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中歐商業評論（ID：ceibs-cbr），作者：孫行之，責編：施 楊，創業邦經授權發佈。
關於富豪捐贈，知乎上曾有一條評論:“除非他們用直升機到貧困的地方撒錢，否則我絕不相信他們的捐贈”。這句話質疑了富豪們捐贈的動機——未必出於純粹的善；也可能質疑了他們的做法——捐贈的過程有貓膩，比如政治獻金、避税、詐捐、做廣告等等。
的確，説單純因為大愛驅動，而拋擲巨資，這在現代社會的語境下，難以自圓其説。
不過，這句玩笑話，也意外點到了傳統慈善和西方現代公益的重要區別。傳統意義上的慈善源於人的善意。救濟窮苦的人，這是一種點對點的，基於人情的行為。而現代公益呢,它的投入和輸出基於社會共識，投入源源不斷，去向多種多樣，施予者與受助者之間隔着一部社會機器。旁觀者看到的可能只是一系列數字，很難直觀地感受到受助者獲得的改善，更別提親眼看到他們臉上感激的表情。
更關鍵的問題是，從17世紀初開始，歐美公益就已經與純粹的善告別了。公益的出發點不再是宗教意義上的“慈善”（charity），也不是道德層面的良善，而是一項功利主義的主張，即“提高社會整體福利”。
從這個意義上説，歐美公益更像是一項社會工程。它以資本主義的方式堵了資本主義的漏，為的是讓得這艘大船不至於沉沒。
區別於傳統慈善：現代公益講求功利所以我們才看到，對西方現代公益貢獻最大的，恰恰是在趨利這條路走到登峯造極地步的人：卡內基、洛克菲勒、福特以及比爾蓋·茨等等。而使他們走上致富之道的，和為他們實踐散財之道的，始終都是同一種東西——“科學”地用好每一分錢。
在談論他們之前，我們不妨先看看1601年英國女王頒佈的《濟貧法》和《英格蘭慈善用途法規》。《濟貧法》是社會政策的發端，又被歷史學家資中筠在《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變》中認作是歐美現代公益的先聲， “捐贈從慈善性質發展到某種程度的社會性”。
換個角度説，原本“你窮”只是你自己的事，從那時開始，“你窮”就變成公家的事了。而因為英美兩國的歷史淵源，英國的做法對美國早期公益事業也是影響很深。
粗看，這是個促使富人向窮人捐錢的善舉。法案規定，有產者必須交税，税收由教區統籌，用來安置同教區的赤貧者。
但結合具體做法，再聯想一下窮人遭受了什麼，就能知道，這實在是一個令人遺憾的故事。狄更斯的小説《霧都孤兒》就是以《濟貧法》等一系列法案為背景的。主人公奧利弗在濟貧院長大，一天的食物只有三頓粥，週末才有一片面包，後來又被送到棺材店當學徒，備受虐待。
這就是《濟貧法》的做法，把“圈地運動”中失地的流浪者、赤貧者安置到濟貧院或者勞教所，強制勞動。為了防止貧困的代際傳遞，教區監督員會把窮人家的孩子和父母隔離開，送去上學或當學徒。甚至，為了避免窮困人口“再生產”，在一些教區的濟貧院，夫妻是不被允許見面的。《濟貧法》更多是實現了對窮人的控制：窮人不會四處流浪鬧事了，他們和他們的後代都被吸納到新的工業體系，成了勞動力。
《霧都孤兒》2005
這種做法，以“濟貧”自居，實質是“功利主義”的，與道德意義上的“善”相隔很遠。“功利主義”強調“最大化社會總體福利”。但它可以引出一個危險的推論：犧牲小部分人的權利，贏得一個大羣體的利益，這是合理的。就像那個經典的哲學故事，五個受困於洞穴的人，能不能為了活命，而吃掉其中一個？
美國的慈善理念，總體源於歐洲，但做法更為務實。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1835年訪美考察時就得出觀點：歐洲人整天把德性和犧牲掛在嘴上，只敢私下説德性是有用的，美國人卻坦然承認這一點，相比較來説，後者反而比前者更高尚。
美國公益工程最重要的動力，同樣是“社會總體福利最大化”，而不是直接救濟窮人。成立最早塞奇基金會，總部大樓牆上鐫刻的會徽格言，是一個粗看與慈善沒有直接關聯的句子，“真理使你自由”。基金會創立之初就明確規定有“三不捐”，居首的，就是“對個人或家庭的救濟”。
從錢的去向看，“功利”目標體現地也很明顯：從20世紀初到現在，美國富豪捐贈長久以來的共同點是，重視教育，尤其是對精英大學的投入。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頓、芝加哥大學等等，一部部金光閃閃的校史，也是富豪的捐贈史。可顯而易見，精英大學的席位，依然屬於富豪本階級的孩子。絕大部分寒門子弟與之無緣。
私人公益基金投入的第二大傳統領域是醫療，其中當然也包括對貧困人羣的醫療援助，但更多資源投入於新藥開發、科研推進等方面。早期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對醫療尤其重視，北京協和醫院就是他們的傑作，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也是。在醫療領域的捐贈更是蓋茨基金會工作的重中之重。
美國實業家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
此外，科技創新、環境保護、國際政治一向是美國私人公益基金投入的傳統領域。尤其是前兩個，在當前越來越被看重。
不論是教育、醫療、國際政治還是科技，這四方面都與國家利益，甚至全人類的福祉緊密相連。可以説，現代公益瞄準的目標，更多是為社會整體“做大蛋糕”，而不是傳統慈善所做的“分蛋糕”。窮人當然也是受益者，但錢並不直接流入他們的口袋，而是通過涓滴效應流向他們。
但畢竟美國公益蓬勃的年代距離《濟貧法》頒佈已經過去300年，具體做法有了很大的改良。美國的私人公益基金從一開始就把切實幫助弱勢羣體納入視野。到了當代，公益中的人道主義味道更是越來越濃，“平等”的觀念被更頻繁地提及。
有一點是不會變的，那就是確認個人主義和貧富不均的合理性。這是資本主義理念的根基，也是大亨們安享財富的根基。
一個能為富人“洗白”的概念：財富代理人一方面，要強調貧富差異天然合理；另一方面，大亨們又在傾力與弱者分享財富；用什麼來協調兩者的矛盾？
卡內基，鋼鐵行業的壟斷者，也是當之無愧的現代公益奠基人。他的奠基之功，不僅是他以大半身家建立的基金會，還有他那篇《財富的福音》，幾乎就是西方富豪捐贈的“綱領”。
這篇文章之所以能穿透時間，就是因為，它很好地彌合了貧富分化合理性與捐贈行為之間的裂縫，能為財富精英代言。
在發表於1889年的《財富的福音》裏，卡內基提出了一個調和性的概念——“財富代理人”。
“財富代理人”的説法，其實暗含着卡內基對貧富分化合理性的辯解：首先，“適者生存”的法則，大大改善了人類的生存條件，因而分化是必經之路；其次，富人也是靠能力和勤奮致富，所以天經地義。總而言之，卡內基還是在這篇文章中勸導人們去適應並接受這一競爭法則。
但他也巧妙地找到了一個均衡點：財富精英有能力在競爭社會中贏得財富，也應該是造福社會的第一責任人。“富人就只是他的窮兄弟的代理人,用他管理上的超人智慧、經驗和能力來為他們服務。”
卡內基為普林斯頓大學捐了個湖，為讓學生少打橄欖球多划船
同時代的洛克菲勒將“財富代理人”的概念向前推了一步。他提出的信條是：“盡其所能獲取，盡其所有給予”。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當好這個“代理人”了。卡內基寫道：“現在百萬富翁的罪惡不在於缺乏捐贈，而在於胡亂佈施。”他還提到：富人要做的不是單純的施捨，不勞而獲會讓人失去自強的意願，懶漢會帶壞社會風氣；所以，問題的關鍵在於“授人以漁”，找到貧困問題的根源。
卡內基的主張裏，也不難看到300年前英國《濟貧法》殘留的影子。比如，他提到要把那些毫無出息的懶漢放到教養機構隔離起來，以免帶壞了勤勞上進的人。有這樣想法的富豪不佔少數。當時，被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的哲學家斯賓塞在美國大受富豪追捧。卡內基就在自傳中盛讚其學問，與他結伴旅行，還自稱是斯賓塞的信徒。
“提拔上進者”的想法主導了他的捐贈去向。他公益投入中的80%被用於文化教育。他捐贈的第一步也不是救濟饑饉中的窮人，而是陸續造了2811座圖書館。用他自傳中的話來説，“沒有什麼比圖書館更能夠體現金錢的價值了”。
華盛頓特區卡內基圖書館
為什麼捐贈？走鋼絲的富人舉起了平衡杆19世紀末，獨立戰爭以後貧富差距迅速拉開的時候，也是富豪捐贈開始踴躍的階段。推動他們做出捐贈決定的力量之中，未嘗不包含對自身存亡的憂懼。
卡內基在公益上做出過太多了不起的功績，以至於一個重要事實被掩蓋了：在最初決定投身公益時，他正遭遇事關企業生死的考驗。
當時的許多工廠，工人們薪資很低，終日勞作也只能勉強餬口。而且，工傷致死、致殘的狀況常常發生。罷工和抗議席捲全美。
工人們洶湧的怒火，被卡內基在自傳中輕描淡寫為“勞資關係”，是“做公司就會有的煩心事”。但事實上，他至少被此起彼伏的罷工困擾了10多年。當年，美國實力最強的鋼鐵行業工會就駐紮在卡內基下屬的工廠。1902年，《財富的福音》發表3年後，他的工廠又經歷了美國曆史上最為暴力的罷工運動——霍姆斯特德罷工。工人和政府官員都有傷亡。後來，在卡內基集團的要求下，州政府衞隊出動8000士兵鎮壓工人，才保住了工廠。
霍姆斯特德罷工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境遇似乎更糟。下屬工廠經歷了來勢洶洶的罷工，1901年，他又因政府的反壟斷訴訟而被送上法庭。那段時間，醜化洛克菲勒的漫畫經常出現在報紙上，全都是一些狡詐、冷酷、醜陋的形象。他後來痛苦地回憶：“我所賺到的所有財富都不能彌補我那段時期的焦慮”。
卡內基和洛克菲勒的處境，並不特殊。在全球動盪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迅速堆積的財富也把美國富豪架上了高空的鋼絲繩，一邊是席捲全國的罷工和農民抗議，另一邊是歐洲蓄勢而來的社會主義思潮。他們每走一步都是險象環生。
1905年，大受富人支持的麥金萊總統死於無政府主義者槍下。
罷工、抗議、刺殺總統，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艾倫·布林克利注意到，富豪的態度發生了變化。變化表現在可觀察的外在，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在《美國史》中，他寫道：“富豪開始不再追求華服豪宅，1910年起，第五大道上的很多高樓大廈被主人遺棄，有的被學校和政府接管，有的乾脆被拆毀，取而代之的是不顯山露水的公寓樓，而且這些公寓樓也不再有浮華的裝飾，簡潔低調。”
空走鋼絲的富豪找到了一根平衡杆，那就是捐贈。
他們的經歷，在100年後產生了迴響。2000年，在面臨反壟斷訴訟兩年後，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宣佈：他將在有生之年捐出所有個人財產。此後，他逐漸退出在微軟的工作，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公益。
很難説這些投身公益的富豪沒有造福社會的夢想。但在彼岸的崇高和此岸的自利之間，曾有一道深不可測的溝壑。他們跨了過去，才觸及崇高。
如何捐贈？科學地用好每一分錢賺錢和花錢，都需要“科學”。承認並且精確計算利益，正是整個公益系統的運轉邏輯。
這種“科學”，首先體現在對捐贈領域的把握上。前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李一諾第一次向比爾·蓋茨彙報時，感到非常緊張。這是因為，同事告誡她，一定要認真準備，因為蓋茨看過所有材料，而且對數字極其敏感，對很多國家，比如埃塞爾比亞政局、尼日利亞北部衝突和阿富汗戰亂等十分清楚，而且對資助領域的科研進展也瞭如指掌。
深入調查捐贈領域，這不是蓋茨特有的做法，而是私人公益基金的傳統。從成立最早的塞奇基金會開始，社會調查就是工作的重要一環。塞奇基金會專設統計部、課題研究部，開展田野調查，出版了大量社會調查報告。在成立後的幾十年中，基金會的工作人員都是專業的社會學家或社會工作者。這樣的例子，在之後的基金會發展史上不勝枚舉，卡內基基金會的《弗萊克斯納報告》、福特基金會的《蓋瑟報告》等等，都是影響巨大。
“科學”地用錢，也體現在以專業的管理制度行事。更直接地説，就是照搬了企業管理制度。隨着企業管理實踐的更新，公益基金的管理方法也在與時俱進。
用人當然也需要“科學”。私人公益基金會不是富豪個人的愛好，或者發揮餘熱的地方，交給家屬隨便打理就好了。在美國，大型私人基金會的掌門人是當之無愧的社會精英。僅洛克菲勒基金會就有3位官高管曾擔任過國務卿。所以，大基金會又有“影子內閣”之稱。其他還有許多基金會管理者來自大學校長、世界500強企業高管，也不乏得過諾貝爾獎的科學家。
入職蓋茨基金會之前，李一諾是麥肯錫的全球董事合夥人。她剛到基金會時，也為其他員工的背景感到意外，他們中間一半人有創新相關的專業背景，而不是她想象中的“具有公益背景的員工”。
董事會的第一屆董事常常包括捐贈者及其家屬，但家族在董事會的影響一般只持續二、三代。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府和民眾的一個憂慮：富人已經手握金錢，通過捐贈，他們的權勢會否貫穿所有方面，並把權勢傳遞下去？
也因此，美國的公益基金會一直面臨政府的嚴格監督。這種監督涉及税務、財務等等，但最為嚴密的監督往往針對政治，比如，參與總統及政府高官的選舉、宣傳，對特定社會思潮傳播及其社會議題的研究等等。
可以説，《財富的福音》發表133年後，西方公益依然處於其大致理念的延長線上。
卡內基説，富人要成為“貧窮同胞的代理人”。
洛克菲勒説：“盡其所能獲取，盡其所有給予。”
“竭盡全力，放手一搏”，2020年度公開信中，比爾·蓋茨説，這是他與巴菲特的共同信念。
四位大亨的話，含義相近，程度遞增。與此形成呼應的，美國捐贈規模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除了1987年、2008年及2009年之外，幾乎每年都在增加。根據美國施惠基金會發布的《Giving USA 2021：2020年度美國慈善捐贈報告》，2020年，美國捐贈總額又創新高，達4714.4億美元，比上一年提高5.1%，高於當年3.8%的通脹率。
另一方面，全球體系內的不平等也在加劇。近10年，沒有一本學術書像《21世紀資本論》那樣引起了如此廣泛、強烈的反響。很難説，這份影響力不是因為，作者用了18世紀以來的各國數據，相對嚴謹地論證了一個眾人感受強烈的事實——勞動回報率遠遠低於資本回報率，貧富差距一直在擴大。
巨大的貧富差距是壓在普通人身上的石頭，也會是高懸於鉅富們頭上的利劍。資本總是流向邊際效益更高的領域。但什麼是真正的效益？這取決於對政治、經濟等因素的綜合衡量。時移世易，不同時段，人給出的答案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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