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太一:作為“戰時總統”,拜登為何仍舊深陷泥潭?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孫太一】
對美國總統來説,發起戰爭往往會產生“聚旗效應”,能壓制批評、提升支持度、增進團結。
聚旗效應的提出者米勒(John Mueller)用了三個明確的標準來界定能產生“聚旗效應”的決定:國際化的舉動,直接與美國及美國總統相關,且是“具體的、戲劇性的和敏鋭的”。比如,老布什和小布什時期美國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都分別使總統的支持度迅速攀升。
那麼,從炒作俄羅斯動武算起,到衝突實際爆發並延續至今,美國公開地深度介入俄烏衝突已經有數月之久,拜登的民意支持率為什麼反而降到了歷史低谷呢?
拜登支持率幾乎一路走低,圖片來源:fivethirtyeight.com
黨派不對
“聚旗效應”雖然存在,但對不同的黨派而言,其效果差距是很大的——右翼領導人的相關收益比左翼領導人的要顯著得多。
老布什和小布什都是共和黨總統,而派遣美國部隊進駐越南的約翰遜這個民主黨總統,從戰爭干預中獲得的支持率增長則要小得多。
同樣是派兵參與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當時英國工黨(儘管工黨本身在發生變化,但一般還是認為偏左翼)的布萊爾首相獲得的民調收益,也比美國的小布什要小得多。
右翼政黨一般對外會更為強硬,國家安全會是更核心的議題,軍事幹預行動在其基本盤也會更有受眾。
同時右翼媒體也會更主動、積極地報道領導人的軍事幹預行動,讓議題更為眾人所知,從而促進了“聚旗效應”。
相反,左翼民眾和媒體向來對戰爭、國家安全議題的優先性有所懷疑,當年奧巴馬和桑德斯都是因為反對伊拉克戰爭而在民主黨內脱穎而出。
所以,同樣作為左翼民主黨人的拜登在做出讓美國干預俄烏局勢的決定之後,並不能很自然地額外獲得多少黨內、黨外的好感。
另外,也正是考慮到基本盤的看法,拜登政府始終堅持“不派兵干預”的立場,到目前為止主要以協調製裁和輸送軍火為主要的參與方式,這也進一步削弱了可能存在的“聚旗效應”。
最近三位美國總統第一任期的支持率對比,可以看到小布什因9·11事件而收到了“聚旗效應”的巨大加成,拜登則跌到了特朗普的水平,圖片來源:fivethirtyeight.com
信息壁壘
從美國近幾個競選週期我們可以看出,美國的輿論場已經完全進入了“雙循環”的模式。隨着社會的兩極化,公共敍述出現了兩套完全不同的“真相”。哪怕到了2022年,仍然有三分之二的共和黨人認為,是選民欺詐幫助拜登在2020年的大選中獲勝。
所有個體都可以與自己認知不同的人勢不兩立,甚至為了達到自己小團體的目標去排除異己,連使用暴力有的時候都是可以理解的——這一點從2021年1月6日的“國會山暴動”以及後續的調查、辯論中我們已經熟知。
雖然美國的右翼媒體也會報道俄烏衝突及拜登政府的參與,但絕大多數在右翼信息循環中的參與者並不會去主動接觸自己熟知信息源以外的信息。這就意味着他們更多看到的是拜登政府在事件中的負面形象:前期威懾不利,中期無法推進全面的實質制裁,而當前又在很多重要問題上優柔寡斷。
與此同時,右翼信息循環更多地將目光投向其他對拜登而言更為減分的話題,比如美國國內通貨膨脹嚴重、供應鏈不順暢,以及其他右翼不滿的各種社會議題等等。
拜登在做國情諮文演講之後確實曾經獲得過不小的支持率收益——在演講之後的兩天裏由NPR/PBS所做的民調顯示,拜登的支持率比幾周之前上升了8個百分點,達到了47%,而1978年之後美國總統因為國情諮文演講支持率上升超過4個百分點的情況一共只出現過6次。
這可能是部分因為雙循環系統在這種重要講話時暫時被擊穿,拜登的聲音被一些平時聽不到他觀點的人聽到。
而具體到更細的問題上,美國民眾當時對拜登處理烏克蘭局勢的支持確實有高達18個百分點的提升,達到了52%,另外新冠疫情應對、經濟處理方式等問題也都分別獲得了約8個百分點的提升。
但這僅僅是曇花一現。右翼信息循環中的民眾在國情諮文演講之後,又回到自己熟悉的環境中,從而降低對拜登的支持度,這並不意外。
然而,即使是美國左翼的信息循環裏,拜登也沒有因為美國對俄烏衝突的干預而維持住其支持率的反彈。雖然左翼選民認為拜登對俄烏問題處理得不錯,但他們有其他更具優先級的議題,比如通脹、投票權、最高法院大法官確認、新冠疫情、少數族裔權利等等。
而進入3月下旬之後,左翼對俄烏局勢的關注程度也明顯不如戰事剛發生時那麼強烈了。所以,拜登在雙循環的信息系統夾縫中,還沒能很好地將對俄烏問題的處理轉化為選民對他的支持。
基礎虛虧
拜登在2020年大選中能勝出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一些人對特朗普的強烈不滿,而非對拜登的支持。而開始執政之後,雖然特朗普時不時要刷存在感,但畢竟沒有了推特的特朗普影響力大打折扣。而沒有了特朗普的拜登似乎不太能激起基本盤民眾的熱情。
1月底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民調顯示,有61%的共和黨人對今年接下來的中期選舉頗感興趣,而民主黨人的這一比例只有47%。在美國最近幾次重大選舉中,對選舉的興趣度已經成為了決勝的關鍵因素。
對拜登而言,民主黨的一些關鍵支持羣體對選舉的興趣當前都有明顯的下降,包括黑人選民、年輕選民以及城市選民。目前,就連在民主黨黨內希望拜登在2024年參選的比例也只有45%。
另外,哈佛大學/哈里斯的最新民調也顯示如果現在舉行美國大選,特朗普的支持率為47%,拜登的僅為41%,另外有12%的應答者表示尚未決定。可見,拜登的執政基礎已經虛虧。
美國的政治環境要求政客必須得會宣傳自己的政績,得會“包裝”。而拜登上台之後他彷彿一直期待民眾能自己去體會他的政策的好處,而不願意過多吹噓——當然這也和疫情當中拜登團隊不想讓他離選民太近以免感染病毒有關。
這使得拜登的很多工作幾乎都無人知曉。特朗普時期,就連黑的都能被“包裝”成是白的。比如向美國國內消費者徵收進口外國商品的税,美其名曰是“貿易戰”,實際是變着法子將民間財富轉移到政府手中,更別提轉移過程中還會有一筆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
特朗普無論做什麼事情,宣傳是第一位的——最近就連打高爾夫打出了一桿進洞都要特地發個“前總統聲明”確認一下這個事情是真實的,生怕別人不知道。
特朗普的本事,不僅在於打出一桿進洞要發聲明,還在於發了聲明後,能引來CNN專門寫文章評論
而拜登到目前為止仍然沒能營造出對美國究竟是在怎樣干預俄烏衝突的公共敍述,民眾只知道拜登政府想參與又不敢參與,想大規模製裁卻又得不到依賴俄羅斯能源的德、意等國家的實質支持,只將制裁流於表面,就連盧布都已經反彈到了俄烏衝突前的水平。
拜登公關上的不足,同樣也加劇了他執政基礎的潰敗。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調顯示,美國人在能不能正確處理國際事務上對澤連斯基的信心是拜登的1.5倍(72%對48%)。能上台表演吸引美國選民,確實是參與美國政治的重要素質。
因為黨派不對、信息壁壘以及基礎虛虧,拜登以及民主黨在中期選舉年凶多吉少。即使有着民主黨同時掌握國會參眾兩院和白宮的優勢,以及做“戰時總統”的契機,拜登依舊沒能實現“聚旗效應”,且很可能繼續內外交困、深陷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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