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基因的不同
使得中國不可能成為另一個西方
但文明的基因同樣
讓我們不會以西方的方式對待西方
中國的成長一直伴隨着世界關注的目光。自新中國成立起，一些西方政治觀察人士就預測甚至斷言中國要想發展壯大，將不得不實行西方制度模式。
但隨着中國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取得全面進步，事實表明雖然一直在向西方學習，中國並未跟在美歐後面“亦步亦趨”。無論在制度還是文化上，中國都堅持自身特色，沒有走上一些人所預測的“另一個西方國家”的道路。
為什麼説中國不會成為另一個西方國家？答案或許根植於中華文明的“深處”。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張志強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指出文明基因的不同使得中國不可能成為另一個西方，但文明的基因同樣讓我們不會以西方的方式對待西方。
資料圖：良渚古城遺址公園。張煜歡 攝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有越來越多學者開始討論文明對一國發展道路的影響，文明基因的概念被討論得越來越多。應如何在國家發展框架下理解文明基因？
張志強：基因是生物學概念，文明基因是一個比喻。具體到中華文明的基因，應該是指推動中華文明形成的最基本的原型力量。這些原型力量在5000年中華文明史上持續不斷地發揮着作用，保持了中華文明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因此，探究這些原型力量的性質及其發揮作用的方式，是理解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生生不息之生命力的關鍵。
為什麼説文明基因是“力量”而非“因素”呢？因為因素偏於靜態，而力量則從動態性着眼。以基因來比喻這種文明的原型力量，實際上是想説明文明有如生命體一樣，有一種克服內外挑戰、努力實現自身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不僅創生了生命，更持續不斷地維持並推動了生命的發展。因此，用基因來比喻文明，就是着眼於文明的生命有機體性質。
任何一種文明都需要在發展過程中克服各種各樣的內外挑戰，才能讓自己的內在目的性得以實現。因此，文明的存續實際上是一個文明自身不斷髮揮歷史主動性的過程。文明的存續與否取決於它能否創造性適應條件、能動性地改變環境，從而推動自身的成長。中華文明長期存續的奧秘，就要從孕育這種歷史主動性的基因中去尋找。
資料圖：北京故宮博物院。中新社記者 杜洋 攝
中新社記者：您能否結合歷史談談，文明基因如何影響了中國的道路選擇？中華文明的顯著基因特質有哪些？
張志強：我們在中國和歐洲文明比較時經常忽略了一個因素，即中華文明是一個文明凝成了一個國家，而歐洲文明，則自從羅馬帝國瓦解之後，再沒有重建起一個統一的政治體，儘管在歷史上羅馬的理想時隱時現，從未消失。歐洲文明最終並沒有凝結成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是在近代形成了一系列民族國家。
嚴格來講，只有中國是一個文明凝結成了一個國家，儘管在歷史上，這個文明凝結成的是一個有着中心權力的天下體系。相比於歐洲近代的民族國家體制，中國的政治體系具有更廣闊的規模。
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最大的不同點是形成權力的動力不同。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凝聚起更廣闊規模的政治體系，是由於其以代表天下全體生民的天的象徵賦予政治以正當性，天所象徵的天下生民的全體性，就成為大一統政治的根據，而以天的全體性所藴含的大公至正的價值觀和執中平衡的方法論，就成為政治權力的根本遵循。
重要的是，大一統不僅是對政治權力集中的描述，更是對天下共同體團結一致的刻畫。由天的象徵性權威所塑造的政治共同體，是凌駕於基於部分、基於集團、基於階層的權力訴求之上的。這就保證了天下共同體的政治穩定性，從而也使得“統一”成為天下共同體的基本政治關切。歐洲文明則由於凱撒與上帝的權力二分，導致了宗教不斷成為政治革命的動力，從而難以真正維持政治權威的一統，使得分裂成為常態。應該説，這一點是中西文明基因的根本不同。
基於天的象徵性權威的中華文明，從天的全體性當中引申出了“人民至上”的價值觀，從天的執中平衡的特性當中引申出了立足全局、虛心實照的“實事求是”方法論，從天下共同體的團結中引申出天下一統的政治追求，這些都以某種文明基因的方式影響着中華文明的道路選擇，構成了中國道路的基本趨向。
資料圖：《旗幟》雕塑。中新社記者 韓海丹 攝
中新社記者：近代以來中國各種思潮此消彼長，中國人在積極探索中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您認為在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過程中，中華文明基因表現出怎樣的時代特質？
張志強：中華文明在近代確實遭遇到了一些難題，這些難題一方面是西方的挑戰導致的，另一方面也與文明有機體自身新陳代謝機制出了問題有關。這些問題在一定意義上揭示出了一些制約中華文明發展的瓶頸性問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及其百年奮鬥歷程，從根本上突破了這些制約中華文明發展的瓶頸性問題，從而讓中華文明重新恢復了生機。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共產黨的出現實際上充分説明了中華文明內在更生力量的強大。而這種更生力量的煥發，正是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充分激活中華文明內在力量的結果。中國共產黨充分體現了中華文明在歷史困境當中積極發揮歷史主動性的文明基因。
這種基因是一種不斷承弊通變的能力，是一種不斷從歷史困境中開闢新境界的能力，也是一種將古老文明不斷帶入新境界、新狀態的能力。正是這種能力，讓中華文明歷久彌新、既久且大。在歷史長河中，任何文明有機體都不可能一直保持青春狀態，但唯有中華文明由於其自我更生的原理，而能夠連續發展。
中國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實際上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明相結合的過程。二者可以結合的前提，在於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一種對西方形而上學傳統進行徹底哲學革命的產物，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具有一種從實際出發的哲學精神。同時，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有機體觀，也使其具有一種立足全體的人民觀。這些精神和思想特質都與中華文明具有內在一致性。二者可以結合的條件，則在於中國共產黨人的創造性實踐，應該説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就是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結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和中華文明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大一統的政治傳統、人民至上的價值觀、實事求是的方法論等藴藏在中華文明中的優秀基因，獲得了新的形式，贏得了新的自覺。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突破了許多制約中華文明發展的瓶頸性難題，通過新陳代謝、振頹起弊，而讓中華文明實現了現代化，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創造了一種人類文明新形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握歷史主動，徹底改變了全體中國人民被奴役被壓迫的命運，開創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局面。
資料圖：孔子博物館內館藏文物。郝學娟 攝
中新社記者：多年來中國經歷了一個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的過程，其間包括文明交流與互鑑。您認為中西文明有哪些共通性？又有哪些文明基因決定了中國不可能成為“另一個西方國家”？
張志強：如果我們回到文明的實際，會發現所有的文明都是有共通性的，都是人在適應各自環境、迎接外在挑戰過程中創造出來的生活世界、文明世界。如果我們能夠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任何文明的偏見、意識形態的偏見出發，那麼文明之間是完全可以相互理解、相互學習的。
從文明歷史的實際來看，不同文明之間並非各自卓爾不羣、漠不相關，而是在多個層次不斷髮生着橫向的互動，在每一種文明的歷史橫切面上，都可以看到多文明交融互動的層累痕跡。比如，西方的文官制度就是從中國科舉制度學來的，而近代以來中國對西方科技文明的持續學習，更是中國能夠擺脱貧困、擺脱落後的關鍵。
如果我們保持一種文明交往交融的文明實際觀，我們就不會接受文明衝突論的觀點。實際上，文明衝突論是一個來自於西方歷史經驗的假設。文明衝突論的實質就是一種出自一神論的二元對立觀，一種獨斷論的普世主義。這種一神論的二元對立觀是完全與中華文明立足全體的文明實際觀截然不同的。
所謂立足全體的文明實際觀，總是要求從世界出發理解世界，從他人出發理解自我，強調“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認識論，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德觀，強調“和而不同、不齊而齊”的秩序觀，強調“感而遂通”的理解能力。正是這些文明基因，讓中國絕不會成為“另一個西方”，成為另一個“以己度人”“自我中心”“齊不齊以為齊”的“西方”。
文明基因的不同使得中國不可能成為另一個西方，但文明的基因同樣讓我們不會以西方的方式對待西方。在當今世界，亟需一種能夠從世界整體出發、立足人類命運、包容不同文明的大文明。這種大文明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理想，以建立一個全人類共同分享的世界為目的，這種大文明會讓所有人、所有文明都能夠獲得其生存發展的條件。中華文明就是一種具有這種大文明潛能的文明，只有中華文明可以包容不同的文明，團結全人類，共同創造一個人類文明新形態。
中新社記者：1973年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曾斷言，世界的希望在東方，東方的希望在中國，中國文明將為未來世界轉型和21世紀人類社會提供無盡的文化寶藏和思想資源。您認為應如何創造性推進中華文明的當代轉化與未來發展？
張志強：應該説，湯因比的説法是有遠見的。不過，湯因比的説法還是一種基於他的文明類型比較的推測，而中華文明今天取得的成就，讓我們更有底氣來闡明湯因比的道理。
在我看來，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歷程就是對中華文明進行當代轉化的歷程，我們需要深入理解百年黨史的內在理路，全面總結百年黨史的歷史經驗，同時把百年黨史放入5000年文明史、500年世界史、200年世界社會主義史的不同歷史維度中加以透徹把握，充分理解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明相結合的內在道理。
充分理解了百年黨史的歷史經驗，我們就會在未來更加自覺地掌握推進中華文明當代轉化的歷史主動性，只有充分理解了百年黨史的內在理路，才會讓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更加自覺、更加自信，讓全體中國人民更有中華文明的底氣、更有中華民族的志氣、更有社會主義的骨氣。
受訪者簡介：
張志強，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哲學研究》主編。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獲得“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委員會委員，中華孔子學會常務理事，全國古典學研究會常務理事。研究領域為中國佛教、明清至近代學術思想史，研究專長為近代佛學，清代至近代的經史學，陽明學，晚明以來的三教關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