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美歐不斷捏造新疆存在所謂“強迫勞動”“種族滅絕”等謊言，試圖藉此加大對華施壓。相關反華政客對涉疆議題進行政治操弄的同時，西方一些“新疆問題專家”則趁機為這種對華抹黑提供所謂“學理依據”。從這個意義上講，駁斥西方反華勢力炒作涉疆議題，既是現實問題，也是學術問題。
研究美國對華政策文獻可以發現，打“新疆牌”並非特朗普政府或拜登政府的新伎倆。美國曆屆政府在遏制中國發展過程中，都曾以“新疆牌”作為一個重要選項。從民族、宗教到人權，涉疆議題屢次被美國政界、媒體、學者三方不止一次聯手操弄，並以此形成某種“以疆遏華”策略。
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美歐加緊操弄涉疆議題，這也被華盛頓當作與歐洲盟友重修舊好的抓手之一。從目前態勢看，拜登政府不僅延續“以疆遏華”，還試圖通過單邊制裁和夥同盟友雙管齊下。在此過程中，美歐一些涉疆研究機構或智庫成為反華政客們的倚重對象，這些機構及其“學者”成為西方反華勢力調遣的棋子。
美歐早就形成了新疆研究的學術傳統。1877年李希霍芬提出“絲綢之路”概念，絲路腹地就開始成為西方絲路學研究的核心領域，並逐漸形成中外絲路學研究的學術慣例。其中，美歐絲路學權威多借新疆探險與西域研究成就了學術盛名。除了李希霍芬，另外三位絲路學創建者斯文·赫定、斯坦因以及伯希和，也都涉足新疆話題研究。這些絲路學開創者所形成的涉疆學術慣例影響至今。
西方研究涉疆議題上百年，涉疆研究的絲路學名家幾乎成了“大學者”的代名詞，美歐涉疆議題研究也成了一個名利雙收的“美差”。但也正因如此，這個研究領域變得魚龍混雜。不可否認，西方絲路學領域堅守“學術本分”的研究者大有人在，其中一個典型就是瑞典的斯文·赫定。他在40多年間5次勘察西域，結下畢生絲路緣，“真誠地想要以自己遊歷中亞所取得的若干經驗，來給中國做點實實在在的好事”。
但另外一些所謂涉疆研究機構或“學者”，則淪為西方政客政治操弄涉疆議題的幫兇。比如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所謂“新疆工程”團隊，它所篡制的《新疆:中國穆斯林聚居的邊陲》一書，就因“為新疆分裂提供理論依據”淪為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工具。再如近年來以“新疆問題專家”自居但從未到訪過新疆的鄭國恩，通過炮製所謂“涉疆報告”迅速躥紅，成為配合美歐“人權外交”的跳樑小醜。
一些打着學術幌子的所謂“新疆問題專家”不僅為2011年美國出台“新絲綢之路戰略”提供學理支撐，還為“三股勢力”搖旗吶喊。這些人藉着涉疆議題“名利雙收”，西方涉疆學術研究的霸權本性也就可見一斑了。
當前，涉疆議題也因政治霸權與學術霸權的雙重干涉，成為美歐聯手“以疆遏華”的倚重之一。通過臆造概念、炮製理論乃至栽贓陷害等各種污名化方式，相關機構和所謂“學者”一直都在美歐實施“以疆遏華”戰略中扮演幫兇角色，這次又臆造“強迫勞動”報告來為美歐政客聯手操弄涉疆議題提供藉口。種種事實表明，西方在政治操弄涉疆議題中已經作了長期“學術準備”。我們對此應有清醒認識，重視學術研究在破解西方涉華意識形態圍剿中的重要作用，切實推進涉疆議題學術化，以形成政治、經濟、外交、媒體、學術、民間等全方位、聯動性的鬥爭策略。
自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至今，中國涉疆議題研究也迎來重大學術機遇。新疆議題成為有關中國內政治理與對外關係的熱點問題。中國的治疆方略為多民族、多宗教國家和地區的難題治理提供了重要參考，也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注入了新動力。涉疆議題不僅關涉國家核心利益，還關乎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與信譽。新疆能否實現有效治理，很大程度上也影響着絲綢之路核心區建設。因此，中國絲路學界應以“文化潤疆”為契機，發掘新疆處於絲路腹地的史地優勢、亞歐核心帶的地緣優勢、深化改革“戰略替代區”的資源優勢以及“一帶一路”交匯區的戰略優勢等等。這也是在涉疆議題上彰顯“學術中國”力量的關鍵。
不少分析認為，未來中美將通過對立、衝突、合作三種方式，展開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博弈。而就當前形勢看，涉疆議題可能持續成為中美博弈的重點領域之一，西方反華政客不會輕易放棄在這個問題上的抹黑和政治操弄。就此而言，加強涉疆議題研究也將在中美博弈和關係塑造中扮演一定角色。
就研究路徑而言，應將涉疆議題納入絲路學視域，聚焦“中國與世界古今絲路關係”這一核心議題，從理論與實踐的雙重維度開展跨學科研究，並從文明交往、國際關係、全球治理等不同視角，深入研究涉疆議題所包含的學理旨趣，力爭在統一的絲路學話語體系內開展中外涉疆議題對話或博弈。
加強涉疆議題的學術化研究是一個系統工程，這是中國學界的責任和應有的擔當，也亟待中外學者尤其中美絲路學界展開平等交流與對話，而非在人文交流被人為阻斷後政治操弄涉疆議題。在拜登政府“以疆遏華”與“聯歐遏華”並施之際，中美乃至中西絲路學派展開涉疆議題學術對話刻不容緩。（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絲路戰略研究所所長、教育部伊合組織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