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鳴鏑】
作者:黃海濤(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基地研究員)
在時隔兩個多世紀後,美國國會大廈被再次“攻破”。有所不同的是,1814年8月24日火燒國會大廈的是效忠於英王的不列顛軍隊,而2021年1月6日的“入侵者”則是來自全美各地的特朗普支持者。
歷史的弔詭之處正在於此:當年被美國軍民守護、象徵着“合眾而一”的建國理念、被稱為美國人民豐碑的國會山,今天在一夜之間竟然成為一部分怒火中燒的美國人衝擊和破壞的對象。儘管人們早已知悉特朗普頻繁鼓動支持者阻止國會認證大選結果,儘管華盛頓市長在此前明確發出了安全警示,但當如此真實的衝突和暴力畫面被傳播到全世界時,相信多數人仍然會感到大吃一驚:這還是那個被視為具有高度成熟和穩定的民主制度的美國嗎?顯然,隨着國會大廈一起“陷落”的,是美國一直以來竭力打造的所謂“民主燈塔”。
推倒美國“民主燈塔”的首要力量,是與國會山互成犄角的白宮。自2020年11月4日總統大選投票結束後,白宮便成為席捲全美的選舉爭議的風暴眼。從指控投票作弊、提起法律訴訟,再到向佐治亞州州務卿電話施壓改報選票數量、公開號召支持者“向華盛頓進軍”,特朗普的種種表現不像一個曾經歷過選舉的在任總統,而更像是既有體制堅定的反對者和破壞者。正是由於這位白宮主人拒絕承認競選失敗並不厭其煩地鼓動,在部分美國人看來,選舉的客觀事實究竟如何已完全不再重要,他們自我認定和接受的事實才是唯一的“真相”。更令人驚詫的是,這些人竟然被特朗普口頭褒獎為“愛國者”,有人還因此付出了血的代價。
在國會大廈清場後,共和黨資深參議員羅姆尼在發言中將騷亂歸咎於“一位自尊受損的自私總統和他憤怒的支持者們”。在美國最高權力交接的歷史上,確實從未出現過今天這樣的亂象,其間至關重要的因素與其説是美國製度設計方面的無懈可擊,不如説是因為美國足夠幸運,沒有出現過像特朗普這樣對規則和制度極度蔑視乃至敵視的權力擁有者。
而在這位對美國製度極度蔑視的總統背後,則是美國嚴重的政治極化。在日益兩極分化的政治環境中,美國政治制度良性運作的基本條件之一——不同社會羣體達成共識的可能性遭到嚴重破壞。在幾乎所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議題上,我們都可以發現勢均力敵的分化陣營相互角力。寬容和多元不再被視為美德,反而被當作綏靖和投降。攻佔美國國會的人究竟是破壞秩序的“暴徒”,還是捍衞憲法的“英雄”?這個原本不是問題的問題在美國政治極化的背景下竟然成了一道選擇題。在本次大選後,美國社會深層撕裂所帶來的政治隱憂引起了不同分析人士的高度關注,只不過當時多數人認為政治極化還不足以在短期內釀成更為嚴重的公共衝突。現在,暴力攻佔國會大廈直截了當地將政治隱憂變成了觸目驚心的現實。正如諸多評論所言,美國的民主運作在國會騷亂中進入了“至暗時刻”。
對即將上任的當選總統拜登而言,“國會陷落”對其未來施政帶來的衝擊不容小覷。如何重構美國政治制度並重塑美國全球領導地位,將成為困擾新一屆政府的重大難題。就國內政策而言,新一屆美國政府重構政治制度的關鍵在於能否同特朗普主義徹底決裂,能否快速有效應對疫情,能否儘快恢復經濟增長,能否實質性彌合社會裂痕。對拜登團隊的好消息是,民主黨將同時控制白宮和國會兩院,而共和黨高層一改此前對如何處理特朗普政治遺產的猶豫不決,在國會暴力事件發生後快速與現任總統劃清界限,攻佔國會事件肯定也將促使部分美國民眾進行更深刻的反思。然而,即使白宮易主,美國政治極化的基礎並不會鬆動,美國的社會撕裂仍將存在,沒有了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依舊會對中低收入人羣和保守主義者產生極高的吸引力。這一切並不會隨着政府換屆隨風而去。
對於重塑全球領導地位,美國建制派政治精英們對新政府抱有極高的期待,拜登團隊對此也表露出志在必得的決心。然而,重塑國際領導力的難度看來並不亞於處理美國國內問題。排除其他主客觀條件不談,一個關鍵因素是,美式民主對全世界的吸引力已經大打折扣。冷戰後美國強勁的“軟實力”經過幾屆政府的消耗,特別是經過特朗普四年任期的揮霍後,已所剩無幾,部分西方盟國對美國是否具有承擔起所謂“全球領導”的能力和意願頗有疑慮。事實上,一國的國內狀況是其對外戰略的基礎,基礎不穩則根本無法形成長期連貫的對外政策。很明顯,本次攻佔國會事件進一步把“美國領導”這一霸權神話拉下了神壇——試問,一個存在諸多結構性國內問題的國家,如何能夠承擔起“全球領袖”的責任呢?
攻佔國會事件發生後,美國的政治人物們紛紛出面譴責暴力、號召團結,共和民主兩黨在這一問題上達成了難得的一致意見。然而,在當天國會繼續進行的對拒絕選舉人團結果動議的投票中,仍然有120位共和黨議員投下了贊成票。這一結果儘管沒有改變拜登當選的事實,但卻充分説明引發美國亂象的根子問題並未得到解決。事實上,美國的“民主燈塔”一旦“陷落”,就絕不會像國會清場一般能夠輕易地再次樹立了。
《光明日報》( 2021年01月08日 12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