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觀察④】“鍵盤俠”到底是怎麼形成的？心理學家：“蜂巢思維”框住了世界

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剛結束的熱播劇《三十而已》中的林有有，頻頻被網友罵上微博熱搜。網友的憤怒一路從角色燒到演員，林有有的扮演者張月微博評論區火爆，發啥都被罵。 上一次有同樣遭遇的，是《安家》中的張乘乘，扮演者張萌被喊“渣女專業户”。同樣是反派，《甄嬛傳》中的“安陵容”陶昕然，更是被網友惡意語言中傷剛出世的女兒，一氣之下直接回懟。不知從何時起，“鍵盤俠”成為了社交媒體上的審判者。他們不僅左右了普通吃瓜羣眾的評論方向，更讓當事者本人望而生畏。

為什麼網絡世界會誕生“鍵盤俠”？為什麼有些人，生活中明明是個正常人，但到了網絡世界就好像變得難以理喻。這背後的心理軌跡是怎樣的？現在人們在線上線下進行思考和行動所秉持的背後邏輯是什麼？為什麼社交媒體發展到今天，明明是更開放更自由的分享領域，有時卻讓人更不敢做自己。如果想在數字世界過一種高效的生活，認清其中的邏輯歧路，很有必要。

心理學家薩拉·羅斯·卡瓦納在《蜂巢思維：羣體思維如何影響你》中，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發現，一種“蜂巢思維”正在深刻影響個體的意識、重塑我們的社交方式。什麼是“蜂巢思維”？人是社會動物，我們的思想、觀念、對現實的感知，都直接或間接為社會、為朋友、為同學、為同事所同步。好像每一個人都像身處在一個巨大的蜂巢之中，共享着一種思想、一種情緒、一種觀點，這就是蜂巢思維。

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出現，又大幅提升這種“同步性”，帶來羣體“迴音室效應”。比如微博、微信、臉書、推特，這些社交媒體擴大了個體與羣體的關聯，既能讓個體積極構建共識、帶領羣體共生，通過網絡拓展眼界，也能讓個體輕易陷入極端化或陰謀論的包圍，帶領人進入一種“控制體系”，把自己的思想觀念控制在志趣相投者組成的“迴音室”裏，將不同的意見排斥在自己的體系之外。

卡瓦納説，這種做法無異於每天編制一份“自我日報”。這份報紙上面的一切新聞、廣告和朋友狀態更新都是專門為你定製的。

出現這些定製內容的部分原因是你故意選擇關注與你觀點相同的普通人、名人和新聞機構。然而，很多內容定製過程也會在幕後悄然進行，並不需要你的主觀意願。這些主觀和非主觀的力量共同發揮作用，越來越多地掌管着你的在線體驗，所以你只能看到世界的一小部分。

關於情緒會在羣體中得到強化的理論並不新鮮。1897年，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一書中説，置身於一個羣體之中，會導致“情緒誇大”。擁擠的體育場館裏的球迷、校園裏的惡霸、抗議活動引發的騷亂，這些都是羣體成員之間的情緒相互助推，從而產生了放大效應。

在社會環境中，與社交圈的成員共同關注某一個事物，似乎會導致情緒更加強烈。如果你身邊的朋友更加密切關注某一個情緒刺激因素，那麼你也會這麼做，而如果你更深入地關注情緒刺激因素的細節，並詳細思考這個因素的作用，就會加強你的情緒反應。把這些行為放到網上意味着這些情緒放大效應可能會發生得更快，傳播得更廣。

卡瓦納提到，只同具有類似觀念的人交往，容易造成“羣體極化”，這是一個得到充分證實、眾所周知的現象。所謂“羣體極化”，顧名思義，是指隨着時間的推移，一個羣體內部的觀點通過成員互動而得到加強，朝着極端方向發展，使得保守的更保守、激進的更激進。如果你走進一個市政廳或一個班會，參與一場討論，在討論過程中，每個人都在附和你的觀點，那麼，當你走出那個地方時，你的觀點會比你進去時更極端。

更糟糕的是，隨着羣體共識的建立，人們不再願意表達一個更微妙或更復雜的觀點。持有較弱或相反觀點的人能感覺到羣體的傾向，選擇保持沉默，而不是冒着被指責或損害自己聲譽的風險表達觀點。這種沉默讓整個羣體相信沒有對立的觀點，每個人都在從眾的過程中向呼聲最高的意見靠攏。

此外，網絡上的許多事情都具有匿名性，這非但不利於抑制網友的衝動，反而還有助於逃避衝動帶來的後果。這種抑制的削弱固然有正面作用，比如，你可以匿名在博客上分享關於個人反思的文章，以釋放生活中的壓力。但這也可能有負面作用，比如，你可以在匿名狀態下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仇恨言論，而在線下你或許永遠不會當着別人的面講出來。

《蜂巢思維》的作者卡瓦納指出，我們的網上活動很容易與日常生活脱節，尤其是當我們使用網名的時候，因為這樣沒有後果，沒有必要因為害怕傷害別人而放棄強硬的觀點。當你匿名錶達這些觀點之後，你不需要應對他們的反應，甚至根本看不到他們的反應。網絡上也會發生類似的事情，因為我們聽不到別人的叫喊聲，不知道自己的言論給別人造成了多大傷害。

另外，網絡上發生的很多事情都具有“非同步性”，這意味着即使有人對你發佈的內容感到不快，回應也不是立即的，也不會影響你接下來要説的話。我們根據一些皺眉、嘆息或搖頭等微妙的暗示來調整接下來要説的話。這些暗示在網上是完全沒有的。

如果在線下當面表達憤怒，並追蹤由此對受害者以及對社會產生的後果，則需要與被羞辱者保持較近的身體距離，這會耗費相當多的精力。但在網上就不一樣了，只要敲擊幾下鍵盤，你就能羞辱別人，卻不必去觀察這樣做給那些被羞辱者造成的後果。這些被羞辱者對攻擊者而言只是一個網絡頭像罷了。

現在數字技術滲透到生活方方面面，完全不用社交媒體也不太可能。那麼，我們如何在自己的社羣保持緊密聯繫的同時，做一個有主見、有創意的人？

怎樣才能緩解“蜂巢思維”的負面傳染呢？《蜂巢思維：羣體思維如何影響你》的作者卡瓦納，在對多種社交技術提出質疑之後，就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彌合個體與集體之間的鴻溝，提出了明智可行的建議，幫助人們懸崖勒馬，在數字世界過一種高效的生活。

比如，成年人可以借鑑自己平時總結出來的許多經驗，比如限制觀看毫無意義的電視節目，或者用圍巾把“金魚牌”餅乾包起來以免干擾注意力。此外，設定合理的目標、刻意給自己一些獎勵、構建低誘惑環境等，都是相關的策略。青少年在使用社交媒體時，需要父母為其劃定一些界限，同時，從改變自己的行為開始做起，適度使用智能手機，給孩子樹立一個值得效仿的榜樣，制定人人都能遵守的數字設備使用規則，每個家庭都應該形成自己的“媒體生態”。

幾個世紀以來，小説家、電影製作人和其他講故事的人一直致力於幫助人們構建同理心，你可以通過閲讀、觀看和分享各種各樣的小説、短篇故事等方式，構建同理心。故事不僅鼓勵我們同情與我們不同的人，還可以催生良性的社會變革。

我們需要保持個體的獨立性，但與此同時，自戀式地過度關注自我也不會幸福。我們渴望融入社羣，渴望歸屬感，渴望與其他人一道為實現目標而共同努力。正如作家約翰·哈里在《失去的聯繫》一書中總結道：“要踏上通往幸福的真正道路，必須拆除自我設置的圍牆，讓自己融入他人的故事，讓他人融入自己的故事；必須突破自己固有的身份認知；必須意識到，無論你是否覺得自己是英雄，是否覺得自己很孤單或者很悲傷，你的認知從來都不是真實的自我。”所以，在與自己的社羣保持緊密聯繫的同時，去做一個有主見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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