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不在中國的風險大於在中國的風險”，西門子公司前總裁馮必樂曾經這樣總結許多德國商業領袖的口頭禪。過去幾十年，無論是像大眾、戴姆勒這樣的巨頭，還是如“螺絲大王”伍爾特一般的中小型“隱形冠軍”，中國市場對於它們而言一直是希望的燈塔。路透社曾評論稱，德國經濟能夠甩掉1990年代被戴上的“歐洲病夫”的帽子，能比其他國家更快地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復甦，這其中都有與中國貿易關係緊密的助力。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德國第二季度最大的出口目的地。然而，德國國內近年來不斷掀起有關“是否過於依賴中國”的爭論，且持“肯定”意見的聲音逐漸佔了上風。“這種爭論在特朗普政府兩年多前對華發動貿易戰後愈演愈烈，最近達到高潮，”德國漢堡中國問題學者德萊赫爾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相關爭論對德國乃至歐洲政治的影響不可小覷，但爭論的結果最終需要經受市場經濟的檢驗。”
尋找替代方案與“不依賴中國就沒有未來”
“對中國危險的依賴”“新冠肺炎疫情讓德國企業更加依賴中國”“中國陷阱——對德國公司產生的後果”……最近，類似標題的文章在德國主流媒體頻頻出現。“沒有其他西方工業國家像德國這樣依賴中國，關鍵行業尤其如此。”德國《商報》近日發文列舉稱，在對華出口中，汽車及其零部件佔總額逾1/4，機械約佔1/5，電氣工程、光學產品等在對華貿易中也正發揮着更重要的作用。在華投資的德國企業有近6000家，構成DAX指數的30家公司在華共設立近700家子公司。
就從中國的進口而言，數據處理設備、電子和光學產品去年佔據總額逾1/3，其中包括德國工業的重要基礎產品電子元件。另外，中國在電動汽車電池技術、人工智能開發和5G移動通信標準等方面已成世界領軍者。“德國技術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賴中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主任費爾伯邁爾曾這樣説。
《商報》感嘆，就在20多年前，中國幾乎沒有對德國經濟發揮顯著作用，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2007年，德國對華出口總額為300億歐元，去年這一數值增加了兩倍多，達到960億歐元，僅次於美國和法國。今年第二季度，中國從德國進口了總額近230億歐元的貨物，首次成為德國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通過列舉一個個説明中德貿易聯繫緊密的數字，德媒想要傳遞“依賴單一供應鏈和市場具有很大風險”這一信息。“其實從2016年中國首次成為德國的全球第一大貿易伙伴開始，相關話題就受到一部分人的關注，因為這意味着中德的經濟依存度已達到相當深的程度。但那時候，這種爭論主要是從政治角度出發，在企業界幾乎沒有這樣的聲音。”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崔洪建3日對《環球時報》記者這樣表示。
不過最近，“過於依賴中國”的擔憂蔓延至經濟圈，在政界似乎也達到了頂點。在上月中旬參加的一場企業會議上，西門子公司總裁兼德國經濟亞太委員會主席凱颯要求，德國企業在亞洲尋找更多的可替代方案。他提到越南、印度和印尼，稱尤其是印尼可以作為新的投資熱點，德企應該像過去在中國時那樣提高印尼的勞動力技能。
德國總理默克爾也在同一場會議上呼籲德企不要“太依賴中國”。她表示，目前德國對東亞的出口佔對整個亞洲出口額的75%，其中中國市場就佔據一半。德國經濟部長阿爾特邁爾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們認識到，德國過於依賴單一的供應鏈，例如在中國疫情流行的高峯期間，我們在衞生防疫品方面出現了短缺”。
對於上述提議，德國經濟界也有反對的聲音。“我們認為，未來10年最大的增長將來自中國，”戴姆勒集團CEO康林松表示，“説我們過度依賴中國是錯誤的，這會讓我們錯失很多機遇。”
“不依賴中國，意味着德國汽車沒有未來。”被稱為德國“汽車教父”的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汽車研究中心主任費迪南德·杜登霍夫教授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依賴不依賴是市場決定的，而不是政治家可以“決策”的。在歐洲或美國這樣的飽和市場中，1000名居民擁有500至700輛汽車。在中國，車輛密度大約為每1000名居民擁有100輛汽車。中國中產階層日益富裕，因此該國市場潛力巨大。到2020年底，中國汽車年銷量有望達到2000萬輛，遠超美國（約1600萬輛）和歐洲（1200萬輛）。
據德國《經濟週刊》報道，2020年第二季度，大眾汽車在中國市場的銷售佔到其全球銷售53％的份額，戴姆勒為45％，寶馬是44％。中國是德國三大車企最大的市場。
也有研究表明，德國對中國的出口依賴是有限的。根據德國經濟研究所去年底發佈的數據，對華出口額佔德國出口總額約7%，從中國進口的增值產品所佔份額在2005年至2015年從0.6％上升至2％。中國與美國在德國供應鏈中的地位相當，遠比不上14個歐盟國家。德國經濟對華依賴程度也小於美國和日本。
牽扯出“後默克爾時代”的問題
德國中國問題學者德萊赫爾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美國對華貿易戰導致德國企業出口受到影響是掀起“是否過於依賴中國”爭論的主要導火索。崔洪建則認為，“過於依賴中國”的説法至少有兩層含義。從經濟角度出發，由於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客觀因素，部分德國企業認為不應該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裏。從政治角度解讀，則是不能過於依賴政治制度與德國不同的中國。
2019年初，德國影響力巨大的德國工業聯合會推出名為“夥伴和系統性競爭對手——我們如何與受國家操控的中國國民經濟打交道”的文件，在歐洲首次提出把中國看作“系統性對手”，稱“中國市場可能永遠都不會真正開放”。文件要求歐盟成員國之間、歐盟與包括美國在內的持相同立場的夥伴之間有更密切的協調，“沒有一個歐盟成員國能獨自應對中國帶來的經濟和政治挑戰”。
德國《焦點》週刊近日刊文稱，大約50年前，當選總理後的維利·勃蘭特提出一個新的東方政策——通過和解來促進變化。然而經過與中國數十年的交往，“和睦相處沒有帶來變化”，中國沒有變得“越來越西方”。
“目前在德國存在一種主流觀點，即經濟過於依賴中國，導致我們無法在政治上‘制約’中國。”德萊赫爾對《環球時報》記者説。在政界，綠黨、自民黨等反對黨人士，甚至部分執政黨成員都認為，默克爾在處理與中國政治有關的議題上傾向於使用“安靜的色調”。即便德國今年在香港、新疆等問題上對華表達了強硬立場，但這種觀點始終存在。
崔洪建認為，相關討論牽扯出關於“後默克爾時代”的問題。這名德國女總理將在明年卸任，提出“是否過於依賴中國”一方面是在挑戰默克爾此前的對華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在給“後默克爾時代”的中德關係定調。
德萊赫爾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德國“不該過度依賴中國”的論調在柏林前段時間推出的新印太外交政策指導方針中也有所體現。9月初，德國政府公佈了“印度-太平洋-準則”，這份政策文件提出的目標包括：在氣候變化、自由貿易、數字化、法治與人權、文化等領域與區域夥伴國家進行更深入的合作；在安全政策方面與區域夥伴展開合作；以及力求經濟夥伴關係多樣化，以減少對單一國家的依賴。“德國之聲”認為，這份政策文件表現出德國拓寬夥伴關係、更多參與打造未來國際秩序的決心，同時也意味着德國調整對華政策：一方面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另一方面通過打造多極化向中國施壓。
德國《世界報》稱，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德國的對華政策都是謹慎剋制的，因為商界警告説，本國的工作機會取決於與中國的良好關係。但現在，德國政府顯然不想再被貿易“挾持”，一味向中國妥協。
“德國出現的‘是否過於依賴中國’爭論帶有政治偏見，”崔洪建對《環球時報》記者説，“但如今默克爾等人也提出類似觀點，説明這種論調正在該國內部上升。”
德國官員：“脱鈎”不能成為我們的戰略
“德國現在真正具有執行能力的人還沒有把‘擺脱對華依賴’作為政治導向。”崔洪建對《環球時報》記者説，“擺脱對華依賴”説起來容易，但操作起來難度很大，且不説德國政府尚未出台任何實質性相關舉措，在擺脱過程中，德國經濟也會付出相應代價，“所以在務實層面這種觀點還不是主流”。崔洪建認為，德國真要落實“擺脱對華依賴”，存在政治與經濟、説與做兩個層面的落差。
德萊赫爾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德國“不要過於依賴中國”與特朗普政府的“與中國脱鈎”傾向是有本質區別的，德國只是希望供應鏈多元化。特里爾大學中國政治和經濟學教授塞巴斯蒂安·海爾曼也表示，德國只是“重新考慮”這一問題。“我們無法結束全球化。”他説，這將給德國帶來“毀滅性的繁榮損失”。
一些國家確實正將製鞋、紡織和電子工業等領域的部分生產線從中國遷往越南、泰國和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據《環球時報》記者瞭解，德國一些企業也正在這麼做，但不是很多，因為德企的生產設備靈活性較差，規模大，很難轉移。另外，德企也擔心轉移後的效果不理想。幾年前，德國政界和經濟圈曾掀起“印度熱”，但是後來發現，印度的基礎設施、專業人才等與中國有很大差距。
中國應該如何看待德國出現了這種爭論？崔洪建表示，首先要認真解決中歐雙邊貿易中的實際問題。德國企業可能對政治不關注，但他們很關心中國國內行政機關的效率以及公平待遇等問題。他認為，如果中歐雙邊投資協定能順利達成，一定程度上能穩定當前歐洲對華投資的信心，消除這種不友好聲音的來源。
另外，這種聲音跟目前緊張的中美經濟關係以及全球化受挫有關聯。崔洪建説，如果中美經貿出現摩擦，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國家都會受到很大影響。“這些國家的製造業是在全球佈局的，中美既是市場，也是生產中心。如果中美貿易走向‘脱鈎’，歐洲企業必須選擇向哪邊傾斜，不排除他們可能會更看重北美市場。”崔洪建表示，這不一定完全是政治問題，也有生產成本問題。
最後還是要看政治環境。“如果中德、中歐能繼續堅持務實合作，擱置政治分歧，對企業本身來説會有更大的空間。反過來，如果政治分歧成為輿論主流，想在中國進行投資的企業也會在本國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崔洪建如是表示。
“中德必須將合作恢復到正確的航道上。”德萊赫爾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德國增大對外經濟的多元化並沒有錯，但如果政界強迫德國企業與中國“脱鈎”，這將帶來巨大經濟損失，“沒有企業真的希望這麼做”。
“‘脱鈎’不能成為我們的戰略。”德國外交部國務部長尼爾斯·安南一個多月前表示，他“反對妖魔化中國”，對於德國以及歐盟而言，重要的是“保持溝通渠道暢通”。他主張柏林處理與北京之間的一些分歧時應該採取獨立於美國的立場，以維護正在擴張的德國工業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