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上海的暴雨下了一天一夜。對於支援張江高科方艙醫院的河南省腫瘤醫院中西醫結合科主治醫師石變和她的同事們而言，每個人都度過了難忘的一夜。
這個晚上，她們兩度冒着職業暴露的危險在雨裏狂奔；回家的班車上，用自己的體温將身上的衣服暖幹。大雨造成了交接班嚴重延誤，司機也不得不在回程途中一路緩行。當她們終於回到位於松江的酒店時，已是第二天凌晨3點05分。此時，大家已有近10個小時滴水未進。
一覺睡醒，石變將這一夜用文字記錄了下來。結尾處，她寫道，“我們的一生要經歷無數個夜晚，或平淡，或幸福，或孤單，這樣風雨兼程、勇往直前的夜晚可能是一生的記憶。縱使風雨飄搖，只要內心有光，我們仍然可以迎着東方的第一束光，走出鮮花滿徑。”
河南援護醫療隊至今已在方艙醫院度過了16個日夜，方艙裏的時光大體上以一種平緩的、波瀾不驚的方式流逝。至今尚未有轉成重症的患者，醫護的主要工作是為患者們開藥，進行核酸檢測、發放一日三餐，並及時安撫他們的情緒。工作量看似不大，但大家必須克服身着防護服以及通勤帶來的種種不便，而個人每天的防護環節也出乎我們意料的繁瑣。
石變向晨報記者講述了自己在這段時期中的日常，那或多或少也是每一名方艙工作者正在經歷的。
一線抗疫的關鍵是感染控制
張江高科方艙醫院由10棟樓組成，於4月7日晚交付河南省援滬醫療隊管理運行。約1500名來自河南7所大型醫院的醫護工作人員進駐方艙，石變來自河南省腫瘤醫院，該院此次派出近190名精鋭醫護人員援護，負責8號樓超過1000名患者。4月16日，第一批80多名患者解除隔離；一天之後，又有100多人獲得了出艙證明。但新的患者也在不斷進來。
石變和她的同事們是在4月2日這晚接到支援通知的，第二天一早7點，大家就在醫院集合了。接受了兩小時感控方面的培訓，發放一下物資，9點半就往機場去了。他們搭乘下午的航班，兩個小時後抵達上海。
石變的先生來送行
石變的先生是同院的醫生，來給她送行。兩年前武漢爆發疫情的時候，全院也曾經發動醫生護士報名，當時她正懷着第二胎，她的先生報了名。但當時的情況和現在不同，對於專業要求比較嚴，因此派去的都是綜合性醫院呼吸科專業的醫生。
石變和她的同事們之前幾乎都沒有在一線抗疫的經歷。去年夏天，鄭州起過一陣疫情，她當時只參與過核酸檢測工作。無論一名醫生有沒有一線抗疫經驗，感控都是一件不容輕慢對待的事情。所謂的感控，就是感染控制。在方艙醫院裏，每支醫療隊都配備數名感控人員，他們是醫療人員安全以及方艙正常運行的保障。
河南腫瘤醫院的醫護平時在8號樓工作，4號樓是專門的穿脱區，建立了穿脱防護服的通道，分一脱區和二脱區。正規穿脱防護服是感控的關鍵點，其中脱的環節更嚴格。
下班後的醫護人員穿着防護服從8號樓前往4號樓，在一脱區進行手部消毒後進入房間。脱防護服的過程中外層的衣服不能接觸到內層衣服，脱的時候必須往外卷，接着再脱鞋套和防護面屏。之後進入二脱區，把帽子和口罩脱掉，進行手部消毒，再換上乾淨的口罩。
在他們進行穿脱時都有感控老師在場，注意檢查步驟有沒有亂，閉合是不是嚴，脱的時候有沒有沾地上，有沒有弄爛等。“現在還裝上了監控，要做得不對頭上就會有聲音告訴你，哪個步驟不對。”
另一個防範要點是回到酒店以後。石變問酒店要了把椅子，進屋前把外套掛在椅子上。外套裏面就是手術室裏穿的綠色洗手衣，進房間以後先把這套衣服立刻脱掉放臉盆裏，泡上消毒液，在上面再蓋一個盆。再摘口罩和帽子，這個過程中都要閉着眼睛。“把摘下的東西都放進提前準備的袋子裏，紮起來放到屋外。然後趕緊洗澡，衝頭髮、沖鼻子，這個過程中依然要閉着眼睛。整個過程至少需要一個小時，但不能懈怠，感控是非常重要的。”
一名50歲男性患者引起她警覺
4月3日抵達後的這個星期裏，醫療隊忙着整理方艙設施、準備物資以及進行空艙運行。
“方艙改建得比較急，我們剛到的時候，很多設施和物資還沒有準備到位。進去以後，指揮部告訴我們物資藥品應該怎麼分。開始幾天大家就跑上跑下分配物資，做了回搬運工。”
一棟樓四層，每一層就是一個病區。每個病區有二百多個牀位，被子和牀墊都需要從從一層搬運到各病區現鋪，這些工作都由護士完成。空艙運行了三天，直到最後一天的最後一班，一切才算準備齊全。他們還申請了病人需要的諸如衞生紙、濕巾、拉拉褲包括小孩奶粉等必需品，現在都滿滿當當的備在護士站裏頭。
4月10日晚上，8號樓開始收治首批患者。“這晚我沒有當班，就看到羣裏消息滿天飛。因為一開始上手，難免有些混亂。”石變回憶，“大家在羣裏此起彼伏地問，怎麼給患者發腕帶，怎麼登記信息，怎麼掃碼……二樓一共250張牀，當晚就收了170多名病人。第二天開始，漸漸恢復了秩序。”
每人一天一個班次，每次4個小時。石變的第一個班次排在4月11日下午4點到晚上8點，當天問診了大約30多名有症狀的患者。“病人一般都會比較焦慮，他們説‘醫生，我咳嗽，嗓子疼，我好難受啊！’你給他們測一下心率和指脈氧（在指尖上監測的血氧飽和度），只要氧飽和度大於93，我們就判斷這名患者基本上不會轉成重症，因為他的肺功能還是很好的。”
所有的病人裏有一個卻讓她心生警覺，這是一名50歲男性，心率達到125次/分鐘，而且患者表示自己視力已經模糊，舌頭也感到僵硬。
“我一看這病人是有轉成重症風險的，就跟指揮部聯繫。指揮部説要先請專家會診——整個方艙裏面有一個專家團，我就給專家團打電話。他們詳細問了這個病人的情況，因為我們方艙裏只有基礎藥物，如果病人肺功能持續減退，是要轉運到醫院的。我們決定先保持觀察。”
1/3時間用來安撫病人情緒
4月12日，石變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察看這名病人，發現“他還是那樣，心率還是在110到120之間。”
她立刻向指揮部彙報，堅持這個病人必須轉走。“因為我們做醫生的，最怕的就是把人家病情給耽誤了。”指揮部給出的反饋是已經把情況彙報到定點的周浦醫院，但因為院內已沒有牀位，所以暫時需要等待。
石變向病人瞭解過疫苗接種的情況，“這名病人之前接種了兩針，沒有打加強針，的確會存在一點影響。”另外，他本身也非常焦慮，也可能加重了症狀。這種焦慮具體表現為不停去辦公室找石變，護士也很無奈，“石大夫，這病人又來了。”石變就站到病人牀邊安撫他，“我説‘你昨天剛進來，現在暫時也沒有大礙，再觀察一兩天。’但説實話，那兩天我們醫護的心也都是懸着的。”
在方艙的時間裏，大約有1/3要花在安撫病人情緒上。“很多病人都會感到焦慮，他們説‘醫生，我得儘快好呀！你幫幫我！’‘醫生，昨天開的藥怎麼沒用啊，喉嚨還是很痛啊，還是會咳嗽呀。’我們就安撫他們，解釋這個藥具體有什麼作用。‘你看你現在氧飽和和心率非常正常，肺功能非常好，你照這樣是沒可能轉成重症的，所以心態放好一點，該吃吃該喝喝，每天測測核酸，説不定哪天就轉陰了。”
險情是4月13日這天解除的。“我這天是晚上8點到12點的班，一去接班就去看了那個病人。看到他的氧飽和都到98了，心率也降到80多次了，這下總算放心了。”到4月17日，病人得到了第二份核酸陰性報告，出院在即。
醫生在方艙裏承擔的主要職責是開藥，以及判斷病人有沒有轉成重症的可能。石變承認，“這其實不是我們的治療範圍，但是從武漢疫情以來，我們所有的醫院和醫療機構都在培訓新冠的治療措施和防護措施。《第九版新冠肺炎診療方案》也寫得很清楚，看了也就會了。”
實際情況和很多方艙患者描述的不同，這裏不只有蓮花清瘟。“我們會給患者開一些對症的藥物，比如止咳藥。對於那些咽喉疼痛比較厲害的患者，則會給他們再加一些消炎藥，加一點口服的阿莫西林都是可以的。”
雖然方艙裏都是輕症，但很多事也説不準。“前天有個大夫當班的時候，一個30多歲的年輕病人突然就昏迷了，大家當時真是嚇得夠嗆。給他緊急做了心電監護，測了血壓、血糖這些。幸好過了十幾分鍾，病人的意識就恢復了。一直到昨天晚上，大家才把監護撤了。”
打開手機給司機放了首《天路》
4月13日晚到4月14日凌晨，石變經歷了人生至今最難忘的一夜。
這天暴雨如注，晚上6點20分，大巴在位於松江的酒店門口將他們接上，1小時10分鐘後抵達方艙。因為帶進方艙的物品會造成污染，大家都沒帶傘。身上披上塑料袋，腳上套了塑料袋，等了幾分鐘沒見擺渡車，就鑽進雨裏往8號樓跑。
“那種感覺真是刻骨銘心，大風疾雨，我生怕把面屏吹掉了，頭使勁往裏埋，佝僂着身子往前跑，可是外面的隔離衣還是濕了。所幸走了幾十米看見了一輛擺渡車，我們站在路中間使勁招手攔住車，坐上了僅剩的兩個位置。”
石變在後來的日記裏寫道。
紅色路線是進入方艙的路線，藍色路線是下班走回來的路線，單程大概需要10分鐘
大雨導致大巴晚點，原本應該在14日0點下班的石變和她的同事們一直等到0點45分。出了大樓，依舊是一路拼命奔跑，冒着職業暴露的危險，衝向4號樓。
“大風差點把我的面屏吹掉，口罩已被打濕，我特別緊張，害怕口罩濕後的職業暴露，佝僂着身子一路奔跑，我的頭埋在胸前，身子彎成了90度，最外面的隔離衣和鞋子已濕透，終於到了4號樓穿脱區。”
因為交班延遲，最後一名人員直到1點半才上車。回去時依然大雨並無減弱趨勢，一路開了1小時40分鐘。等一切收拾完看了下表已是04:00，一個班看似4個小時，但從前一晚18:30出發算起，已超過9小時。
下班回程途中的醫護人員
“接她們班的這隊則由河南省腫瘤醫院中西醫結合腫瘤內科副主任醫師馬東陽負責，這隊人離開方艙的時候，已是14日早上5點半。“接班是風雨交加的子夜，下班是曙光初現的早晨。我們在公交車上，第二次用體温把自己的衣服暖幹。查手機，實時温度14度。我們穿的都是醫院發的洗手衣外加一個薄外套，大家飢寒交加，這是一個普通的，上海的早晨。”
馬東陽也在朋友圈裏記錄了自己的經歷。
負責接送他們的司機此時也已疲憊至極，他從前一晚10點20分起就不停往返於酒店和方艙之間，此時眼皮已經忍不住在打架。馬東陽趕緊走到前排，打開手機給司機放了首韓紅的《天路》。
早上7點16分，馬東陽的一隊醫護終於抵達住處，大家和這名司機師傅合了個影，作為對於這趟行程的紀念。
離開10年，上海仍然影響着我
方艙醫院的工作量還不算頂大，但醫療隊員們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由於方艙園區內不建議飲食，而通勤又要花費至少兩個小時，很容易餓肚子。最辛苦的是輪到早上4點到8點班次的醫護，他們離開酒店的時候早飯還沒送到，而回到酒店已是10點多，這就意味着從前一天晚飯過後有十幾個小時是吃不上飯的。
石變胃不好，有一天晚飯把自己塞得過飽，鬧起了胃痛。“疼得不行，撐了半個小時實在堅持不住，就在羣裏緊急求救。我們後勤老師非常好，立刻給我送來奧美拉挫，喊了快遞送達喜，都晚上11點多了還是給送到了。”
這些吃慣了麪食的醫療隊員來到上海後，出現了水土不服，嚴重的人甚至開始腹瀉。考慮到疫情期間無法現做麪條，酒店為大家提供了方便麪和饅頭。從16日開始，酒店還給每層樓都配了微波爐，下班回來，就可以把飯菜加熱一下再吃。
石變這些天最掛念的是自己的一雙兒女，她説，“孩子是最大的軟肋，現在只要有人和我提孩子，我就想哭了。”她在電話那頭哽咽着説，“我家老大是女兒，今年6歲了。4月2日那天和她説，媽媽要去上海支援抗疫，那邊的病毒很壞，讓很多人都生病住院了，媽媽要去幫助他們。她現在已經懂這些了，幼兒園老師也會給他們畫些漫畫，教些防疫措施。我女兒一聽就哭起來了，説‘媽媽你別走，如果你也生病怎麼辦？’。”
石變的兒子今年1歲多，方艙裏最小的孩子和她兒子差不多大。“我都不忍心看那些孩子。有個12歲的孩子，喉嚨疼，嘴巴都張不開，説不上話，我看了特別心疼，都要掉眼淚了。”
還有個和她自己年齡一般大的男病人，“他昨天問我，自己核酸已經兩天陰性了，能不能回去，看上去很着急。”石變一打聽才知道，原來他有兩個小孩，他的太太和大的那個都感染了，馬上就要去隔離了。小的那個才1歲多，這幾天在家裏嘔吐腹瀉，他説自己得儘快回去照顧孩子。”這名病人已經於4月17日順利出院，走的時候向石變表示了感謝。“我一看他身份證號，和我是同齡人，就特別能感同身受，上海人這次太不容易了。”
回酒店路上的石變，一身洗手衣已濕透
石變對上海懷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她曾經在這裏呆過三年攻讀研究生。前半年是在二軍大進行理論學習，後面兩年半則在長征醫院邊臨牀科室輪轉邊做研究生課題。她回憶，自己那時候“有空就喜歡去外灘邊上走走，最喜歡的公園是人民公園。看着很多人在露天喝咖啡，覺得特別小資。上海的夜景非常美，燈光璀璨的外灘是我永遠珍惜的記憶。對了，我還喜歡和同學一起去田子坊買手工飾品。”
這些都是10年前的事情了，但記憶並沒有模糊。在她印象裏，無論去到哪裏，上海街頭永遠是人頭攢動的。
“雖然離開上海10年了，但在這裏耳濡目染的那種上海的高效、公平、規範、精緻和優雅，足以影響我一生。此後在鄭州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依然被上海的城市文化影響着。在工作中，我努力踐行着在上海習得的規範、高效、公平，生活中則處處要求自己做個雅緻、平和的柔軟女性。”
看到如今靜默中的上海，讓石變心裏很難過，“我想盡自己一份力，讓它早一些恢復以往的活力。”石變在二軍大的很多同學此次也都在方艙抗疫，“有在世博方艙的，有在國際會展中心方艙的，大家雖然不在一個地方，但都在一個羣裏聊。”
“想到大家都在一座城市裏，為了同一個目標而戰鬥，哪怕不在一起，也覺得渾身充滿了力量，特別有幹勁。希望我熟悉的那個魔都趕緊回來！”
後記
4月17日上午，石變當班。這天她打了一百多份解除隔離的證明，從8點上班的時候開始，花了兩個多小時。病人們拿到證明以後非常開心，10點多，接他們的車到了。她注意到，“他們走路的樣子都和剛進來的時候完全不一樣了，能看得出，是真的輕鬆了。”
石變想，他們會陸續回到自己的家中，並將發現自己的家從未如此美好。她想起了自己在長征醫院時住的宿舍，就在烏鎮路上。“下班回家要經過一座小橋，環境很美。”她們的宿舍是一幢獨立小樓，還有個院子，院子裏種着樹。“兩棵大樹之間拉一根繩子，天氣好的時候大家就在那繩子上晾洗乾淨的衣服。”陽光灑下來，洗衣粉的香味飄散開，眼前的世界如此乾淨、寧謐。
她希望疫情早點過去，自己也許有機會回去看看。
（注：派遣醫療隊的七所醫院分別是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河南省腫瘤醫院、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鄭州大學第三附屬醫院、河南科技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河南省胸科醫院、河南省人民醫院。向這些醫院和援滬的醫護人員表達最真摯的感謝！）
來源|新聞晨報·周到APP 記者 沈坤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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