會同意辯論由工社黨起草的安樂死提案，這給了這對夫妻希望，但幾個月過去了，法案還是受到了保守黨的阻礙。
等待的每一天對瑪麗亞來説都是煎熬。
這對夫妻開始計劃錄製視頻，讓更多人注意到申請安樂死的患者的狀態，他們想要促成安樂死法案的進一步辯論、通過。瑪麗亞擔心丈夫會面臨被起訴的風險，但埃爾南德斯已經下定決心了，願意幫助妻子擺脱糾纏她多年的痛苦，決定用影像記錄發生的一切。
鏡頭下，埃爾南德斯認真地問妻子，“是否想要協助自殺？”
妻子：“越快越好”。那時的她像極了二十多年前的拉蒙，躺在輪椅上一絲無法挪動，全身上下唯一讓人看到生機的是她頭顱和那副堅定的眼神。一切準備就緒。一番擁抱，一片寂靜，獨留一人。
埃爾南德斯絲毫不隱藏這些舉動，他向警方自首，向媒體公開視頻，“我們希望這件事能在安樂死話題領域照出一片光亮”，但同時，他本人被送向了性別暴力法庭，“認識我和瑪麗亞的人都知道，我們的婚姻中什麼都有，除了家暴。”
100萬個簽名
聽説埃爾南德斯被指控的消息，“我就像十多年前接到那通電話時一樣憤怒無助。”霍爾曼醫生如是説。2005年時他因幫助一位絕症老人自殺，成了西班牙首位實施安樂死被指控為謀殺罪的醫生。
“他照顧了妻子這麼多年，親眼看着自己的愛人一心赴死，他的協助是一種愛。”霍爾曼醫生在請願網（change.org）上寫道，他急切地想為埃爾南德斯辯駁，希望其免於被指控，免於像自己一樣“用十年時間重建生活”。
用請願方式表明態度的遠不止霍爾曼醫生一人。
罹患硬化症十年的馬科斯在請願網上打下這行話，“我熱愛生命、敬重生命，享受我過去的生活。但帶病卧牀四年，忍受着連嗎啡都不能抑制的病痛……我想休息了，我不想再被痛苦折磨。”三個月後他離開了世界，但他的遺孀仍在為他發起的安樂死合法化請願爭取簽名。
“她希望在意識不清醒時奔赴死亡，而不是在痛苦、失憶中維持生命。”但現實是，他看着妻子的淚水沿面劃過，卻無法遵從她的意願。特克瑪·洛倫特的妻子患阿爾茲海默症12年了。
在妻子病情晚期的那幾年，她的生活不能自理。特克瑪看着他的愛人哭泣、作出難受的姿勢，自己卻沒法幫助，只感到強烈的無助。
“死亡不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嗎？其他人有權讓自己的生命獲得尊重，為何我的妻子想要結束生命，這一權利不能受到尊重？”他在請願中問道。他的請願希望換來安樂死的合法化，他的妻子於同一年去世了，沒有等到法規通過的那天。
霍爾曼、馬科斯、特克瑪三人發起的請願在網上獲得如潮湧般的回應。2019年7月12日，三份請願書收集到的100萬個簽名被提交到西班牙議會，要求對安樂死進行法律修改。
是結束，也是開始
民眾對於安樂死的支持率逐年提高，在2019年達到了87%。
2021年初，安樂死法草案被送上代表大會。民情支持，黨派推動，議會同意將安樂死法草案送入修正階段。
安樂死支持者手中的標語：可以選擇免於痛苦的死亡。西班牙《國家報》圖
修正階段內，各方爭議湧現。西班牙教會認為安樂死法案是種政治行動，合法化後可能會產生道德問題，有類似擔心的還有西班牙極右翼黨派呼聲黨（Vox）的議員，“這項法律相當於給最弱者簽署死刑。”在野的人民黨（PP）則認為這項重大社會變革仍未經過充分公開辯論。醫療界也有人認為新法與醫生救死扶傷的職業操守相悖。
當地時間2021年3月18日，西班牙馬德里，反對安樂死的示威者在西班牙議會外抗議。
在法案支持者眼裏，安樂死合法化更意味着將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交還個體手中，法案也規定了相應的執行監督措施。那些身患絕症的患者還在繼續等待。
2020年12月17日，在多番辯駁過後，西班牙議會通過安樂死法案。3月18日，西班牙眾議院通過了安樂死法規。
59歲的護士索菲亞在六年前被診斷出患有帕金森氏症，25年的醫院ICU工作經驗讓她再清楚不過未來會面臨什麼。
當地時間2021年3月9日，西班牙巴塞羅那，60歲的護士Sofia Malagon患有帕金森症，在家中接受採訪。人民視覺 圖
“我很擔憂以後會慢慢去世，十分糟糕地活着，”索菲亞擁有生物倫理學碩士學位，一直在積極爭取安樂死合法化。“藥物應該不僅用於治療，也要用於避免痛苦。”新法通過於她而言具有進步意義，但她也不滿足於此，因為法律規定，來自國家醫療衞生部門的醫生仍有權利對病人安樂死的選擇提出個人反對。
“我們贏得了戰役，但現在面前還有需要繼續奮鬥的戰爭。”索菲亞説。
88歲的喉癌患者耶蘇斯也有和索菲亞類似的擔憂，擔心只有在疼痛難以忍受時才被允許安樂死。
當地時間2021年3月2日，西班牙巴塞羅那，88歲的Jesus Blasco身患喉癌，透過公寓的窗户向外看。
他在經歷了喉癌手術後，便表示想要赴死。他在醫院裏呆了五個月，靠進食管維生，醫生預測他的一生將不能再正常進食和喝水。耶蘇斯説如果他的健康惡化，他會再次考慮安樂死。“誰能決定我的痛苦是否不堪忍受?神父，教皇，政客?這取決於我。”他説。
失去妻子後，埃爾南德斯還在等待案件進一步的審理判決。在他和瑪麗亞的小家中擺滿了書畫，不少繪畫作品出於瑪麗亞之手，輪椅也安安靜靜地擺在家裏。“直到安樂死被合法化，我才會改變家裏的佈置，那時我的悲傷才算到了終點。”在那之前，在沒有她的日子裏，他只是活着，惴惴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