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建紅（法學博士）
法官的日常工作就是開庭審理案件，作出判決，懲罰犯罪，化解糾紛，恢復或維護社會秩序，其最終目的是實現公平正義。
法庭也是一個引人關注的地方，法庭也會成為一個生產新聞的地方。法官們每天在這裏開庭，然而不是每一次開庭都能產生新聞，事實上，有許多公開審判的案件，除了當事人的親屬或利害關係人外，並沒有什麼人去旁聽，更不用説有記者在法庭內外蹲守。
那麼，哪類案件才能吸引公眾的眼球，用斯坦福大學法學院勞倫斯·弗裏德曼教授的話説，什麼樣的案件才會產生“頭條審判”的效應，使得審判的參與者，即關涉其中的被告人、法官、檢察官、警察、鑑定人、證人、律師等都有機會“曝得大名”呢？弗裏德曼教授通過對美國曆史上一些重要審判的梳理，將“頭條審判”進行了簡單分類，它包括政治審判、腐敗和欺詐類審判、審判中正義是否得到伸張的案件、名人審判及其中所涉的“花邊小報式審判”、被告人的身份及案件直擊隱藏在社會深層的病態的“金玉其外”的審判，等等。
這些審判之所以成為“頭條審判”，一方面是因為其案件所關涉的是公共事件，人們有關注的慾望，二是由於大眾媒體的崛起，使這種關注成為可能。早期是報紙，報紙之後出現了廣播，再之後則是電視，進入21世紀後，則是無所不在的互聯網。媒體需要“頭條”來保證其閲讀量，而觀眾也通過“頭條”豐富了生活，而當庭審成為“頭條”時，它不僅可以滿足人們的好奇心，還可以通過聽聞和觀看庭審的過程，起到教化的作用，而這種教化不是通過説教，而是通過法庭上類似劇場中的表演，讓文本上的法律規則和程序在法庭上運行起來，使正義以看得見的方式展示在公眾的面前。
英美法系國家的審判本身就具有戲劇化的特點，比如“法官端坐在高高的審判席上，他/她可以俯視整個法庭。法官一邊是陪審員所坐的陪審席，另一邊則是證人席。被告及其律師並肩而坐。法官入席，全體起立。陪審團魚貫而入，落座於陪審席。庭審開始，雙方律師作開場陳述，竭力將己方的故事版本和對案情的理解呈現給法官和陪審團，之後是交叉詢問證人和舉證質證。在審判的尾聲，雙方律師作總結陳詞。然後法官對陪審團作出指示，亦即向陪審團講解相關的法律問題。根據規則，陪審團應當對案件的事實做出裁決，並根據這些事實適用法律。”
陪審團退席至私密評議室，這一刻是庭審的重頭戲，然而，正是這最關鍵的部分卻是秘不示人的，它的結果充滿了懸念，所有的庭審參與者甚至是全世界的人都在翹首以盼決定的做出。“經過數小時、數天，有時甚至是數週的討論，陪審團終於準備宣佈裁決。陪審員們回到法庭，陪審團主席將裁決結果告知法官、被告、檢方以及全世界。”這樣情節總是那麼跌宕起伏，扣人心絃。
在“欣賞”法庭表演的同時，隨着庭審過程的展開，公眾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判斷。比如，被告是否是真正的兇手，檢察官收集證據的程序是否合法，律師的辯護是否抓住了案件的要害，證人作證時是否説了謊，陪審團成員是否對被告的種族或性取向有偏見，法官主持審判時是否平等地對待控辯雙方，被告犯罪的原因是否由於他人的歧視，等等。不過，很少有人能從頭到尾專注地看完一場審判。在這種情況下，公眾的關注點就會隨着媒體的報道發生變化，比如律師團的成員，比如陪審團成員的膚色，比如警方提供物證的可信度等，而當人們在“見證”了數月的審判而甚覺疲憊不堪時，其裁決的公佈，又將人們的目光聚焦在了判決“是否實現了正義”的問題上。可以説，“頭條審判”向公眾展示的是活生生的法律。
弗裏德曼教授雖然告訴我們哪些庭審能成為“頭條審判”，並且説那些每天在法庭上審理的小案件不太可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力，不過，這個觀點似乎有必要修正一下。這兩年，美國羅德島普羅維登斯市80多歲的卡普里奧法官，因其獨特的審判風格在美國成為了“網紅”。他審理的大多是違章超速或違停的小案件，當他在調查中得知那些小人物或遭遇不幸、或正面臨失業等困境時，他的判決總是那麼飽含人性與温情，讓人們體味到不一樣的法律。與弗裏德曼分析的那些“大審判”案件相比，卡普里奧審理的簡直算不上“案件”，肯定也上不了“頭條”，但它們卻温暖了人心，這類案件似乎也可以納入弗裏德曼教授的分類中吧。
在我國的法庭審判中，也有能吸引公眾注意的案件，比如這幾年隨着懲治腐敗力度的加大，被揪出來的貪官在級別和貪腐的數額上，越來越觸目驚心。不過，公眾的關注點主要集中於其剛剛接受調查時的“轟動”、判決時認定的貪腐數額及量刑上。至於庭審的過程則少有詳細的報道。
司法審判是公共生活的一種，吸引公眾的關注是自然的。只有當人們的關注點更多地集中於案件本身而非法官身上時，才證明我們的司法有了權威，有了公信力。
漫畫/陳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