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退休高管擔任外部董事，優勢在哪，問題在哪

央企退休高管擔任外部董事，優勢在哪，問題在哪

近一段時間以來，央企又掀起了一波聘任或調整外部董事潮，一批從央企退休的高管，加入到外部董事行列，繼續發光發熱。如去年12月初剛剛卸任的中國大唐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陳飛虎，已被聘用擔任央企專職外部董事。此外，“超期服役”的王宜林卸任中國石油集團董事長、黨組書記職務後，被聘任為中國長江三峽集團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卸任的華能集團董事長、黨組書記曹培璽則被聘任為國家開發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和中國兵器裝備集團有限公司兩家央企的外部董事，等等。去年一年，多名從央企管理崗位退下來的高管，都被聘為央企外部董事。

也許有人會説，為什麼央企聘任外部董事，不從其他方面選，仍圍着退休的央企高管轉呢？他們能夠當好外部董事嗎？錯綜複雜的關係，能讓他們履行好自己的職責嗎？甚至有人認為，是不是這些高管們沒有過足當“官”的癮，還要用外部董事的方式來過渡呢。

確實，這是一個令很多人感到疑惑的問題，也是存在一定質疑的問題。但是，又不能不説，這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要知道，央企都是具有很高地位的企業，在管理上，並不完全等同於其他所有制企業。且因為規模很大、掌握的資源很多，一旦決策失誤或存在管理漏洞，帶來的損失是非常巨大的，影響也是極壞的。對央企的監督，需要有一定威望和知名度，且對央企比較熟悉的人，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更好地展示監督職能。特別是央企的決策，如果不熟悉央企的管理和決策程序，有時候真的很難參與決策、很難發現問題，很難對決策提供參考依據。

很顯然，這些從央企高管崗位上退下來的同志，對央企的管理方式和操作程序是瞭如指掌的，對可能存在的問題，也可以從他們的管理經驗，包括教訓中得到啓示，從而可以更加有針對性地實施監督、參與管理，發揮好外部董事的作用。筆者就曾旁聽過一次央企董事會，對某項工作進行決策，結果，企業經營層提出來的一項投資計劃，就在兩名外部董事的質疑中被否決了。而這兩名提出質疑的外部董事，就是從央企高管崗位上退下來的。他們的質疑，有理有據有針對性，直接而到位，讓那家央企的經營者無法給出滿意答案，董事會只能否決。

更重要的，由於有原央企高管“撐腰”，來自於其他領域的外部董事，也就更敢説話，更願意發表自己的看法，從而達到更加有效的監督和管理效果。否則，其他方面的外部董事會你好我好大家好，成為央企外部董事制度的擺設，極少有敢於提出不同意見的。即便有不同意見，也是不痛不癢，根本無法對錯誤決策形成有效約束。

也正是基於這樣的特殊背景，國資委聘任退休的央企高管擔任央企外部董事，還是比較合適的，也是符合央企發展實際的，更是能夠有效地發揮央企外部董事的監督和參與決策職能的。

比較令人擔憂的，主要是兩大方面的問題。一是關係，二是面子。從關係的角度來看，能夠擔任央企高管，怎麼説都有比較複雜的人脈關係，都會與出任外部董事的企業高管非常熟悉。尤其是剛剛退休的高管，更是與在任的其他企業高管很熟悉。那麼，在履行外部董事職責時，如何處理好與企業高管的關係，是一個問題；從面子來看，大家都是曾經或現任的央企高管，都知道彼此的情況，監督嚴了，就等於不給現任高管面子，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能否抹開面子，履行好職責，需要關注。

也許正是存在這樣的情況，《國資報告》雜誌在2020年10月發佈的一則報道稱，今年以來，（國資委）對80家中央企業董事會、董事以及22名中央企業專職外部董事開展了年度評價。為企業選優配強外部董事92人次，及時調整不適宜、不勝任人員9人，遴選95名人選充實外部董事人才庫。也就是説，在央企外部董事中，確實存在一些不太稱職、不負責任者。這其中，也包括曾經的央企高管。如此，也就不能不對可能存在的央企高管擔任央企外部董事、也會不認真履行職責的問題引起高度重視，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對外部董事、特別是央企高管擔任外部董事履行職責情況進行評估，從而打消外部的質疑，減少輿論和公眾對央企高管退休後擔任央企外部董事產生非議。央企退休高管擔任央企外部董事，從總體上講，應當是利大於弊。而弊端主要就是這些外部董事能否抹得開面子和不受與所在企業高管關係影響。做到了，央企退休高管擔任央企外部董事還是非常合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