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工人日報】；
這幾天，貴州一位任姓女士的遭遇引發了全網關注——因對其在貴州畢節居所的物業管理有意見，同時對社區支書劉某的相關表態不滿，任女士在微信羣裏稱劉某是“草包支書”，被畢節警方從其貴陽的家中“銬”到畢節，並被行政拘留3天。畢節警方給出的理由是，其“草包支書”的言論構成了對劉某的侮辱。
隨着事件曝光，1月26日，畢節市公安局發佈通報，對任女士提出的行政複議作出決定，認為相關派出所的異地傳喚程序違法，依法撤銷對任某的行政處罰決定，相關派出所所長及辦案民警已停職接受調查。
“草包”算不算是對人的一種侮辱，是否達到了被行政處罰的惡劣程度，值得商榷。但面對説一句“草包”就被跨市行拘，網友們很不淡定——
“罵我草包者，雖遠必拘？”
“誰給的權力？下次是不是要跨省了？”
“這算不算是以權謀私呢？”……
龔先生以為，拋開對“草包”是否算侮辱的糾結，畢節警方跨市抓人至少存在兩個問題。
其一，警方可不可以異地傳喚？
答案是可以，但是有前提條件和程序。我國《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有明確規定，異地執行傳喚，辦案警察應持傳喚證、辦案協作函件和警察證，與協作地公安機關聯繫，在協作地公安機關的協作下進行傳喚。同時，傳喚的地點應該是被傳喚人所在市、縣內的指定地點或者其住處、單位。
也就是説，一個地方的警察是不能隨意到另一個地方去執法的，要拿着相關手續，跟人家聯繫，與人家協作。而上述案件中，畢節警方到貴陽抓人，並未知會當地警方，也未申請協作，而是直接、單獨找上門去，把人帶回自己的地盤。
其二，警方什麼情況下可以使用手銬？
這一點同樣有明確的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人民警察依法執行下列任務，遇有違法犯罪分子可能脱逃、行兇、自殺、自傷或者有其他危險行為的，可以使用手銬、腳鐐、警繩等約束性警械：（一）抓獲違法犯罪分子或者犯罪重大嫌疑人的；（二）執行逮捕、拘留、看押、押解、審訊、拘傳、強制傳喚的；（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可以使用警械的其他情形。
任女士到底有多大危險，是否會脱逃、行兇、自殺、自傷等，對“閲嫌疑人無數”的警方來説不難判斷，並且參與此次抓人的警察不止一人，那麼警察使用手銬的依據和必要性何在呢？
“草包支書”一事何以引發輿情沸騰？人們在意的、敏感的是什麼？
一是警察來勢洶洶的樣子。 帶着警械，從近200公里之外而來，堵在百姓家門口，把當地警察當“空氣”，堂而皇之把人銬走。任女士是犯了什麼大案？
二是執法人員可以為了一個社區支書的近乎一面之詞，不惜耗費警力、資金、時間等諸多成本，異地傳喚、抓人，是公權力被濫用、私用。
三是知法懂法的警察辦案可以如此無視規定和程序，如此屁股坐歪到一方當事人那裏，為其效犬馬之勞。 龔先生好奇，如果是任女士被社區支書劉某罵“草包”，任女士去報警，警察會如此上心、如此認真而高規格對待其訴求嗎？
四是公職人員聽不了半句逆耳之詞，為了一句“草包”，便如此小題大做，不從自身找原因、不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這不是公權力運行、公職人員履職的正確姿勢。 若都如此，那些給個別公職部門送“不作為”錦旗、“蝸牛”玩偶的羣眾，恐怕都難倖免。若都如此，我們的社會治理還能有進步的空間嗎？
説到底，公職人員的職責就是為百姓服務，其權力也是人民賦予的。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執法為民，把人民的訴求、羣眾的呼聲當成改進工作的方向、動力，公正用權、依法用權，摒棄特權思想、抵制特權現象，保持基本的謙抑和包容，才是公權力運行應有的姿態，才能贏得公眾的支持和點贊。
“草包支書”一事，公眾關注的不止於如何處理相關當事人，而是希望所有公職人員都能認真思考：公權力該如何行使、為誰行使？之於法治國家、法治政府而言，哪種行為是抹黑、哪種行為是添彩？落實依法治國理念，從類似“反面鏡子”中吸取教訓，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