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駐印度特派記者 胡博峯]編者的話：截至27日，印度衞生部報告的單日新增新冠肺炎病例連續第6天超過30萬例；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昨日的統計顯示，印度累計新冠肺炎病例達1763.6萬例。這些數據已經足夠觸目驚心。但世衞組織首席科學家蘇米婭·斯瓦米納坦26日對CNN表示，印度的實際感染人數可能是官方報告數字的20倍至30倍。印度醫療系統已幾近崩潰，殯葬業正超負荷運轉，這些都意味着不斷有生命逝去。真實狀況比人們預料的更糟糕嗎？斯瓦米納坦的“估算”令人不寒而慄。國際媒體進入了有關“印度何至於此”的大討論，除了變異毒株的出現，造成病毒快速傳播的“人為”因素同樣備受關注。莫迪政府處理疫情的態度、做法因此受到一一審視。相比於第一波疫情，《環球時報》駐印度記者在第二波疫情中的生活和感受也發生了變化——聽着身邊傳來的噩耗，感覺疫情距離自己更近了。
前兩天，印度德里首席部長凱傑裏瓦爾宣佈，該市封鎖措施延長一週，直至5月3日5時結束。這是《環球時報》記者第二次感受印度式“封城”。去年3月25日至6月30日，印度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封鎖。相比而言，德里此次的限制措施不如去年全國封鎖嚴格。
記者生活在德里南部第二使館區內，供應基本生活用品的店鋪仍正常營業，只不過門口拉起了長繩，不允許顧客進店，但可以將需求告知店主，由他“幫助採購”。不過，包括記者在內的許多社區居民更傾向於採取“電話購物”方式——通過打電話或發信息説明自己的需求後，店主派專門的工人送到家門口，屆時再付錢。雖然這種方式不免要多給工人一些小費，但現在這種時候，這點“小錢”對大家來説都不算什麼了。
“由於疫情原因，我幾乎一年沒去學校露面了。”住在《環球時報》記者樓上的鄰居馬奈斯基在班加羅爾大學擔任教職。他跟記者分享了自己在“封城”期間的生活經驗：“不着急用的東西可以在亞馬遜、大菜籃等電商平台購買，如果是急需物品，最好還是在社區購買。現在德里封鎖，物流運輸很慢，大電商平台已不再提供‘次日達’服務，有時候要等上四五天才能送到。”
記者住處附近的德里市政公司直屬管理的公園都已經關閉了，這些地方原本是社區居民最鍾愛的散步、鍛鍊之處。不過，往日在公園裏最常見的幾個“熟面孔”並沒有因為“封城”而放棄鍛鍊，他們將運動場所轉移到社區內的街道。記者曾抱着“錯峯出行”的想法，在晚9時之後出去跑步，但大家似乎想到一起去了，仍能經常遇到以前的“跑友”。見面時，彼此會點頭致意，但都堅守絕不摘下口罩的“默契”。
使館區內，本地居民和外國居民的構成大致“六四開”，整體而言，大家是比較遵守防疫規定的。對於富人的謹慎，馬奈斯基套用美國非裔抗議運動時“黑命貴”的説法，稱之為“富命貴”。他的大舅哥也住在本社區，擁有一座三層小樓，是個億萬富商。“他家裏每天至少消毒三次，每次去都能在樓裏聞到消毒水的味道，”馬奈斯基告訴記者，“從3月初開始，他就不去寫字樓上班了，在家遠程辦公。”
巴萬也“住”在同一社區，他在街角有個菜攤，將自己的家也安在那兒。每天早上5時，巴萬起來擺攤、備貨，6時半左右就有人光顧。相比那些“從頭武裝到腳”的顧客（比如戴面罩、護目鏡或手套），巴萬的防疫措施就顯得非常簡陋了——僅戴口罩。4月底的德里，白天最高氣温能到40攝氏度，戴着口罩叫賣，不一會兒就滿頭大汗，所以巴萬經常將口罩拉到下巴。“這樣能有保護作用嗎？”當有人這麼問時，巴萬便下意識地向上拉了拉口罩，笑一笑，但不説什麼。
不只是巴萬，在這座被疫情恐慌籠罩的城市中，仍有很多人正艱難地生活。當Zomato（印度餐飲電商平台）的外賣員庫馬爾將麥當勞送到記者手中時，他反覆地叮囑道：“五星，好評。”
第二波疫情來勢洶洶，如今印度每天新增病例仍在30萬左右，在此背景下，“向中國學習經驗”又成為印媒討論的話題之一。《印度快報》日前刊文説，印度可以借鑑中國充分利用基層防線抗疫的經驗——居委會在此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其實印度也有類似居委會的機構，在大城市是社區委員會，在農村一般被稱為“五老會”。去年11月底，《環球時報》記者樓下的鄰居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後，最早介入的就是社區委員會。他們的工作人員第一時間與記者取得聯繫，告知相關情況和注意事項，事後還進行過一次登門回訪。確診的鄰居老太太平日深居簡出，自搬過來住後，記者跟她沒見過幾次面。社區委員會人員説，這種情況不算密切接觸，所以記者不必隔離，也不用進行檢測。
客觀地説，社區委員會最初的工作效率還是很高的，但回訪過後就沒有下文了，記者不知道鄰居老太太是否康復，也不清楚是否還有鄰居感染的情況，着實提心吊膽地過了一陣。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社區委員會人員登門回訪時拿的名冊上，寫的是記者為方便當地人記憶而使用的英文名，並非護照上的中文拼音。這不禁讓記者懷疑，若自己確診，他們豈不是都無法追蹤到真實身份？那麼這種備案記錄又有什麼意義呢？
最近，很多朋友都會詢問記者，當前疫情與去年幾乎同時期的第一波疫情有什麼不同。在記者看來，那時候受衝擊的大部分是較底層民眾，記者更像一個遠距離觀察的記錄者。而這一次，社會各階層遭受了“無差別攻擊”。有些人一個月前還跟記者相談甚歡，但突然間，就傳來噩耗。正是因為如此，記者感覺第二波疫情離自己很近，特別是當地朋友打來電話，告知其親人從感染到離世只有短短數日，但自己能做的只是束手無策時，他們的啜泣聲讓記者更像一名親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