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開始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本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批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了這項任務。
民政部部長李紀恆介紹，中國是當今世界老年人最多的國家，2019年年底已有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54億，預計2025年突破3億、2033年突破4億、2053年將達到4.87億的峯值。目前，中國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
規劃綱要提出的應對措施包括：優化生育政策，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等。國家還將改革完善人口統計和監測體系，“密切監測生育形勢”。
3月20日，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承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少子化、長壽化、老齡化“三化並存”是我國面臨的國情，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可逆轉。
原新用一張圖表來解釋，低生育率在中國已持續30年。根據國家統計局和原國家計生委的數據，1991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為2.09，即每個育齡女性平均生育2.09個孩子。總和生育率2.1被認為是更替水平，能夠維持人口不增不減。自1991年以後，生育率的這條曲線呈向下走勢，再也沒有回到這個水平。儘管前幾年國家先後放開“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但生育率略有回升後又開始滑落。
“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率，我們稱之為低生育率時代。”原新説，“當人口的低生育率時代持續了30個年頭，總人口的負增長估計未來10年之內到來，是沒有任何懸念的了。”他指出，至少到本世紀中葉，中國的少子化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今年中國開啓了全面建設現代化國家建設新徵程，這意味着，整個建設週期都伴隨着少子化的基本國情，並且伴隨着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國家發展的人口基礎正在發生重大轉折”。
與此同時，生育者的規模也在縮減。中國的育齡女性在2008年達到3.79億的峯值，目前是3.42億，預計到2050年只剩2.55億。2019年，中國出生了1460萬人口。原新説，如果希望每年都保持這個規模，現在需要育齡女性平均生1.4個，到2050年平均要生1.9個孩子才能達到這個規模。
在同一個場合，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介紹了他的研究：預計5年內中國就將出現人口負增長。他還指出，從2022年開始，1962年到1976年間“嬰兒潮”中出生的人口，將陸續退出勞動力市場。歐美髮達國家的老齡化、少子化，是用了較長的週期慢慢到來的，而中國的老齡化、少子化是“撲面而來”的。
今年兩會，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計劃生育協會黨組書記王培安在一份建議中指出，我國將延續低生育水平下人口增長遞減的趨勢，這是我國人口發展的正常規律，但規模降得太快，會加劇人口的結構性矛盾。
王培安感慨，今天鼓勵年輕人生育二孩，其難度並不亞於甚至要超過三四十年前對人口數量的控制。“不願生、不敢生、生不出、生不好”的問題比較突出。他建議，對贍養老人、撫育幼兒的家庭在税收、購房等方面給予優惠，探索建立育兒補貼制度和養老護理補貼制度；支持普惠型養老托幼機構發展；落實產假、護理假、帶薪休假制度，鼓勵男性參與子女照料，保障女性就業權益，支持女性職業發展……總之，“營造生育友好的社會環境”。
任澤平也認為，生育成本的上升，包括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壓力正在抑制生育率，需要相關的政策作出調整。他建議，對育兒家庭提供個税抵扣和經濟補貼，加大托育服務的供給，完善對女性就業權益的保障，加大對教育、醫療、社保等的投入，“讓大家生得起、養得起”。“政策作適當的調整可能會有所改善，雖然改變不了趨勢，但是可能會改變斜率。”這位經濟學家表示。
其實，一些發達國家已嘗試過類似政策，比如，第一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國家——日本。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佐佐井司介紹，日本採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對父母減税、補貼、實行帶薪休產假等。
丹麥哥本哈根商學院教授伯特·拉森説，丹麥過去幾十年一直提供大量的托育補貼；法國則於幾年前實施了一項税收計劃，生育第3個孩子的減税額是生兩個孩子的兩倍。她説，要扭轉少子化趨勢確實是非常困難的，但如果沒有相應的政策，丹麥的生育率可能會更低。
在論壇上，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傑秀説，經濟發展水平越高，通常生育率越低，這是全世界的趨勢。現代社會的高壓力、高競爭影響了年輕人的生育意願，也延長了年輕人的求學時間，延遲了婚育年齡，進而影響了生育率。
“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有一項計劃是建設100個示範性的“兒童友好城市”。王傑秀説，從兒童福利來説，少子化呼喚着我國兒童福利制度的完善。我國兒童福利保障的範圍從最初的棄嬰、孤兒擴展到困境兒童、留守兒童等，未來可能要向全體兒童擴展。健全兒童福利政策，提供生育津貼、養育津貼等措施，雖然改變不了大趨勢，但是在一定階段還是有效的。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陸銘在論壇上指出，中國即將邁入人口負增長時期。真正要從人口方面解決中國發展動力的問題，需要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改善人力資源的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他強調，提高人口素質十分重要，當前人口素質提高的關鍵在於農村户籍的孩子，其中大量是留守兒童和進城務工子女的流動兒童，應着力提高他們的教育質量。
人口學家原新也指出，應該適應形勢，努力發掘新的人口紅利，人口數量、質量、結構等方面的變化將提供新的“人口機會”。比如，伴隨着少子化，整個社會養育孩子的成本會下降，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投入會加大，人口素質將會得到提升。
原新引用了一句俗語，“多生一個孩子，多添一雙筷子”。他解釋，從成本來説，過去那雙“筷子”是用竹製的，今天的那雙筷子是用黃金做的，未來添的筷子是用鑽石做的。生育成本不能簡單理解為經濟成本，還包括時間成本、社會成本等。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去做的，就是建立有利於提振生育率的社會公共政策，這是政府的責任。
本報北京3月21日電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國 張均斌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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