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後九次奔赴古巴的採訪,他堅信自己得到了新聞之神的眷顧

“這是我的第二本書。記者這份職業為我的好奇心和莽撞提供了所有的藉口。”劉驍騫在新書《颶風掠過蔗田——一箇中國記者的古巴見聞錄》序言中這樣寫道。

前後九次奔赴古巴的採訪,他堅信自己得到了新聞之神的眷顧
《颶風掠過蔗田——一箇中國記者的古巴見聞錄》
劉驍騫 著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劉驍騫現為央視駐美國記者,他的報道以深度調查報道見長,包括深入巴西販毒集團調查,探營哥倫比亞反政府游擊隊,曝光南美洲“毒品銀三角”可卡因生產鏈條等,他的首部非虛構作品《陸上行舟:一箇中國記者的拉美毒品調查》提名了“2020書業年度評選”年度最佳社科類圖書。

在過去的六年中,記者劉驍騫曾九次深度探訪古巴。在親歷卡斯特羅逝世、奧巴馬訪古、美古復交等諸多歷史事件的同時,他試圖記錄下古巴的社會氣氛和人的狀態:從電影學院學生到文學巨匠海明威,從國營冰激凌店到城市裏的雪茄廠,從吟遊歌謠到音樂劇演出,從菜市場的自由定價到民眾出境許可“白卡”的廢止……在這個被時光凍結的國度,探索平靜表面之下的隱秘、熱忱、困境與生機。

《颶風掠過蔗田》這本書緣起於卡斯特羅去世時國內媒體向他約稿,但當時的他忙於卡斯特羅葬禮的採訪拍攝,沒有時間寫作,事過沉澱後,反而讓他決定將採訪古巴的經歷寫作成書。劉驍騫説,自己十餘年的駐外生涯中,絕大多數選題和歷險都是主動尋覓所獲,古巴是一個例外:“回顧前後九次奔赴古巴的採訪,我堅信自己得到了新聞之神的眷顧。這個被時光凍結的國度在短短几年間發生了鉅變,我如同親眼見證一場來自佛羅里達海峽的颶風掠過蔗田遍佈的島嶼,從起風前略顯沉悶的平靜,到氣勢洶湧地過境,再到消散。”

這本書不僅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自帶陽光和高温的深度古巴,更是讓讀者瞭解到駐外記者進行採訪背後的種種故事,有的有趣,有的艱辛,更多地需要無窮的耐心和積累。劉驍騫告訴筆者,學葡萄牙語專業的他成為央視的駐外記者實屬意外,但十幾年的駐外記者經歷已經將他塑造成為一個敏鋭的標準新聞人。正如他自己所説,“一個帶着記者視角的旅途既可能妙趣橫生,也會變得十分功利”,這裏的“功利”不僅是指時刻想着完成報道任務,而是隨時開動全部感官觀察和思考周遭的一切,“所見所聞都被當作潛在的選題”。然而其中被報道出來僅僅是很少一部分,採訪總有遺憾,或者另一些乾脆不適合以電視新聞的方式呈現,有的可能無法寫成一則報道,但它們都是有價值的故事,成為了他與古巴生活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書中很多細節都很動人,如他寫到在哈瓦那街頭採訪的經驗,他會讓攝像準備一個套着防風罩的麥克風,隨意地握在手裏,在看似閒聊的過程中就完成了拍攝,他的經驗是,在一個對媒體沒那麼親近的環境中,要迅速獲得被採訪對象的第一反應,要儘量模糊採訪的形式感,避免給對方過多的鏡頭壓迫感。有時在同事抵達前,他要自己完成每天一條新聞片的採訪任務,有時在連續數日的奔波後,他“總是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深一腳淺一腳地步行到辦公室傳片子”,每次拍攝結束回到房間都會發現腳上的泡早已磨破,“血水從襪子上滲出來”。

做新聞報道需要客觀理性,好在寫書時大可將感情傾灑,劉驍騫用許多文學的語言抒發新聞語言中無法寫出的微妙情感,他對古巴經歷的五味雜陳。或許長篇小説和新聞報道也有一個共同之處,正如他所寫,許多事其實都是“長線報道”,重要的不是見證開頭或者結尾,而是陪伴它一步步發展。在這個漫長的正在進行的故事最後,劉驍騫引用了“古巴五人”樂隊的歌詞:“我不知道何為終點,我向死而生。”

前後九次奔赴古巴的採訪,他堅信自己得到了新聞之神的眷顧
劉驍騫在進行報道

專訪劉驍騫

記者經歷為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資源

書鄉:能為我們介紹一下您大學的專業以及為何要選擇做電視新聞記者嗎?

劉驍騫:大學專業是葡萄牙語,選擇電視新聞記者既有機緣,也有巧合。大學期間絕大多數實習和兼職的工作都是筆譯和口譯,直到在北京奧運會期間給ESPN電視台的奧運報道團做採訪聯絡人和翻譯,發現電視採訪和製作的趣味,它不像翻譯的工作完全翻譯別人的話,站在別人的身後,而是能夠站在最前面有自己的表達;巧合在於我當時想要找一個去巴西駐外的機會,因為很多葡萄牙語專業的畢業生去非洲工作,非洲有很多説葡萄牙語的國家。在當時的就業選擇中只有央視招葡萄牙語畢業生去巴西駐外,所以選擇了央視。如果當年央視沒有招駐巴西記者,我就不會進電視這個行業。很多人問我如何成為駐外記者,其實根據我對這個行業的觀察,無論是中國的駐外記者,還是外國的駐外記者,成為記者可以規劃,但成為駐外記者巧合居多。

書鄉:支持你做駐外記者的動力是什麼?

劉驍騫:動力是我有好奇心。我沒有想通過報道改變世界,但我對這個世界有極大的好奇心,特別是一些主流視線之外的地方,我在美國的報道和旅行也都是一些大城市之外的內陸地區。這份工作滿足了我行走世界邊緣的願望。我對大城市的選題興趣不大。

書鄉:駐外記者需要具備哪些必需的能力?

劉驍騫:如果能説當地的語言,會給駐外工作很大的幫助。即使有一個翻譯人員協助,也會失去採訪中很重要的東西,就是即時的互動和追問。從中得到的信息和感受不一定都對報道有直接的幫助,但有助於認知人和事。最大的挑戰是要有足夠的敏感和機動性。敏感能獲得好的選題,機動是為了實現它,兩者缺一不可。

書鄉:如何面對新聞報道的不確定性和壓力?

劉驍騫:要接受新聞報道本身的變化和無常,把這種變化當作報道的一部分。《颶風掠過蔗田》第三章“草莓和巧克力”是我第一次去古巴出差的選題,但難度很大,幾經波折,最後無法用電視語言來呈現它,我最後接受這種結果,併為它找到了更適合的媒介。

書鄉:書中提到引用過許多作家尤其是拉美作家的故事和文字,對於文學創作,你的興趣來自哪裏?

劉驍騫:我從小喜歡閲讀,閲讀的習慣保持到現在,學生時期投稿基本上都被選用。我的理想是成為一個文字工作者,進入電視行業也算是曲線救國,但電視稿更像劇本,和單純的文字報道還是有本質上的區別。我的閲讀以長篇小説居多,長篇小説結構很重要,讓我對於影像報道和文字創作的結構更加重視。無論是第一本書《陸上行舟:一箇中國記者的拉美毒品調查》,還是現在的《颶風掠過蔗田》,或者我製作的專題,調查類報道,我都精心設計過它們的結構,每一集或者每一章並不是彼此獨立的,而是一環扣着一環,借鑑了長篇小説的結構。

書鄉:許多文豪都有記者、駐外記者甚至戰地記者的經歷,如書中寫到的海明威,你如何看待記者經歷對於文學創作的影響?

劉驍騫:記者經歷為文學創作的內容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庫,僅此而已,但對於文學創作本身幫助不大。有一個誤解是經歷多的人能夠寫作,但很多偉大的作家其實經歷並不多。雖然都涉及到寫作,記者的寫作是要把一件複雜而模糊的事情解釋清楚,從而讓受眾理解;文學創作是要把一件清楚的事情説複雜和模糊,從而讓受眾理解。

書鄉:我們能夠在書中找出許多“隱喻”,您認為“隱喻”對一部非虛構作品來説意味着什麼?

劉驍騫:《颶風掠過蔗田》這個書名就是最大的隱喻,在我看來它有很多的解釋,既可以是物理上的意思,古巴島常常面臨颶風來襲;也可以是意象上的:革命在古巴發生?彼岸敵國傳來破冰和復交的信號?美國總統訪問古巴?一箇中國記者行走古巴?這個標題還可以被理解為作者在閲讀這本書時感受到颶風掠過心中。然而這一切詮釋的源頭只是一個簡單得如同天氣預報的標題。隱喻讓一本作品“變厚”了。其實在電視稿寫作中,我有的時候也會放進一點點隱喻,這是我安插的一個小玩笑。

書鄉:駐外生活會有巨大的孤獨感嗎?

劉驍騫:駐外記者這個職業對人際關係的破壞作用在於每隔幾年都會更換一座城市,甚至國家和大洲,你在一座城市建立的關係網會一次一次被破壞,年紀越大,新的關係網的建立就更難。除此之外,駐外生活的孤獨感和工作本身沒有關係,不能怪罪到工作上。很多人誤解記者都會結交很多朋友,但我從來沒有和任何一個採訪對象成為朋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和我出現短暫交集,就走失了,直到我通過寫作的形式和他們重新相遇。

來源 北京晚報 記者 陳夢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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