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美國在對歐外交上打出了一套“組合拳”：從美英法德四國外長就伊核問題共同發聲，到北約國防部長聚會討論“未來戰略”；從美國總統史無前例地“光臨”慕尼黑安全論壇，到G7領導人會議“達成共識”，拜登政府為營造“美國隊長”歸來的氣氛而四處出擊不遺餘力。從拜登當選後歐洲的“主動示好”到當前美國的全面回應，美歐關係走完了“修復和重塑”的第一個回合。儘管氣氛還算熱鬧，但美歐關係仍然難脱“話語不投機、戰略難聚焦和政策不對錶”的窘境。
“共識”之下的各説各話
自歐洲方面“先發制人”、以“重塑跨大西洋議程”為名向拜登政府提出合作條件以來，美國方面除了一些零星表態外並未做出完整回應。但雙方政策團隊顯然保持了密切接觸，在拜登政府正式執政一個月後就利用各種場合接連同台，並推出多項“共識”。除了空洞地重申“西方共性”外，那些辭藻華麗的“共識”更多是為雙方解決彼此矛盾提出了一些原則和框架，比如“多邊主義”和“協商談判”，但精心包裝的辭藻難以掩蓋雙方的自説自話。
就像拜登不分場合反覆強調的，美國極力要借這一輪互動向歐洲傳達“美國迴歸”的信號，但顯然不是歐洲所期待的作為一個“平等夥伴”的迴歸，而是不加掩飾的“王者歸來”的架勢。這讓歐洲尤其是對美國仍心存芥蒂、心有疑慮的法德兩國難以接受。因此在慕尼黑安全論壇上，馬克龍總統不失時機地“重申歐洲建設戰略自主的必要性”，默克爾總理也把“歐美難以避免分歧”的觀點“老調重彈”。
這是歐洲領導人在含蓄地提醒美國，時過境遷，歐美關係已“回不到過去”。如果美國不能正確認識變化了的自身、“西方”和世界，繼續對盟友頤指氣使、予取予求，留給這位“隊長”的就只能是自説自話的尷尬。
“協同”不了的戰略分歧
在防疫、經濟和氣候變化領域開展合作，是美歐為此輪互動設定的戰略目標，這也分別是當前雙方各自的政策優先，因此有“一拍即合”的架勢。但仔細看看雙方的各自表態和最終的“共識”承諾，除了願景和目標之外，沒有多少具體的實質性舉措。
在防疫合作方面，除了“加速全球疫苗的開發和部署、與工業界合作以提高生產能力以及改善信息共享”等説法外，唯一實質性的舉措就是G7要加大對世衞組織主導的“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的資金投入。這顯然是美國為其任性退出世衞組織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也是藉此向歐洲表白其“迴歸多邊機制”的印證。但在歐洲看來，美國回到多邊機制不等於“信奉多邊主義”，掏一次腰包也並不能讓歐洲對美國就此“放棄單邊主義”充滿信心。因此不放心的歐洲還需要通過“世界衞生組織、二十國集團及其他組織一道”，給美國套上更多多邊主義的“籠頭”。
在經濟合作領域，儘管G7強調在2020年“七大工業國為經濟提供了總額超過6萬億美元的巨大支持”，但刻意迴避了這些財政支持之間是各掃門前雪的現實，更有意忽略了2020年歐美貨物貿易下滑了750多億美元、而讓逆勢增長的中歐貿易一舉超過的尷尬。在氣候變化領域，儘管美歐都提出了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但雙方各自的現實條件和實現路徑存在很大差異，除了把矛盾向外轉移外，短期內很難看到切實的合作成效。
美歐之間最為明顯的戰略分歧體現在對大國地緣博弈的態度上。美國想要通過停止從德國撤軍、對俄羅斯強硬表態和“重申”北約集體防禦功能來安撫歐洲，但在軍費和責任分擔上卻不鬆口。在拜登政府“優先增強美國實力”的政策導向下，美國繼續從歐洲及其周邊進行戰略收縮的方向不會改變。
就在同期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超過半數的歐洲民眾“不相信”美國會為面對“俄羅斯威脅”的歐洲提供“安全保護”，歐洲民眾的眼睛在看美國時還是雪亮的。在對中國的立場上，拜登要對華展開“極限競爭”的戰略目標在歐洲碰了個軟釘子。儘管歐洲領導人也提及與中國之間的“競爭因素”，但仍相信在中歐關係中能夠找到並把握好合作與競爭之間的平衡，這與美國的“全面戰略性競爭+局部策略性合作”顯然不是一個路數。
掩蓋不住的利益博弈
美歐同台互動但調門不一的主要原因還是彼此諸多矛盾未解、“跨大西洋關係”還處於帶病上路狀態。在拜登政府把迴歸《巴黎協定》和世衞組織、重返伊核協議、重申北約集體防禦等不損耗政治資源、未付出實際代價的“口惠”用盡之後，只要美國不在鋼鋁關税、波音-空客爭端、數字税爭端、“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以及支持世貿組織等關係歐洲切身利益的問題上切實開啓“去特朗普”進程，並在此基礎上形成能體現美國兩黨共識的穩定的“跨大西洋合作”框架，歐洲就難以相信美國“迴歸”的誠意。進而難以信任拜登政府“扭轉乾坤”的能力，也就難以克服“你傷害了（還在繼續傷害）我卻一笑而過”的心結，繼續抱着“不見兔子不撒鷹”的心態，一面繼續高唱“美歐共識”一面不斷培育自身實力，一面和美國保持距離一面不斷尋求更廣闊的國際空間。（作者崔洪建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