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衞報》8月8日文章，原題：為何像我和鮑里斯·約翰遜這樣的公學（即私立貴族學校）男生不適合管理我們的國家 我感到無法立刻安下心來。我想出去但不被允許。最近的超市內，貨架上空空如也，我吃的不是新鮮蔬果，而是英國的傳統加工食品。我像成年人那樣做決定的自由受到限制。我想知道何時才能再次見到媽媽。
2020年3月，在英國首次封鎖期間的第一週：我已經53歲了，但感覺像重回寄宿學校。而在這次國家危機期間，我這一代寄宿學校的男孩們已紛紛掌權。
13歲那年從私立小學畢業後，卡梅倫（英國前首相）和約翰遜（英國現任首相）升入伊頓公學，我就讀牛津附近的拉德利公學（二者均屬於英國四大公學——編者注）。父母選擇公學，旨在為我們打造謀取國家最高職位的資歷。我們被培養成領導人，即使不做領導也要會賺錢。值得注意的是，在卡梅倫和約翰遜這樣的成年男人身上，依然殘留着不成熟的孩子氣。他們永遠無法成功扮演成年人的角色，仍酷愛惡作劇而不希望承擔任何後果。他們看起來很自信，似乎不會被抓到，即使被抓到也不會被懲罰。
在學校內經過改造的付費宅第中，男孩們經歷了怎樣的童年時代？我們是帶領這個國家擺脱困境或走上陽光大道的合適人選嗎？這些問題的答案取決於我們在易受影響的年紀學到的經驗。
從父母駕車離開的那一刻起，我們在預備學校首先學到或覺察到的是一種深入內心的孤獨感。第一夜以及接下來的幾個晚上，我們這些打着領帶、身着夾克的小男人又變回本來面目——穿着標有名字的睡衣，抱着一個毛絨玩具，哭着入睡並弄濕我們的牀。
我記得那種悲慼的想家感受：每年我們對家和家人的依戀被多次突然打破。我們可以哭，但沒人來幫助我們。因此，在以後的生活中，當我們看到其他人哭泣時，我們並不覺得那麼有必要伸出援手。悲傷的人和弱者表現出痛苦是錯誤的，我們學會鄙視哭着找媽媽的孩子。治癒的方法是停止哭泣，忘記存在於宿舍和教室之外的生活。專注於賽場、餐廳和校長辦公室。意志的力量使我們在共同縮小的視野內成為“同謀”。
在英國廣播公司1979年在拉德利公學拍攝的《公學》紀錄片中，校長希爾克告訴一羣被嚇壞的新生男孩，他們即將養成“正確的生活習慣”。我們應假裝體現出理想化的民族個性。戴着一張值得稱讚的勇敢面具，我們可以疏遠感情，增強那種“受過教育的堅毅”個性。
這並不健康。有關綜合徵範圍很廣，包括從小就根深蒂固的疏離和格格不入感、憤世嫉俗、例外論、防禦性傲慢、攻擊性傲慢、小集體主義、內疚、悲傷、否認、情感錯位和不動聲色的堅忍主義等。
我們為生存而適應。我們裝模作樣和撒謊。英格蘭未來的領導人要不惜一切代價地去適應。由於從小就被阻止大聲呼救且害怕抱怨，我們對封閉小圈子養成黑幫式的忠誠，唯恐被趕出去。
我們從老師那裏得知諷刺挖苦是社會控制技巧。攻擊是最好的防禦，嘲笑被磨鍊成一種深層次的保守力量。我們學會保持漠然。在以後的生活中，這些不成文的校規將影響各種關係。過早與父母分離，導致我們在被拋棄之前先拋棄別人。
上世紀80年代初，拉德利公學的非教學人員被稱為“公學僕人”。我們有清潔工、廚師、場地管理員、勤雜工和修理工等。他們代表着“無產者”“小市民”“大老粗”“鄉巴佬”“小混混”和“老頑固”等。我們有廣泛的詞彙來將這些不熟悉的“動物”區別開來。這意味着那些人和我們不一樣，如果你不知道這種語言，你或許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卡梅倫在他的自傳中承認，對於英國脱歐，他“未曾完全預料到公投期間和此後釋放出的（民間）情緒的力量。”他當然沒有。強烈的感情對他來説複雜難懂且僅與普通人有關。他一直在他的盲區——情感和英國民眾中——苦苦掙扎。
通過對1809年至1940年英國首相進行研究，《燃燒的戰車》的作者艾爾蒙格認為，對權力的渴望是這些曾被父母遺棄的孩子們的“悲慘命運”。大衞·特納在其著作《老男孩》中統計了公學校友在英國最高職位中的“極其不成比例的份額”。約翰遜2020年的27名內閣成員中有17人曾就讀私立學校。卡梅倫周圍都是“志同道合”的人。在2014年參與起草保守黨競選宣言的6人中，5人曾就讀伊頓公學，另一位是聖保羅公學的老男孩。
約翰遜的傳記作者珀內爾表示，約翰遜沒有朋友，他的弟弟是他首次婚禮的伴郎。但他仍忠於公學的男孩們。一旦發生爭吵，他們就會相互害怕：他們知道如何傷害自己人。（作者理查德·比爾德，王會聰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