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為我國加快構建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全面推動科技向善制定了周密翔實的路線圖。
置身由生命科技、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突破性創新引領的科技時代，我們每個人都能切身體會到科技的力量及其潛在的風險，這套治理方案的出台可謂恰逢其時。
明確科技倫理原則
作為一份綱領性的文件，《意見》從指導思想與治理要求、明確科技倫理原則、健全科技倫理治理體制、加強科技倫理制度保障、強化科技倫理審查和監督，以及深入開展科技倫理教育和宣傳等方面，做出了全面的論述。
科技活動日益關係到每個人的生命福祉與整個社會文明發展。該《意見》的實施將會從倫理治理的角度對科技活動帶來哪些重要的改變？對此，不論是科技工作者、科技管理人員、科技創新與產業開發人員還是普通的民眾，都值得予以關注。
必須指出的是，這個重要文件實際上是我國科技倫理治理的承前啓後的里程碑。
▲科技活動日益關係到每個人的生命福祉與整個社會文明發展。圖/Pixabay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科技的發展不斷引起各種倫理爭議，從多莉羊到“深藍”戰勝國際象棋棋手卡薩帕諾夫，自隨後的互聯網、轉基因、納米等新興科技，再到人工智能、大數據、機器人應用，以及呼之欲出的神經科技（如腦機接口）、合成生物學等具有顛覆性社會影響的未來科技，促使科技界和政策制定者深切地認識到，在科技日益對人直接產生複雜影響的深度科技化時代，合倫理、負責任的研究與創新是科技活動的不二選擇。
因此，《意見》中對科技倫理問題的諸多要求是我國在走向科技大國和邁向科技強國的過程中，長期學習交流和多年實踐探索的產物，是在國際到國內眾多科技倫理問題的研議和應對中凝結出的智慧。
它們將主要通過兩個方面發揮承前啓後的作用。
一是對科技倫理的價值理念和行為規範的明確表述，特別是其中的增進人類福祉、尊重生命權利、堅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風險、保持公開透明等科技倫理原則——這應該是世界上第一個由國家倡導的科技活動的倫理規範。
二是促使這些理念和規範真正落地的全新舉措。它們無疑是進一步觀察《意見》將會如何改變科技活動的切入點。
四個方面值得關注
除了壓實主體責任、加強倫理委員會等體制機制建設之外，《意見》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有4個方面。
其一是以高風險科技活動的動態跟蹤、風險評估和倫理事件應急處置為抓手，使科技倫理審查、監管和預警能夠更為有效地抓關鍵問題，有重點地實施敏捷治理。
《意見》還進一步明確了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將負責研究制定科技倫理高風險科技活動清單，以此為依據，要求開展科技倫理高風險科技活動需按規定進行登記。
其二是加強科技倫理理論研究。
一方面，支持相關機構、智庫、社會團體、科技人員等主體開展科技倫理理論探索，這意味着科技倫理不再只是少數科技倫理學者的工作，利益相關者都可以參與和推進科技倫理研究。
另一方面，鼓勵對科技創新中的倫理問題展開前瞻研究，同時，積極推動、參與國際科技倫理重大議題研討和規則制定。
滲透其中的一個重要認知是，科技倫理是科技時代的系統性、複雜性的挑戰，亟待通過多方協同，探尋能夠吃透問題和解決難題的實踐智慧。
而推動設立中國科技倫理學會，健全科技倫理治理社會組織體系等舉措，無疑將強化學術研究支撐，不僅有助於對科技倫理高風險的認知，更有助於提升對具體科技活動中層出不窮的倫理兩難的本質性與規律性的認知。
其三是提高科技倫理治理法治化水平。
具體而言，“十四五”期間，將重點加強生命科學、醫學、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科技倫理立法研究，及時推動將重要的科技倫理規範上升為國家法律法規。
這一舉措實際上是在科技倫理作為“軟法”的基礎上，通過對生命科學、醫學、人工智能等較可能出現高風險的領域構建起剛性治理的架構。
根據德國等國家在生命醫學等領域引入刑法規制的經驗，面對科技日漸進入人的身體、能力、意識和未來生命形態並且門檻越來越低的發展態勢，惟有通過法律的剛性治理，才可能有效遏制那些侵害人的生命權利的不負責任的研究和創新。
其四是深入開展科技倫理教育和宣傳。
這一舉措旨在解決對科技倫理風險及其應對之道的認識問題，無疑是標本兼治之道。但不論是重視科技倫理教育、推動科技倫理培訓機制化還是抓好科技倫理宣傳，關鍵在於制度性的安排，換言之在於部門之間的協同。
科技倫理治理可能是本世紀人類必須面對的挑戰，它的成敗涉及科技能否真正支撐人類文明的可持續發展。
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科技的巨大力量和潛在風險已經超出了人們的認知能力。如果不認真對待，很可能因為技術的濫用使公眾喪失對科技的信任，從而難以更有效地運用科技的力量應對氣候變化、新冠疫情和經濟週期性下行等綜合性危機。
科技向善道阻且長，亟待每一個人激發內在的道德敏感性，展開屬於我們的最佳實踐。
文 | 段偉文（中國社科院科學技術和社會研究中心）
編輯 | 查志遠
校對 |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