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塔利班捲土重來，在西方國家媒體、智庫與外交機構瞠目結舌之時，再次為美國干涉主義的外交政策增添了難堪的一筆。撤離中的混亂無序與瀰漫的失敗情緒，印證了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做出的論斷——一切偉大的歷史事變與人物，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鬧劇出現。美式霸權和干涉主義政策遭遇了新的失敗，但對於阿富汗人民乃至整個國際社會而言，這場荒誕鬧劇的代價過於沉重。政治失衡超越了國界演化為人權危局，成為每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必須嚴肅面對的難題。
美國的干預給阿富汗人民的生存權、生命權造成嚴重威脅。據統計，阿富汗戰爭累計造成包括3萬多平民在內的17.4萬人死亡，受傷人數超過6萬。美軍在軍事活動中屢屢違反區分原則，攻擊平民目標，造成重大傷亡和財產破壞，其戰爭罪行在2017年甚至引發了國際刑事法院調查。
持續的戰爭與動盪嚴重摧殘了阿富汗社會的健康發展機會。在戰火中，阿富汗全國人口有近1/3淪為難民。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礎設施殘破落後，國民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國際援助與外部資金。在廣大山區，教育、醫療、文化事業缺乏資金，難以為繼。更嚴重的是，阿富汗已成為全球第一大罌粟種植國和鴉片生產國，鴉片產量超過全球總產量的85%，毒品氾濫遏制了阿富汗人民尋求可持續發展經濟模式的可能。
美國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宣稱為了打擊“基地”組織。但以反恐和人道主義為名義的干預，不但沒有清除恐怖主義的土壤，反而摧毀了被幹預國家原有的社會結構，導致一次次人道主義危機，為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提供了可乘之機。阿富汗境內的恐怖組織數量激增，並向着中東、東亞地區擴散。
美國在阿富汗遭遇的困境是它霸權擴張的最新惡果。阿富汗人民遭遇的悲慘命運背後，是美國在國際政治中肆意妄為、攫取權力的行為方式，以及固守零和博弈，拒絕合作、包容的多邊國際秩序的冷戰思維。這種外交政策糅合了自以為是的“美國例外”論、自鳴得意的傳教士精神和極度自利的資本主義擴張訴求，隨着其在二戰中的勝利，演化為美式霸權最富象徵性的標誌，締造了數十年的冷戰對抗與國際衝突。
美國擅長於將對另一國家的干預、入侵、操控表述為“多數利益”與“普世價值”。在國家利益方面，將這種干涉主義形容為保障本國、盟國利益乃至地區性安全穩定的必要因素；在意識形態領域，則不斷強化自身作為國際社會“普世價值”代言人的地位，影響國際輿論對干涉行動的態度。從越南戰爭開始，貫穿冷戰歷程的干預活動幾乎都沿着這條路徑發展。在對越南、安哥拉、格林納達和尼加拉瓜的干預中，美國政府宣稱自己為保障“自由世界”，對抗蘇聯的中堅力量；入侵巴拿馬時，美國以“確保民主選舉”為藉口掩蓋它實際控制運河的利益目標；對黎巴嫩、利比亞的干預，則與石油資源緊密聯繫起來。冷戰結束後，美國對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與北非諸國的干預，更是以人道主義干預、反恐等理由，將國際集體安全機制捆綁在自己的干預政策之上。
干涉主義在阿富汗遭遇的失敗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以人權為名的干涉主義幽靈仍然在遊蕩。美國針對中國香港、台灣、新疆羅織各種人權罪名，不斷興風作浪；在拉美地區，美國還是固執地要“紮緊後花園籬笆”；在阿拉伯世界，“顏色革命”帶來的創傷和動盪延燒至今。美國對他國內政的干預，凸顯出霸權擴張的野心與虛偽，也造成了國際社會中一次又一次的人權危機。
阿富汗的困境是由美國霸權與干涉主義政策造成的。它明確地向華盛頓的政客們説明，炮艦外交與冷戰思維早已成為歷史遺物，在今天的國際社會中，一個國家有能力、有資格決定另外一些國家命運和前途的局勢正在走向衰敗。
以中國為代表的、堅守不干涉原則的國家，始終主張通過積極有效的政治斡旋、經濟援助、社會建設、文化溝通解決問題，不斷增進地區和平與穩定，為國際人權事業的進步做出卓越貢獻。干涉主義伴隨着帝國霸權走向黃昏，而那些曾經飽受大國政治干預的民族，將有機會在平等、互利、友好的多邊主義秩序之下，同世界人民一道爭取自身幸福。（作者是吉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及學者）
來源：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