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聯手歐盟、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日本和北約組織發表聯合聲明，指責“中國的惡意網絡行為”。聲明重點援引微軟服務器遭受網絡攻擊的事件，聲稱“中國黑客”利用微軟漏洞開展攻擊。值得注意的是，動員盟友採取集體施壓的情況在當今的中美關係中並不少見。但是，當美國要求這些國家一起採取行動制裁中國時，響應者寥寥。負責網絡安全事務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安妮·紐伯格在8月初的網絡安全會議上公開表示，盟友們在這一問題上與美國存在重大分歧，不願意與美國一道制裁中國。
這表明拜登政府的對華網絡安全政策根本不得人心，政治操縱意味明顯。美國是希望通過抹黑中國，塑造“中國威脅”來修復與盟友在網絡安全領域的裂痕。可美國自己在監聽盟友及其政要方面可謂黑料累累，尤其是5月底爆出美國國家安全局利用和丹麥情報部門的合作關係監聽丹麥鄰國高官的醜聞，導致試圖修復跨大西洋關係的拜登政府又陷入尷尬。為此，美國急於通過打造網絡安全領域的“共同敵人”，在打擊中國的同時，平復盟友對其肆無忌憚監聽活動的抱怨。
拜登執政後，美國在網絡安全問題上是劣跡斑斑，比特朗普政府有過之而無不及。美國在國際上監聽盟友、打擊俄羅斯、抹黑中國，在國內則炒作網絡安全議題，向社會和公眾兜售恐懼，以安全為由將企業裹挾到中美政治衝突中來。
拜登政府之所以在網絡安全問題上表現得進退失據，主要原因在於對網絡安全存在三大誤判。第一重誤判就是過度誇大了美國面臨的網絡安全威脅。網絡空間不存在絕對的安全，安全事件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如果過度解讀的話，容易陷入這種不安全陷阱中無法自拔。無論是監聽盟友，還是抹黑中國，都是這種心態的外在表現。
第二重誤判就是片面看待了各國在網絡安全上的關係。網絡安全有進攻性的一面，同時也具有合作性的一面。網絡安全的匿名、跨國等特點都需要各國加強合作才能共同應對。美國不願意與中俄等國就網絡安全問題開展對話，尋求共識，一味採取單邊起訴和制裁等方式來應對網絡安全威脅，就是從根本上忽略了國際合作在維護全球網絡安全中的重要性。
第三重誤判就是錯將中國視為網絡空間最大的挑戰。不少美國人用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維來看待中國在網絡安全領域能力的增長，將注意力和關注度聚焦在中國身上，用放大鏡來看待中國在網絡領域的一切行為。這些人但凡發現了任何蛛絲馬跡，就覺得足以證明自己先入為主的判斷。從技術層面來看，這樣的蛛絲馬跡比比皆是，但並不代表網絡攻擊源自中國，更不能代表這些行為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
筆者曾經長期跟蹤美國針對中國網絡攻擊行為的公開溯源。如果有1000個網絡攻擊指責的話，最後美國能拿出點證據的不超過5個，且不説這些所謂的證據是否可靠。例如，大選前美國多個政府部門跳出來指責中國通過網絡干預美國大選，結果沒有發現任何證據，美國政府又不得不出面聲明之前的指責是錯誤的。如果認真梳理的話，類似事件層出不窮。這種無端指責對中國在網絡領域的形象造成巨大傷害。
美國之所以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從拜登政府對負責網絡安全事務官員的任命上就可以看出端倪。例如，在白宮負責網絡與新興技術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安妮·紐伯格此前擔任國家安全局網絡安全署主任兼首席風險官；國家網絡安全總監英格力斯此前擔任過國家安全局副局長；國土安全部下屬的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局長伊斯特利系前國家安全局網絡安全署主任。此外，國家安全局網絡安全總監羅伯特·喬伊斯此前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2017年3月至2018年5月期間擔任網絡安全協調員和總統特別助理。這一批來自國家安全局的官員全面接管美國網絡安全政策的後果，就是美國的網絡政策更加強調進攻性，更加註重對抗性，更加追求絕對的網絡安全，而發展、對話和合作的理念被丟到了一邊。
奧巴馬政府時期，高度重視對網絡安全問題與科技發展、國際合作等問題的協調，要求情報機構在採取行動時嚴格遵循相應的規範。這樣的態度在特朗普政府被完全廢除。到了拜登政府時期，國安系的官員全面上位，可以預見，拜登政府對複雜網絡議題的協調難度將進一步加大，部門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將會常態化。（魯傳穎，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中心秘書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