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製造業大國夢，可能也就是個夢。
文丨華商韜略 劉柏鋮
2014年，印度政府表了個態：印度有人口有市場，歡迎更多中國公司來印度發展。
印度總理莫迪更是在一次演講中説，要讓印度變成一個容易做生意的地方。
但僅僅過了七年，印度就又變了臉。
【vivo不是孤例】
2022年7月5日，印有“Love India，Love vivo”的電梯門突然打開，電梯中快步走出多名印度執法人員。
vivo印度公司的員工事先沒有接到任何通知，但面對突如其來的檢查，只能放下工作，默默配合。
這樣的場景，在包括vivo印度公司在內的23家關聯公司，以及48處經營地點同時上演。
如此規模的突擊檢查，當即引爆中印兩國媒體。在兩國人民的矚目中，印度執法局的官方聲明終於在7月7日發佈。
該聲明認為，vivo涉嫌違反了印度的《防止洗錢法案》，因此凍結了vivo及其關聯公司在印度的119個銀行賬户，共計凍結了價值約46.5億盧比（約合人民幣3.9億元）的資產。
被凍結了生死攸關的現金流，vivo自然要申訴，它向德里高等法院提交了文件，要求撤銷印度執法局凍結其銀行賬户的決定。
在印度狀告印度執法機關，很難想象當地法院會毫無偏袒。
7月13日，印度德里高等法院提出，vivo需要向銀行提供95億印度盧比（約8億元人民幣），才可以解凍vivo銀行賬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vivo的銀行賬户剛解凍沒多久，印度税收情報總局又在8月3日發佈通告，指控vivo逃税221.7億盧比（約18.9億元人民幣）。
如今很難説vivo是否還“Love India”，但可以肯定的是印度已經不再“Love vivo”了。
從“小甜甜”轉變為“牛夫人”，vivo的遭遇其實早有預兆，從大規模的突擊檢查到凍結賬户，一場針對中資企業的打壓其實預謀已久，vivo也遠非第一個受害者。
2021年，華為收到了一個不太好的信號：它被排除在印度的5G實驗名單之外。
轉年3月，愛立信、諾基亞、三星等電信設備商都參加了5G實驗，卻依然不見一家中國企業的名字。
但此時的華為已經無暇顧及此事，就在2月15日，印度税務部門突降與華為相關聯的主要營業場所，對其進行搜查行動。
印度税務部門的官員們查看了華為的一串文件：財務文件、賬簿、公司記錄、印度業務和海外交易文件，並將部分文件帶走。
税務部門最後給出的説法是，搜查行動是印度專項打擊電信公司逃税行為的一部分，這些公司涉嫌通過購買股票、虛假開支等方式向境外母公司轉移利潤並逃税，使“印度財政損失巨大”。
印度對中企的打壓可謂一視同仁，連2014年就紮根印度的小米，也不例外。
2022年4月26日，小米印度的財務官薩米爾·拉奧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我承認，XTIPL（小米科技印度私人有限公司）已按照小米集團公司某些人的指示支付了特許權使用費。”
但這段話的背景，卻是薩米爾·拉奧已經被印度執法局傳喚審訊多次，不但本人遭受身體暴力，就連家人也受到威脅。到4月27日，薩米爾·拉奧就撤回聲明，並稱自己並非自願發佈。
從1月開始，印度對小米的打擊接踵而至。
1月份，印度財政部以“非法匯款給外國實體”為由，向小米開出5.6億的天價税單。
4個月後，印度執法局以小米違反印度《外匯管理法》、非法向境外匯款的理由，凍結了小米印度公司約48億元人民幣的資產。同月，印度執法局又扣押小米7.25億美元現金，理由為不當轉移資金。
無奈的小米只能選擇上訴。5月6日，資產雖暫時得到解凍，但與印度執法局的官司仍要繼續。
同一時期，華為、OPPO、一加等手機廠商均與印度執法局陷入糾紛，而這一情況並不只發生在手機制造這一領域。
自2020年中印邊境衝突以來，印度就加大了對中國企業的打壓。
2020年4月，《印度大型電子製造業的生產掛鈎獎勵計劃》正式發佈，其中既包含多家印度本土手機公司，也包括國際巨頭三星、蘋果等。但在印度佔據高份額的中國手機公司，卻一家也沒出現在名單中。
同月，印度還頒佈了FDI（外國直接投資）新政，該政策要求與其接壤的國家在投資印度前，必須經過印度審查。
政策聽起來一視同仁，但看看地圖就知道，接壤印度的國家裏，除了中國，哪裏找到一個有投資實力的國家？
這項政策的負面影響慢慢顯露了出來，從政策頒佈到今年6月29日，中國企業一共提交了382項申請，通過印度批准的是80項。
隨後，全面的打壓徹底開始了。
2020年6月起，印度以對印度的主權、領土完整及安全構成威脅的理由，對包括Tik Tok、微博、微信、絕地求生遊戲在內的300多箇中國APP進行封禁。
類似vivo、小米、華為那樣的突擊調查，如今已經涉及超過500家中國企業。一位在印度做安檢業務的中國公司曾對《環球時報》記者透露：“其實查不出問題，但每次都要給錢”。
打壓甚至滲入到印度政府內部，連那些為中國企業審批註冊的印度合規官都在劫難逃。這一行為，徹底導致整個印度的企業服務行業都收到一個信號：為中國企業提供服務非常危險。
可以説，如今在印度的中國企業如履薄冰。
然而，僅僅八年前，印度還在敲鑼打鼓歡迎中國企業，從蜜月期轉入冰河期，究竟發生了什麼？
【印度究竟在幹啥？】
“莫迪！莫迪！”
2015年5月，當莫迪身影在印度駐中國大使館播放的宣傳片中出現時，印度人歡呼雀躍。
彼時，莫迪剛剛上任印度總理一年，他最看重的就是印度經濟發展，包括與中國的深度合作，甚至因此婉拒了美日兩國關於軍事方面的協議。
為發展印度經濟，莫迪提出了“印度製造”的理念。希望將製造業佔印度總GDP的比重，從當時的15%提升至25%，併為每年進入印度勞動力市場的超1200萬年輕人創造就業。
但對於電力欠發達、基建水平差、工業底子長期薄弱的印度來説，快速提升製造業權重，幾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想打鐵，但自身不硬。這種時候，藉助一個擁有完善供應鏈體系，充足人才儲備，成熟基建技術的外部投資者（冤種），就是最好的選擇。
舉目四顧，最合適的投資者，正是北邊的鄰居中國。
於是，印度開啓了一場面對中國的招商潮，莫迪公開表示：中國經濟發展是值得印度學習的對象，中國的大量資本正是印度甚為看重的外部資源。
2015年5月，莫迪首次訪華。在與中印兩國企業高管會面時，莫迪特意介紹了“印度製造”，然後乾脆直言不諱：
“我們非常迫切地希望發展那些中國十分強大的行業，我們需要你們的參與。”
這種開放的態度，贏得了印度工商界的廣泛讚譽，因為他們終於可以得到最稀缺的資源。印度商會的莫塔爾評價説：“他讓來自底層的人們看到奮鬥的力量和希望，目前人們渴望他帶領印度走向世界。”
彼時的印度從上到下，對引入中國企業頗為熱情，而面對印度的廣袤市場，落後的工業基礎，中企同樣抱有濃厚的熱情——“Love India，Love vivo”就是vivo在那一年提出的口號。
事後看來，無論是對這個口號，還是對“印度製造”，vivo都無愧於心。
除了多次在印度建廠，vivo更是積極培養印度當地供應鏈。根據vivo 2021印度影響報告顯示：其中vivo印度選用的電池供應鏈有95%來自印度，計劃2023年將顯示屏印度供應鏈提高到60%，2024年將充電器印度供應鏈提高到75%。
八年間，vivo已經為大約140萬名印度人創造了直接和間接的就業機會，並對160萬名印度人的生活產生了社會經濟影響。
在vivo走入印度之時，小米已經開始了對印度的佈局。2014年，小米進入印度，第二年就拉來了富士康，在印度投資35億美元設立了生產線。
2015年8月，小米在印度發佈的紅米2增強版手機，正是由富士康印度工廠代工生產的。
2020年，全球疫情導致供應鏈“宕機”，小米又不辭辛苦找來三家新的合作伙伴——比亞迪、DBG和Radiant，共同在印度建廠和生產小米設備。
截至當下，小米在印度擁有7家制造工廠，3/4的手機零部件做到了本土化，在印度銷售的小米手機中，99%都在印度生產。
從vivo到小米、華為……稱他們為印度精密電子製造業立下了汗馬功勞，並不為過。
中國的基建大軍也陸續開往印度，鐵路、電力、能源，到處都有中國人的身影。三一重工更是在2016年做出決定，每年都要向印度投資10億美元。
當時的中國企業，頗有美國拓荒時期的味道，印度簡直遍地黃金，中印兩國媒體更是將“龍象共舞”捧上一個新的高度。
2014年以前，中國對印度直接投資額累計僅為24億美元左右，而到了2016年，僅僅兩年的“印度製造”計劃，已經讓這一數額翻了一番，累計超過48億美元。
可惜，“龍象共舞”的“象”很快有了異心。
這個異心，是從一個名叫“分階段製造計劃”的政策開始的。
這是一個有蓄謀的計劃。自2016年起，印度政府連續五年，針對不同手機零部件上調關税，最高税率達20%。
當時的中資企業在印度建組裝廠，零部件大多是從中國進口，關税一提高，進口零件的成本就會跟着大大提升。
而印度智能手機市場又是以中低端機為主，利潤本就微薄，只要生產成本一上升，立刻就會掉到盈虧線下。
這隻能讓中資手機廠商將生產零部件的工廠，逐步遷移到印度本土生產。
用這一招，印度拿到了最想要的供應鏈。印度的電子工業配套因此飛速起步，從整機裝配到元器件，印度的電子產業獲得了一次大躍遷——根據印度手機和電子產業協會（ICEA）數據顯示，從2015年到2019年，印度國內電子產業產值翻了一倍有餘。
這背後，大部分靠的都是中國電子廠商的貢獻。
到了2020年，印度的“分階段製造計劃”，又換了一個新玩法：“生產關聯激勵”。
在這個新玩法裏，印度當局表示將投入260億美元，支持14個關鍵行業的生產，包括半導體、光伏、電子設備、製藥、醫療器械、汽車等領域，要在印度本土製造業中扶持出“本土冠軍”，同時創造出600萬個新的就業崗位。
印度的搞法，背後其實有三個心思：
第一個心思比較粗暴，既然有了自己的製造業底子，那就乾脆扶持自己人。
第二個心思打的是未來的主意。全球製造業走過了漫長的“美國創造、中國製造”，印度想要實現“印度製造”，早晚要與“中國製造”直接競爭，索性早早下手。
第三個心思，既來自於自卑與危機感，又來自於“中國製造”的強大壓迫。
現在的印度人已經很難離開“中國製造”，比如：中國製造的玩具佔據了印度90%的市場；中國製造的自行車佔據了印度市場58%；中國的紡織品佔據了印度市場35%......
在印度智能手機領域，中國企業更是幾無敵手，小米、真我、vivo、OPPO一共佔據了印度64%的智能手機市場，印度本土的智能手機品牌則被歸入“其他”當中，根本不值一提。
而在這項政策的背景中，還摻雜了一連串見縫插針、邊走邊看的觀察。
2017年，特朗普上任，然後對中國發起貿易戰。2019年，有部分行業評估數據稱，因中美經貿摩擦的影響，至少已經有200家在中國的外企考慮將其部分或全部生產鏈條轉移至印度等國家。
這讓印度看到了希望。
2019年10月20日，印度財長西塔拉曼在世界銀行年會上表示，要確定哪些跨國公司正在離開或考慮離開中國，要與這些公司展開接觸，盡一切可能遊説其去印度。
2020年4月，印度雷厲風行，主動聯繫千餘家在華美企，放出優惠政策吸引其前往印度。隨後的一個月，印軍突然“兩次越線進入中國領土”，將印度的民族情緒引燃。
同月，莫迪正式提出“自力更生”計劃，計劃顯示政府部門將在未來五年內提供4000億盧比的財政支持，用以刺激印度電子製造業的發展。
2020年8月，iPhone開始要求富士康在印度建廠。又是一個月後，班公湖的槍聲響起。
軍事、經濟兩條線並行，其中的緣由，不言而喻。也正是從這一年起，印度開始對中資企業百般刁難，頻頻施壓。
2020年12月15日，印度信息通信技術部部長拉維·普拉薩德就在一場公開活動上表示，他的目標是讓印度在手機制造領域“超越中國”。
此外他還表示，“政府要集中精力讓印度成為全球電子製造中心，印度未來五年目標是年產10億部手機、5000萬台智能電視和5000萬枱筆記本電腦和平板電腦等。”
印度媒體的口風也隨之而變，中國不再是“值得印度學習的對象”、“甚為看重的外部資源”，而是需要追趕的目標，需要提防的對手。
現在，對於中國企業而言，印度手機市場的大門，已經開始關上了。
2022年8月8日，據國外媒體報道，印度打算限制中國大陸智能手機生產商出售價格在12000印度盧比（約1026元人民幣，150美元）以下的設備，以推動印度國產手機產業發展。
不僅如此，印度的手，甚至伸向了更多“中國製造”稱強的產業。
2021年10月，印度交通和運輸部部長尼廷·加德卡里在一場活動中喊話稱：特斯拉要想擁有印度市場，就必須在印度建廠生產，避免在印度銷售“中國製造”，並將“印度製造”的特斯拉向全世界出口。
為了顯得更有説服力，加德卡里承諾，印度政府將會向特斯拉保證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並保證特斯拉在印度製造的成本將比中國還低。
“無論想要什麼支持，我們的政府都會有求必應。”
【靠過河拆橋，就能實現“印度製造”？】
讓印度製造替代中國製造，讓印度資本替代中國資本，讓全球產業中“美歐日+中國”的製造業格局，變成“美歐日+印度”的新格局。甚至有專家將此概括為ABC政策（Anything But China）。
面對中國，印度着着實實玩了一把過河拆橋。
面對印度政府的打壓，一些中國企業已經沒有耐心再承受如此折磨，直接選擇了撤資。
7月，在榮耀的產品發佈會後，榮耀CEO趙明公佈了撤出印度市場的決定——榮耀幾年前就在印度有團隊和經營了很長時間，後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榮耀印度團隊撤出了。目前榮耀在印度仍有合作伙伴，並開啓了相關業務，同時印度市場保持了盈利。未來，榮耀會採取非常穩妥的方式在印度市場開展業務。
話講得很客氣，但言外之意卻很明白，這不是榮耀該有的選擇，而是無奈之舉。
印度對中國企業的打壓，已經導致中國企業的撤資潮。從小米到OPPO、vivo，都傳出了退出印度市場的消息。
而數據更不會騙人，根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2021年中國企業對印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同比下降近七成，僅有6318萬美元。
事實上，印度的營商環境之差，政府態度之反覆，產業政策之出爾反爾，在歷史上都有悠久傳統。
早在2008年，微軟就被印度税務部門罰款；2013年，諾基亞也因税務問題與印度鬧得不可開交。殼牌、IBM、沃爾瑪、凱恩能源也都與印度糾紛不斷。
其中最慘的當屬歐洲最大移動電話運營商英國沃達豐，自2007年沃達豐在印度產生税務糾紛官司，從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打到國際仲裁。
直至2020年9月25日，13年過去，才以沃達豐的勝利告終。
根據世界銀行2020年發佈的《營商環境報告》顯示，印度的營商環境只有63名。特斯拉這種直性子企業，明裏暗裏都表示出一個態度：非常討厭去印度建設工廠。
如今的印度，擁有着14億的人口，數字上已經超越中國，而且近三分之二為適齡勞動人口，是世界最大的勞動力市場。可以想象，這其中有着何等巨大的人口紅利。
同時，隨着莫迪上任後，印度GDP飛速提升，增速最高時，一度達到10%，雖然現在GDP增速下滑甚至衰退，但是考慮到疫情的影響也情有可原。
總體來説，印度人的消費能力在提升。比如在全球許多地區手機出貨量放緩的時候，印度手機市場仍然保持了增長的強勁勢頭。
這樣一個市場，自然能吸引到大量外資與企業的興趣，從這一點上看，印度確實和中國早年的發展有所相近，“印度製造”也有成為新格局中重要一極的可能性。
但“印度製造”仍然面臨着不可逾越的現實困難。
從短期來看，它無論是資源稟賦，供應鏈，製造業門類，還是人力資源，都很難撐得起一個製造業強國的框架。
比如，印度的礦產種類雖然豐富，卻缺乏製造業的關鍵能源：原油和冶金煤。印度探明原油儲量46億桶，差不多是中國的1/6；印度冶金煤儲量337億噸，僅為中國的3%。
原油和煤，既是能源，又是原料，沒有這些資源做保障，重工業就要被先天掣肘。
比如土地，由於印度土地是私有的，政府沒有統一掌控地權，也沒法做大片的土地規劃。所以如果企業要建廠，就要邁過重重阻礙。但哪一個現代工廠，不需要大片土地呢？
比如基建，中國在過去三四十年裏，花了大力氣搭起了自己的電網與公路網，才有了今天充足的電力供應和物流網絡。這些恰恰又是印度所不具備的。
再比如人力資源，印度有一條令人無語的法律規定：一旦企業僱傭100人，那麼他們的解僱，必須獲得政府許可。而一旦僱傭時間超過240天，解僱員工就必須支付遣散費。這造成了一個結果，90%的印度公司，其實都是小廠小作坊——製造業崛起，需要的恰恰是規模化。
如果這些小作坊、小企業裏的印度員工能夠發憤圖強，也未必不能創造出中國改革開放早期的奇蹟，但偏偏事與願違的是，印度人只要夠吃夠喝就可以了，既沒那麼強的物質慾望，也沒那麼努力奮鬥的精神。
早年《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國崛起，曾有句話叫：印度人在恆河邊等來生的時候，中國人在只爭朝夕。
而從遠期來看，它對於製造業的發展與規劃，也處在一個很尷尬的境地——中低端產業還沒有完善，卻正在趕走幫自己鑿山鋪路的人，高端製造業沒成型，外資卻已經不願意把產業鏈遷入印度。
對於一個後發國家而言，每一次在營商環境和開放態度上的波動，都意味着整個產業體系的一次大震盪甚至倒車。更何況是印度這種“過河拆橋”式的大倒退？
在過去的一年間，外國投資者已經從印度股市撤出320億美元，創下歷史紀錄。尤其是今年3月，僅一週就撤出30億美元，創下歷史最高單週外資撤出紀錄。
這個數字，已經超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規模。而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正是各國投資者對印度營商環境的擔憂。
歸根結底，印度的製造業大國夢，不能靠一句“Made in India”的口號，不能靠不講商業道德的過河拆橋，更不能靠把外資當豬和牛，養肥了就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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