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學者薛湧解讀：美國正在衰落，拜登勝選，根絕不了特朗普主義
冰川思想庫特約撰稿 | 薛湧
2020年美國大選，特朗普的表現再度震驚世界。
特朗普的失敗是意料之中的事，他敗選後耍賴也毫不奇怪。但是，他成為美國曆史上獲得選票第二多的人。第一多的，是擊敗他的拜登。
民主黨依然沉浸在狂歡之中。拜登在勝選後的激情演講，也許讓大部分選民第一次看清了這位 “睡舅舅” ，其感召力堪比奧巴馬。這個人，生活中充滿了悲劇，悲情，一下子全迸發出來，人性昇華。今夜，他重新喚醒了人們對美國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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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020年特朗普給美國社會帶來的震驚，並不會從此過去。這倒不是因為他對大選的合法性已經啓動了一系列司法挑戰，而是他在選民中享有的強大支持。
有幾十年政治觀察經驗的著名記者安德里亞·米切爾（也是格林斯潘的夫人）在電視上質問一位民主黨戰略家：“為什麼？在他幹了他所能幹的那些事後，他居然比四年前拿到了更多的選票！”
《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在大選日第二天的專欄中宣佈：“雖然現在我們還不知道誰贏，但輸家已經很清楚。那就是美國。”
憤怒和失望，並非僅僅來自特朗普的支持者們，也來自民主黨的左翼。選民似乎是同時發出了幾個信息：
第一，他們拒絕特朗普主義。
第二，他們並沒有拒絕共和黨。事實上，共和黨贏得了議會的幾個關鍵的選戰，在眾議院有所斬獲，估計也將守住參議院的多數。
第三，他們拒絕了進步主義、即民主黨左翼的意識形態。
現在民主黨應該感到慶幸：多虧是拜登這麼一位最温和、最中間的候選人出馬。換上桑德斯這種左翼大將，後果不堪設想。
但最為核心的問題還是特朗普：如此勢均力敵的大選，使人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不是疫情把他的無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話，他會輕鬆連任。他公開擁抱白人至上主義、咄咄逼人地拉外國政府介入美國政治、以公謀私、官商合一、偷税漏税、扈從紛紛犯罪入獄，拒絕接受憲政約束、拒絕承諾權力的和平移交，還不用説什麼挪用公款等等。
如果他是韓國總統，現在恐怕早已在獄中服刑。在美國，他則居然能單槍匹馬地完成了對共和黨的惡意收購，幾乎把美國變成了他的私家王朝。為什麼將近48%的美國選民，會接受這樣一位罪犯般的人物？為什麼有將近40%的選民，會成為他的死黨，甚至把他當作神一般地崇拜？
在很多中國人心目中，美國也正在迅速失去“燈塔”的光焰。但他們依然不理解：這畢竟是世界上最為資深的民主國家呀！怎麼會選出這麼一個人來？
對此，美國的左翼右翼，依然處於無解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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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僅嘗試着提供一個歷史的視角。
上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歷史終結”，人們就每每把美國比作羅馬帝國。這歪打正着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參照系。
羅馬帝國的衰落，到西羅馬帝國覆亡為止，至少走了300多年。東羅馬帝國，則又苟延殘喘了一千年。美國的世界地位，不遜於當年的羅馬帝國，況且被兩大洋保護，地理位置優越得多。美國的衰落，如果從本世紀初開始的話，恐怕也要走上幾百年。
在我們有生之年，仍然會不斷看到一個強大的美國，或者很多中興、復興。那麼，幾百年後的事情，和我們短暫的人生有什麼關係？
雖然帝國在衰落的大部分時間內依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但在下行途中，不停地出現人間悲劇。這不僅是底層的生靈塗炭，而且包括精英集團的血洗。比如羅馬帝國有一段時間，皇帝登基活不過一兩年，還有尼祿這類傳説中的瘋子。他的時代，離羅馬最終被哥特人征服還有快400年的時間呢。比起特朗普來，羅馬衰亡過程中的不靠譜的事情多得多，也邪乎得多。美國這種不靠譜的事，也未必會以特朗普收場。
我提醒大家，當年布什連任，歐洲媒體一片唏噓：3億人的民主，居然選擇這麼一位傻蛋！如今，布什獲知奧巴馬當選後發表的講話，走紅油管。很多網友感嘆：“當初我恨他恨得要死，但比起當今的總統來，他簡直就是天使！”
你怎麼能夠排除，十幾年後的美國人，可能會如此這般地懷念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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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美國的衰落，是怎麼發生的？這同樣需要通過長時段的歷史視野才能看清楚。
從16世紀開始，歐洲發起了一個急劇的全球化過程。地理大發現導致了歐洲、美洲、非洲的整合。世界經濟的重心，迅速由歐亞大陸轉向“大西洋世界”。接着就是工業革命。到19世紀末，西方已經牢牢地統治了世界。西方發達國家和其他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到1970年前後達到頂峯。美國是在這個過程中誕生並崛起為世界霸主，享盡天時地利。
但自此以後，局面開始逆轉。一個歐洲學者理查德·鮑德温（Richard Daldwin）稱之為“大匯流”的過程開啓。中國、韓國、印度、波蘭、印度尼西亞、泰國等新興工業國家的發展加速，迅速縮短了與西方七大工業國家的差距。
這個過程在上世紀90年代加速，到2010年時，雙方的差距已經縮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時的水平，而且還在急劇地進行中。當然，世界經濟的中心，也迅速從大西洋世界向歐亞大陸轉移。跨歐亞大陸的貿易額，已經是跨大西洋貿易額的3倍。
如果我們説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第一次全球化的話，那麼20世紀90年代後則是第二次全球化。第一次全球化是西方國家“勝者通吃”。第二次全球化則是崛起國家顯示後發優勢。這裏的一個關鍵，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革命，使世界工業體系的“神經系統”不僅格外發達，而且費用降低到近乎零的程度，易如反掌地協調着全球化的供應鏈。這樣，集中在傳統工業化國家的製造業，就順着全球化的“價值鏈”分散到世界各地。
在這種構架中，發達國家居於價值鏈的頂端，生產利潤最為豐厚的高科技產品。發展中國家，則處於價值鏈的底端，生產廉價產品。而所謂產品，更多的是供應鏈中的部件。這使得很多發展中國家，在缺乏完成一個完整產品的技術條件下，從低端部件開始，迅速進入這個全球供應鏈體系。一個結果，就是發達國家再也容不得價值鏈低端的部門。傳統的產業工人階級，基本生存受到威脅。
更令人矚目的是，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從低端開始，迅速地順着價值鏈的階梯向上攀升，產品技術含量越來越高，對發達國家的高端部門也發起全面挑戰。
當今美國的問題，需要從這種全球化的視野來理解。處於價值鏈頂部的精英，依然佔盡全球化的優勢，越來越富。但價值鏈底端或中段的勞動階層，則面臨存亡之危。美國底層的憤怒，已經難以遏制。
其實，美國從殖民地時代開始，就面對這種社會兩極分化的挑戰，並有一套解決之道。但如今，這種駕輕就熟的解決之道，也徹底失靈。底層的憤怒，就以一種強烈排外的種族情緒爆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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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1676年的培根之亂（Bacon’s Rebellion）。
這場叛亂，發生在最早的弗吉尼亞殖民地的詹姆斯鎮。當時沿海地區以詹姆斯鎮為核心，都被富人佔據。窮白人無立錐之地，只能向內地遷徙。但內地是印第安人的家園。詹姆斯鎮的精英，早和印第安人簽約，信守和平，雙方從事貿易，把印第安人送來的皮毛等貨物轉賣歐洲，利潤不薄。
為此，總督頒佈法令，不許白人越界進入印第安人的領地。但窮白人人多勢眾，拒不聽令，不僅劫掠印第安人，最終調轉槍口，洗劫詹姆斯鎮，把總督趕走。幸好培根此時病亡，叛亂被彈壓。但統治集團也知道無法約束這些窮人，只好任其向內陸進發，對印第安人發動了種族滅絕般的戰爭，攫獲他們的土地。兩極分化的社會危機暫時化解。
培根之亂，奠定了美國史的一個模式。19世紀末，弗裏德里克·傑克遜·特納提出了“邊疆史學”的觀念，經典地歸納：美國的特質，是被邊疆所塑造，即不斷地西擴。這種邊疆性格，自然也塑造了美國的國民性。一旦窮人在經濟競爭中無法出頭，在繁榮地區無立錐之地，就西進，靠斬殺印第安人、掠奪其土地來化解兩極分化的社會矛盾。
到了20世紀初，這種性格，和由社會達爾文主義衍生而來的“科學種族主義”相結合，確立了白人作為統治種族的地位。
但是，從19世紀末開始，美國的邊疆就開始走到極限。社會矛盾，已經無法靠西進化解。窮人的憤怒，是導致《排華法案》的主要原因之一。華工競爭的，就是價值鏈底端的工作。到了20世紀初，則徹底修改移民法，導致這個“移民國家”的移民幾乎斷流。但這也解決不了大蕭條等危機對社會根基的威脅。暫時的緩解，是兩次世界大戰，以及新政開啓的一系列社會政策。這些使美國享有戰後幾十年的繁榮。
冷戰結束後，美國領導全球化進程，貌似保持着邊疆國家的拓展勢頭。但是，第二次全球化，已非西方一枝獨秀的時代。全球化的供應鏈、價值鏈的形成，使勞動階層再次陷入無立錐之地的境地。而這種困境的解脱，也不能再靠對他人的掠奪來化解。
過去40多年，中國的人均收入翻了幾十倍，雖然貧富差距拉大，但很少有不受益的階層。在同一時期，美國勞動階層的實際收入，則基本沒有增長，中低階層甚至收入下降。
普林斯頓大學的兩位學者，諾獎得主安格斯·迪頓及其妻子安妮·凱斯於2015年出版的《絕望之死》（中文版書名《美國怎麼了：絕望的死亡與資本主義的未來》），讓全美震驚：白人，特別是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死亡率急劇上升，而黑人、拉美裔、以及其他國家的白人勞動階層，死亡率則都在下降。
5年後，他們增補了新的發現：死於自殺、嗑藥、酗酒的中年白人，從1990年的每10萬中30個，上升到2017年的92個。這一現象，是導致美國人均壽命2015-2017年間連續3年下降的重要原因。
可以説，無論和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相比，美國在這方面可謂獨步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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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主義，就是在這個歷史框架中崛起的。
上世紀90年代我們來美國時，美國，特別是保守主義一方，盛行的還在“贏家文化”。大家推崇“自我造就的人”（Self-Made Man），覺得靠自己的品性和才能，就能分享美國夢。
如今，到處聽到的叫喊，是“被丟在後面了”（left behind），是被建制精英和政府遺忘了、拋棄了。美國所有族裔，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包括白人，甚至包括總統。特朗普幾乎從來不會停止吐槽自己是受了多麼不公正的待遇，從政敵、媒體、到國税局都在欺負他。
整個美國，被一個受害者心態所籠罩。特朗普，恰恰調動了美國曆史上這種最糟糕的基因，即通過對少數族裔和“外人”的施害，來解決白人中下層的問題，讓他們由此獲得一些當家作主的感覺。“讓美國再偉大起來”所代表的，就是對白人可以到處欺負人的時代的懷舊。
這些中下層白人，已經輸得一無所有，剩下的，只有一隻中指。他們選特朗普，就是向美國的建制集團豎中指。他們仇恨這些建制派保護外國利益、保護少數族裔，就像當年培根仇視詹姆斯鎮的精英保護印第安人、保護對外貿易一樣。
而這種建制，包括美國的憲政體系、新聞自由、市場經濟等等一整套制度架構。在某種意義上，特朗普就是合法當選的培根。他領導的，是一場白人社會中全面的反叛，砸爛一切的反叛。
可惜的是，如今已經不是培根之亂的時代。美國的邊疆已經窮盡。中國崛起，則進一步限制了美國的國際擴張空間。在這樣的現實中，特朗普的一系列貿易政策，比如和中國脱鈎（decoupling），就是試圖通過斬斷全球供應鏈，回到孤立主義時代，來保障白人勞動階層的利益。
但是，如今美國並沒有獨步於世的競爭力，經受不起脱離全球供應鏈的經濟打擊。況且自動化也照樣會替代大量勞動力。這些中下白人階層的問題，只能愈演愈烈。他們的問題不解決，特朗普主義就不會根絕。
如果説特朗普當總統的四年是培根之亂的現代版shi'j、合法版的話，這場選舉，好像一場叛亂被勉強彈壓。但是，叛亂的社會動因，遠不如培根之亂後那麼容易消除。
也許，唯一的出路，就是社會經濟和人口的長期變化，使這個階層不斷縮小，最終喪失了政治力量。
（薛湧，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薩福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