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鰲經安論壇·專家訪談
10月18日至20日，博鰲亞洲論壇全球經濟發展與安全論壇首屆大會將在長沙舉行，該論壇系博鰲亞洲論壇推出的第三個全球專題論壇。
據悉，從經濟發展與安全的角度成立專門論壇平台，在國際上尚屬首次。論壇下設二十餘個分論壇，將聚焦維護“一帶一路”安全、全球生態安全、新的全球治理體系等議題共商共議。針對前述幾個熱點話題，北京青年報記者對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國際問題專家金燦榮進行了專訪。
中國保護措施仍未跟上“走出去”的步伐
北青報：目前中國的海外利益大致是什麼情況和規模？
金燦榮：近些年，我國海外利益的發展很迅猛，發展速度比預期要快，人、財、物都在“走出去”。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學生來源國，海外有約280萬中國留學生。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承包國，約有300萬中國工人在世界各地（海外）進行工程建設。同時，我國還有約700萬商人在海外經商，僅在非洲就有100多萬，其他地方就更多了。總的來看，目前中國有超過1000萬人長期在海外學習、生活、工作。而短期赴海外的人數規模，中國同樣堪巨。新冠疫情暴發前一年，2019年中國的海外出遊人數位列全球第一，達到1.69億人，差不多比排名第二的美國多出將近一億人。
北青報：最近巴基斯坦發生了針對中國人的恐襲事件，您如何看待中國海外利益面臨的安全威脅？
金燦榮：需要承認的現實是，我們人、財、物大量而快速地“走出去”了，但確實面臨着保護措施跟不上的問題。我們國家目前是“單兵突進”的模式，主要是企業自主地“走出去”，所以其他的保護措施有些跟不上。另外，我們整個學界為保護中國投資、中國利益提供的合理建議也不足夠，往往還是將以西方主導的行為框架作為學術主流。
中國為什麼要“走出去”？
北青報：既然保護措施仍未完備，中國必須要“走出去”嗎？
金燦榮：當然是有必要的，而且合情合理合法。具體而言，從“一帶一路”倡議來講，這就是中國發展到今天的一個必然選擇。
首先，“一帶一路”對中國而言有經濟上的需要。中國製造業GDP已位列世界第一。疫情前，2019年中國製造業總產值佔世界總產值的32.4%，相當於美日德韓之和，也就是我們一家相當於排位第二到第五位國家之和。那麼我們所面臨的現實就是中國的製造業很強、產能充足，可國內市場畢竟有限。為解決市場飽和的問題，我們的製造業就需要“走出去”。
其次，“一帶一路”也是世界各國經濟發展需要。一直以來，全球財富還是集中在發達國家。但是發達國家只佔世界各國的20%，80%的國家還是欠發達的。發展中國家當然都有着發展願望，但是國家發展總是需要前提的——政治穩定、基礎設施等，這是一個國家想要發展的基礎。聚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絕大多數正是發展中國家。通過“一帶一路”，無疑可以為他國解決基礎設施上的問題。
最後，是中國的戰略需要。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國際上是需要承擔起幫助他人的責任，同時也需要獲得國際認可。
多舉應對海外安全威脅
北青報：針對安全困境，我們是怎麼應對的？
金燦榮：面對前面提到的諸多困境，國家當然也正在想辦法應對、改善。
第一，我們進行投資的時候越來越注重評估安全情況，相對更加慎重。據我個人觀察，現在許多“一帶一路”的大項目的拓展越來越穩健。“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前三年發展勢頭是很迅猛的，但從2018年開始逐漸向平穩過渡，更多聚焦完善原有的項目。當然，這和2018年開始美國挑起對華貿易爭端等也有關係。
第二，在投資新設項目時，引入更多國際投資。例如我們在斯里蘭卡的工業園區項目，有意識地拉取馬來西亞投資，這兩個國家文化背景相近，互相也更瞭解一些；由於歐洲企業對於在非洲建設項目更加熟悉，因此我們在非洲的項目也常常會引入歐洲投資。
第三，技術性地也在進行一些嘗試，比如成立跨國安保公司。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派出內部人員僱傭當地人員進行安保工作。另外還有一些商業性辦法，比如華為會為海外派出人員購買高額的人身保險，在遇到綁架之類的事件時至少可以尋求更多方面的幫助。
第四，國家的海外安保力量也有所鋪墊。國家也一直在強調對外講好“中國故事”。塑造國家軟實力，長遠看這對於維護中國海外利益、權益也是很有幫助的。
為發展中國家發聲
北青報：隨着中國綜合國力提升，我們為全球治理體系帶來了哪些新變化？
金燦榮：全球治理從前都是西方佔據主導地位，隨着中國的崛起，這樣的局面有了一定的變化，從西方主導走向了中西共同治理。中國從此前的資源接受方轉為資源供給方，全球治理資源變得更加充裕。目前，基本在所有的全球問題上都有中國方案，這對於全球治理當然是積極的、有益的。
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有一個顯著進步，體現在由於中國的介入，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機會、發展資源可以得到一定保障。從立場平衡方面來看，中國始終都不忘為了發展中國家發聲，為其爭取更多利益。坦率地説，從前西方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資助更多地是為了維持國際穩定，而中國確實是為了助力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這還是有顯著區別的。
北青報：能不能舉例詳細談談？
金燦榮：以應對氣候變化舉例。中國作為大國，向世界做出碳中和、碳達峯承諾的同時，也堅持“共同”而有“區別”的原則。
人類近代以來的工業活動確是氣候變化的原因，也理應控制、節制。可目前全世界有80%的國家仍是發展中國家，如果環境應對措施“一刀切”，一些國家的發展或將更加無望。因此中國堅持上述原則，不光是為了維護中國利益，同時也為了維護眾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利。
事實上，從歷史上看，數據表明，西方國家的碳排放總量最大，並且西方國家的工業能力強、生活水平高，也理應在氣候、環境問題上承擔更大責任。
文/本報記者 李巖 統籌/徐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