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衞報》網站9月22日發表了萊頓大學美國史教授安德魯·高索普的題為《二十萬人死於新冠病毒是我們自己製造的美國悲劇》的文章，文章認為，個人主義也是對政府的不信任和仇恨的根源，而這種不信任和仇恨是美國獨有的。新冠病毒給美國造成的人員損失相當於每隔幾天就發生一次“9·11”事件，但特朗普及其盟友似乎只有在試圖將責任歸咎於別國時才會義憤填膺。把責任歸咎於外國遠比進行自我反省更容易讓人得到心理滿足。相關內容摘編如下：
死亡不應該是美國夢的一部分。正如美國建國文獻所言，自由和追求幸福是以生命為先決條件的。對於一種基於這些理想的文化來説，可能很難直面死亡。然而，隨着美國官方公佈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數超過20萬人，我們現在應該評估一下，美國文化當中長期存在的病態是如何讓美國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
儘管美國只佔全世界總人口的4%，但美國如今的新冠死亡人數佔到全世界死亡人數的大約22%。在現階段，我們不得不以半信半疑的態度看待所有統計數字，但這仍然是個驚人的差距。
新冠病毒的受害者絕不應該因為自己的死而受到指責——即便那些誤信了總統並魯莽行事的人也是如此。不過，如果一位總統可以像唐納德·特朗普那樣行事荒唐而無能，而他對這場危機的處理手法仍然能獲得將近40%的支持率，事情就不對勁了。是哪裏不對勁呢？
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從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中找到解釋，而這種意識形態也是作為美國槍支文化核心的集體漠視態度的根源。支持擁槍的基本論點是，為了維護個人的自衞權，社會必須接受高槍擊死亡率。其他任何有能力對此採取措施的國家都不會接受這種瘋狂的考量。
同樣的態度也影響着美國對新冠病毒的反應。要求戴口罩的法令和封鎖措施被視為對個人自由的殘暴侵犯，而對這一問題給整個社會造成的危害不屑一顧的總統卻受到稱讚。死去的人被視為是不一樣的，低人一等的。這種觀點是一種文化的縮影，這種文化認為，死於新冠病毒的人“只有老人”或者“患有基礎病的人”。
個人主義也是對政府的不信任和仇恨的根源，而這種不信任和仇恨是美國獨有的。在大多數國家，政府保護民眾免遭致命大流行傷害的職責不會成為爭論的話題。但美國政府至今仍然沒有抗擊新冠病毒的真正國家計劃，其負責人是個悲喜劇式的人物，他一邊鼓吹江湖騙子的奇蹟療法，一邊要各州自行解決這個問題。他非但沒有被趕下台，反而贏得了相當一部分民眾的讚譽。這些人寧願眼睜睜地看着數十萬同胞死去，也不願承認政府或許能對他們的生命作出一些積極貢獻。
當然，美國能夠被死人喚醒——只要他們是被外人殺死的。當2977人死於“9·11”恐怖襲擊時，美國陷入空前的憤怒，殺死數十萬人，推翻了別國政府。新冠病毒給美國造成的人員損失相當於每隔幾天就發生一次“9·11”事件，但特朗普及其盟友似乎只有在試圖將責任歸咎於別國時才會義憤填膺。把責任歸咎於外國遠比進行自我反省更容易讓人得到心理滿足。
但願我們也可以指望拯救生命的有效努力會讓人們重新珍視政府美德、社會團結高於個人放縱以及把美國人團結在一起的情義紐帶。這至少值得一試，而這是紀念死者的一種方式。
9月21日，志願者在美國華盛頓國家廣場插上2萬面美國國旗，紀念在疫情中死亡的20萬人。圖為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國家廣場的紀念活動上為逝者下跪。（法新社）
來源：參考消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