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月19日菅義偉當選為日本第99屆首相後，這位長期以“循規蹈矩”形象展現在世人面前的日本男人正在顛覆着日本國民的認知。作為日本新一代首相，新官上任的菅義偉一改“安倍經濟學”的經濟基調，正通過務實與平衡的方式打造自己的執政路線。大刀闊斧的政事改革，活躍的外交政策和具有菅義偉執政特色的“菅義偉經濟學”都在深刻改變着日本。 1
在“安倍經濟學”的指導方針下，日本央行開始施行QQE（質化+量化貨幣寬鬆）政策，不斷放水，瘋狂印鈔，並且自2016年開始實施負利率，鼓勵民間消費。不僅如此，日本還進行了主動的日元貶值，以期使出口為主的日本經濟獲得增長。據日本共同社報道，自安倍執政後，日經股指從2012年的10000點左右震盪上升到了如今的23000點左右。翻了一倍有餘的股市不僅使日本90%以上的大型企業實現了連年盈利，還使失業率和就業率也達到了近年以來的最好水平。毫無疑問，從宏觀的數據來看，“安倍經濟學”的確使日本迎來一個長達71個月的持續增長期，這也是自1993年起“失落20年”的日本經濟第一次得到如此的發展。因此，“安倍經濟學”備受讚許。然而，事物的發展必然都有兩面性。大水漫灌的“安倍經濟學”雖然在短期改善了日本經濟，但是長期來看卻並不能真正挽救日本。尤其是在“安倍經濟學”進入改革深水期後，QQE、負利率與日元貶值的負面影響開始超過正面影響。從GDP增長率來看，作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年均實際GDP增長只有1.2%，幾乎是G7經濟體中最差的（略好於最差的意大利）。
而從就業率來看，最低失業率的光鮮背後則隱藏着日本最大的社會危機——人口老齡化。日本的勞動年齡人口從安倍上任的8060萬人下降到了如今的7500萬人左右，所以就業率上升了，失業率下降了。另外，經過安倍經濟學的改革，日本金融市場的融資環境依然不夠完善、難以培養創新企業。有調查顯示，在企業競爭力至關重要的勞動生產效率方面， 2018年日本的生產效率僅為美國的六成水平，在七國集團中墊底。不僅如此，日本還是發達國家中揹負公共債務最多的經濟體。在老齡化、高債務的雙重壓力下，“安倍經濟學”僅僅是取得了短期的效果，而結構性問題並未解決。因此，直至安倍卸任首相，其競選上任時的承諾大都沒有實現。 2
由於菅義偉是接替安倍完成剩餘的執政任期，因此其首相一職將於2021年9月結束。屆時，菅義偉能否繼續擔任首相，一方面得看他是否能總裁選舉中再次獲勝，另一方面也得看自民黨是否能在下一次大選中獲勝。
在以確保菅義偉內閣（自民黨）能夠長期執政為首要考量後，菅義偉一上任後就在人事佈局上重拳出擊。為使自己在2021年的自民黨總裁競選中處於有利地位，菅義偉內閣在人事佈局上將其公開的競爭者進行了徹底邊緣化，使他們在黨內和政府內都沒有展示身手的平台。
作為黨內最大的競爭者，石破茂和岸田文雄成為了菅義偉打壓的首要人員。曾經擔任過自民黨幹事長和防衞大臣等要職的石破茂，在日本民間有思想家戰略家的美譽。岸田文雄則擔任過自民黨的政調會長和外務大臣，並在總裁選舉中得票排名第二。對於這樣兩位競爭者，菅義偉不給他們在黨內和內閣中安排任何職務，讓他們成為無職一身輕的普通議員，以此徹底解除他們再次與其競選總裁的威脅。而對於另一位潛在的競爭對手河野太郎（有被稱為網紅政治家的美譽），菅義偉則採取了重擔壓身，有實無名的策略。菅義偉指派河野太郎擔任其改革先鋒，意欲讓河野太郎與日本國內的保守勢力鬥爭。眾所周知，改革必然意味着對抗，是吃力不討好的行為。對於日本的此番改革，如果成功，名望歸屬首相，如果失敗，則罪在河野太郎。
在外交方面，菅義偉也有着自己的考量，並接連搞出大動作。當選為首相後，菅義偉首先就是預約與特朗普進行通電。隨後，菅義偉接連與中國、韓國等國的領導人進行了通話。趁着疫情還未撲滅，新人新氣象的菅義偉在進行完一輪電話外交後，很快便以實際行動讓世界一震。先是對俄提出北方四島的領土聲索，之後又罕見地一次性全部批准了防務大臣提出的517億美元軍事預算（俄羅斯2019年軍事預算430億美元），而在安倍時期，對於國防預算最多隻一次批准過60%。
同時，日本防衞省宣佈將於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同美軍開展代號為“利劍”的聯合軍事演習。報道稱，這次演習參演兵力達4萬6千人，地點位於東部海域無人島礁，內容是模擬奪島兩棲作戰。對內，樹立威權；對外，展現實力。由此可見，趁着疫情導致的世界秩序混亂，菅義偉正以其老道的政治經驗和執政手段書寫着屬於自己的時代。 3
上任伊始，菅義偉一方面表示要繼承安倍內閣的路線方針，另一方面，菅義偉“以改革驅動經濟發展”的戰略正借新政之名改變日本社會。而這一戰略也成了 “菅義偉經濟學”的核心。首先，菅義偉推行了大刀闊斧的行政改革。“凡是國民認為不合理的政策與做法，都必須改革”，這是其改革先鋒河野太郎説的話。而他之所以有這一底氣説出這句話，是因為菅義偉説了一句話：“我是創造者，河野則要扮演破壞者”。短短的幾天時間，日本政府就發動了廢除印章的運動，從中央機關開始做起，廢除層層蓋印的制度，實現審批簡易化，行政快捷化，最大限度地改變國家機關的官僚化，提高機關的工作效率和政策的決斷力。其次，菅義偉宣佈成立“數碼廳”。將分散在各中央機關的IT、AI等數碼產業的政策、預算和實體等統統合併到“數碼廳”，並由這一新機構來統籌日本IT、人工智能（AI）、物聯網等產業的政策制訂與資金鼓勵、行政指導。顯然，菅義偉不滿只有中美兩國引領全球新興產業的現狀，因此希望在數碼廳的統籌下，把日本建成在IT、人工智能、物聯網等領域的智能社會，並讓IT、AI產業成為日本經濟的新的騰飛動力。除此之外，5G通信網絡也是菅義偉最為關心的領域。事實上，隨着5G時代的來臨，高昂的手機上網費正嚴重阻礙着日本社會IT化的進程。據報道，日本人均每月手機使用費在1萬日元左右（約650元人民幣），同時家庭的無線上網費一個月也需要5000日元左右。
早年擔任過總務大臣（分管通信事業）的菅義偉對日本通信市場的狀況瞭如指掌。他在就任首相的記者會上就明確表示，總務大臣必須要承擔起責任，大幅降低手機上網費。由此，日本版的“提速降費”即將拉開帷幕。
不僅是行政、數碼和通信，菅義偉正以鋭意進取的政治家形象接連不斷的推行新的改革舉措，並充實“菅義偉經濟學”內涵。因此，不論其最終能否取得成功，這些被視為菅義偉政治成果的舉措都將深刻改變日本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