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會契約：重系21世紀公民與社會的紐帶》
[英]米努什·沙菲克 著
李 豔 譯
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一個人從一出生由誰來撫養，接受怎樣的教育，長大後從事什麼樣的工作，生病時接受怎樣的醫療服務，老年之後由誰照顧，這看似主觀的人生選擇背後，實則是維繫人與人、人與家庭、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社會契約在起作用，它定義了社會的組織方式，決定着人們的生活境況和機會結構。
《新社會契約》這本書可謂應時之作，倫敦政治經濟學學院校長米努什·沙菲克依據在國際經濟機構多年的工作經驗和大量專業研究成果，依次從育兒、教育、醫療、就業、養老、代際衝突這六大民生問題切入，一針見血地指出人們的失望情緒是源於技術變革、人口壓力、女性角色的轉變、環境問題等所導致的傳統社會契約的失靈。在她看來，新冠疫情的全球暴發是一個契機，讓人們更直觀地意識到彼此的相互依存關係，一個更加慷慨、更具包容性的新社會契約勢在必行。
>>內文選讀
未來家庭模式
僱用勞動力市場中的女性人才不光於經濟有益，還能提升一歲以上兒童的幸福感。幼年時期有父親更多參與也對兒童有明顯好處。重新平衡男女育兒責任、把女性所做的無償勞動轉變為有償工作的社會契約，將使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富有、更公平。如果我們的子女在幼年時期有父母的陪伴，隨後又能接受高質量的托育，那麼他們將在學業和心理方面表現得更好。這對出生於貧困家庭的兒童尤其重要，將提高社會的流動性。
關於配置更多的公共資源用於提供可負擔得起的、質量高的育兒服務，有許多模式。這種支持是鼓勵以家庭為基礎的育兒方式還是家庭以外的育兒方式，最好交給個人和家庭來選擇。由國家財政而不是僱主支付育兒假成本和育兒成本，將使男性和女性在職場享有更公平的競爭環境。關鍵在於，公共政策必須在提供支持方面做到男女平等，確保他們有選擇的自由，確保經濟中的人才配置是最優的。
理想情況下，政府可以給家庭提供一系列選擇——產假和陪產假，或者更好的共同育兒假，併為育兒機構或家庭育兒提供公共財政支持。這些選擇非常個人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個人情況。我們必須做出的關鍵改變是，我們不能繼續忽視對下一代的照顧，不能理所當然或輕率地將其視為無償勞動。育兒服務需要成為公共服務基礎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像醫療或教育。它還需要富有靈活性，以適應正在發生變化的工作和家庭組織方式。這將促使男性和女性的生活都能得到改善，促使兒童養育更加有效，促使人們（通常是女性）獲得工作機會。
提供育兒福利很關鍵，但同時還有許多其他政策有助於我們實現更平等的勞動力市場。在人們更換工作時提供福利保障，在人們從事兼職工作時調整福利待遇——這種更加靈活的工作機制將有助於男性和女性平衡育兒責任，適應不斷變化的工作方式（第5章將進行詳述）。對人們單獨徵税優於鼓勵夫妻共同報税的制度。夫妻共同報税時，次要收入者（主要為女性）和配偶按照相同的税率納税，這通常意味着要比單獨納税時支付的更多，從而削弱了女性的勞動力參與意願。與此同時，學校較長的暑假安排在農業從業者極少、使用童工非法的社會中意義不大，反而給在職父母帶來許多挑戰。從這些方面支持雙職工家庭，是社會契約轉型的重要方向。
不過，只靠政策是不夠的，社會契約還需要在家庭內部得到改變。正如我們在日本和韓國見到的情況，即便是世界上最慷慨的陪產假，也只有在社會觀念得到調整後才會發揮作用。北歐國家與之形成了有趣的對比——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它們的社會契約的特點是女性就業率高、公共支持較為慷慨、男性承擔更多無償勞動。這種模式還能保障較高的收入水平，維持人口的生育率。相比之下，儘管韓國有越來越慷慨的政策，但其生育率仍是世界上最低的，僅為0.9%（保持人口水平穩定的生育率為2.1%），這是因為社會觀念沒有發生轉變。
對我們的社會契約進行如此巨大的調整，我們能堪此重負嗎？我認為，不這麼做才會讓我們不堪重負。家庭結構正快速演變：人們結婚更遲，女性生育更晚，單親家庭更多，人口在老齡化，出生率在下滑（非洲除外）。我們的社會契約需要跟得上現代家庭和現代經濟的需求。鼓勵更多女性在職場中發揮才幹將擴大生產力、提高產量並增加税收，所帶來的收益將遠遠超出改善公共育兒支持的成本。鼓勵父親更多地參與育兒也將改善兒童福祉，讓我們得以培育出更具生產力、收入更高的年青一代，他們將貢獻更多的税收，為正在變老的一代支付養老金和醫療保健費用。縱觀歷史，在家庭內部履行代際責任已經造成非常不平等的後果，因此我們需要所有人共同分擔這些風險。
>>作者簡介
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校長，經濟學家。曾任職於世界銀行長達15年，是世界銀行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副行長。2011—2014年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2014—2017年擔任英國央行副行長。此外，她還曾任教於喬治敦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
作者：米努什·沙菲克
編輯：金久超
責任編輯：朱自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