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俄烏衝突下，福山又來預言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福山詛咒俄羅斯，堅定捍衞自由民主信仰和“歷史終結論”，堅定捍衞美國自由霸權的至上性和規範正確性，這完全不意外。
3月10日，福山在《美國目的》（American Purpose）雜誌發表專欄文章《準備失敗》，是對“普京主義”的歷史審判，判定普京與俄羅斯必敗，因為自由民主必勝。
福山是這個思想性雜誌的編委會主席，其官網標示主旨為“捍衞美國自由民主”。你沒有看錯，捍衞的是美國的“自由民主”，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或形式的什麼民主。文章的寫法也不是學術論證，而是要點預言式的猜測和評斷。這是福山信仰的底牌，是福山對美國的“效忠宣言”，也是福山哲學思想回旋退步的標誌。福山懷疑俄羅斯，但也暴露出思想的封閉性，其30餘年來豐富的經驗比較、學術反思以及驚人的公共寫作產量，最終並未帶來任何結構意義上的思想進步。
俄烏戰爭陷入僵持狀態，各路預測和分析花樣翻新，幾乎遍及所有熱門學科與熱門學派。當然，這一重大事件值得這樣高強度的關注和辯論。俄羅斯遭到西方世界的全體系圍攻和批判，其慘烈程度前所未有。批判甚至詛咒俄羅斯，正在西方成為一種強勢的政治正確與全球化意識形態，裹挾一切，幾乎無人敢於對抗。誰要對俄羅斯有所同情理解，對西方霸權及其自由民主基礎有所反思，就一定是“通俄”逆子，必然遭受歧視和壓制。
自由民主的西方在俄羅斯的戰爭測試下，成了敵我區分和身份政治的急先鋒。從長曆史來看，並仔細檢討自由民主的規範原理，這一體系中從來都有“國家”，也從來都有“敵人”，更是從來都有“專政”與“霸權”，只是在和平事情與霸權巔峯時期“藏於”水下及晦暗背景之中而已。
俄羅斯的軍事攻擊行為深層次破壞了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信仰：其一，證明蘇聯解體後以自由民主模式改造俄羅斯的歷史進程徹底失敗，自由主義敗給了民族主義；其二，俄羅斯是個大國，以軍事實力阻止北約東擴，阻止烏克蘭成為北約地緣政治工具，追求一個大空間的安全秩序，這使北約遭遇到自身力量的侷限和規範價值的侷限。
自由民主止步於烏克蘭，“歷史終結”陷入西方的“內循環”，這是對西方現代性與普適文化的重大精神挫敗。回應這種挫敗的，就是西方世界對俄羅斯的“全盤否定”，以及迴避事情本身的是非曲折與解決問題的建設性方案，一味採取“泄憤”式的升級制裁、軍事援助的間接戰爭以及從政治文化批判上加以規範性詛咒。
福山在此次危機中再次站到了思想和政治輿論的最前沿，但他不是展現出反思與和解的哲學鋒芒和政治智慧，而是暴露出其自由民主信仰的僵化與“歷史終結論”的歇斯底里。
福山是最著名的美國公共知識分子，以1989年的“歷史終結論”為思想標誌，一戰成名。福山還是善於“與時俱進”的跨國公共知識分子，在世界各地有很高的知識影響力和人氣，並以適當批判美國民主的內在弊端與功能缺陷，受到更廣知識社會譜系的關注與認可。從1989年至今，福山非常享受來自世界各地的各種約稿、訪談、論壇與直播秀，在其中展現知識的博大精深與立場的靈巧機智。福山甚至一度以“國家能力論”、“政治秩序論”對自身的“歷史終結論”加以反思，給全球知識界帶來某些新意和增量，還曾一度為中國知識界津津樂道，引為學術上賓和思想力榜樣。
福山和他的“歷史終結論”，曾一度引領國際政治思潮
但福山在美國自由民主陷入深刻危機尤其是遭受到俄羅斯挑戰時，嚴肅站隊，以政治而非哲學立場確立自身的評判依據。“政治”的福山打敗了“哲學”的福山。比較而言，米爾斯海默的歷史分析倒是有幾分學者的較真和堅韌，儘管遭受美國學生的政治圍攻。福山不是那樣的人，他是精明的公共知識分子，深明知識與意見的交往妥協之道及其利益空間。
回到福山的文章本身，其基本邏輯是：普京彙集了大國專制和民粹主義，烏克蘭代表了自由民主的前沿戰鬥力量，美國等西方所採取的援助政策完全正確，普京的軍事冒險必然失敗，歷史終結論長存。
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福山當然知曉美國的痛點和關切，故不僅僅是在詛咒俄羅斯，也正面提及了中國大陸對台灣地區的所謂威脅，警告中國不要盲動，提醒台灣做好戰備。福山的若干預測式分析，完美契合了拜登政府的基本立場以及對美國最佳利益的判斷與維護，既可看作對美國政府的完全辯護，也可看作對烏克蘭抗爭力量的精神支持。沒有什麼比這一立場更“正確”了，也沒有什麼比這一立場更“無用”了。
福山的具體預測分析分為12點，有些散亂，邏輯性不夠強，下面簡要地一一予以檢討和商榷，以呈現福山論述的知識短板和信仰代替理性的思想傾向。
第一，俄羅斯軍事崩潰論。
這涉及文章提出的第1點、第2點和第11點。福山認為普京的軍事行動高估了烏克蘭親俄勢力，低估了烏軍抵抗力，已陷入多個城市的進攻泥潭，進入僵持的消耗戰，其軍事陣線和政治地位可能突然崩潰。
福山不是軍事專家，其所依據的分析情報主要來自烏克蘭官方戰報和西方媒體的系列報道，軍事參考價值本就不高。烏克蘭戰爭確實沒有打成“普京閃電戰”，這一方面出於烏克蘭軍隊得到西方超規模的軍事援助和情報支持，另一方面也與普京的戰略意圖有關，即尋求烏克蘭的“去軍事化、去納粹化和中立化”。普京主義不是希特勒主義的翻版，在總體戰略意圖上難以擴展到佔領全烏克蘭甚至攻擊北約國家，而是基於地緣安全的有限目標採取軍事行動，換取談判桌上的有利地位以形成書面化的安全保障法律文件。
烏克蘭戰爭本質上已經是代理人戰爭，烏克蘭軍隊只是“肉身”上的國家軍隊，其指揮權、情報系統、尖端武器系統甚至和戰大計很難由自身完全決定，而北約的超限軍事援助、外籍援助軍團及全方位的戰爭支持系統，已經在烏克蘭戰場發揮關鍵作用。戰爭本質不再是烏克蘭人的自由保衞戰，而是北約集團的代理人戰爭。
福山的分析中完全沒有北約因素，沒有北約東擴的源頭責任分析，沒有地緣政治的複雜性分析，也沒有對普京主義與俄羅斯戰爭意圖的內在理解，其所做的軍事和戰略預測只能是西方“自由民主”固執情感的一種轉移表述。福山還宣揚了土耳其無人機的巨大戰場作用，似乎這是烏克蘭抵抗俄羅斯的外援利器。福山對土耳其在烏克蘭戰爭中的兩面性和複雜立場，缺乏深入分析，也就缺乏深度和洞見。
第二，普京政治失敗論與民粹主義挫折論。
這涉及文章提出的第7點和第8點。福山認為普京的強人政治是其支持來源，而表現無能或遭受權力剝奪會導致普京決定性的政治失敗。
這是對普京權力之政治基礎與合法性的分析，其中沒有提到普京是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民主選舉體制選舉產出的，也沒有提到普京上台以來恢復俄羅斯民族主義及重構俄羅斯聯邦的有效進展。福山的言下之意是，在美國發動的全體系制裁下，俄羅斯寡頭勢力和國內反對派會因遭受經濟利益損害而加速政治反彈，會以推翻普京的政變來終結俄羅斯強人政治，換取西方的政治諒解並解除經濟制裁。
這是完美的俄羅斯“二次顏色革命”路線圖，是休克療法失效後再次的大劑量注射行為。但俄羅斯的政治合法性基礎到底是什麼？俄羅斯的國家意識形態到底如何？在這方面，福山的分析只是外部性的自由民主規範性批判，不涉及對俄羅斯歷史傳統與政治思想基礎的內在分析，對普京主義20餘年民族主義政治積澱也缺乏科學的評估。福山對亞歷山大·杜金的系統理論似乎也沒有閲讀興趣和知識性消化。如果福山以為普京高估了烏克蘭的親俄勢力，福山自己可能也犯了錯誤，高估了俄羅斯的親西方勢力。福山顯然將普京視為煽動性的民粹主義者，且在全世界有着政治同類（比如法國的勒龐、匈牙利的歐爾班、巴西的博索納羅、美國的特朗普等），而隨着普京主義的失敗與普京可能的政治出局，他的政治同類也會遭受重挫。
福山顯然將民粹主義作為自由民主之敵，但他應當知曉整個西方民粹主義正是在自由民主基礎上演變異化而來，是對自由民主內在的精英本位與利益內卷的政治批判，英國脱歐和特朗普當選就是典型事件。
當特朗普公開稱讚普京軍事行動正確性時，福山應該感受到美國危機的加重，因為民粹主義不是自由民主的外部敵人，而是自由民主的內在缺陷。當特朗普2024“王者歸來”時，不知福山如何理解和接受。進一步，福山論述偏向於民主黨的自由普適主義，但這只是美國意識形態的基本面，且無法解決自身內部矛盾，社會造反與階層撕裂的思潮和動力已在美國內部積聚，看看中期選舉和2024大選結果吧。
特朗普支持者攻入國會，圖自澎湃影像
第三，全球治理失敗論與外交談判無效論。
這涉及文章的第3點和第4點。福山認為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聯合國安理會毫無作用，聯合國大會決議是有用的，可以用來甄別：誰是自由民主的盟友，誰是自由民主的敵人。福山提到了根據大會決議投票情況出現的兩個異類：“壞分子”，當然是指投反對票的俄羅斯、白俄羅斯等國；“敷衍分子”，當然是指投棄權票的中國、印度、越南等國。
福山的全球治理失敗論我基本贊同，我也專門撰寫過《俄烏戰事如何折射全球安全治理困境？》（中新社“東西問”專欄）。二戰後的聯合國體制，尤其是安全理事會制度，是建立在“大國一致”基礎上的，五個常任理事國都有“一票否決權”。這就決定了安理會治理能力的限度：只有大國一致才能有實質性決議和行動；如果大國分裂，相互否決，就只能癱瘓無為了。
這一制度架構當然是有侷限的，但也是現實主義的，因為世界政治的真相是大國協調共治，安理會只是落實共治方案，如果無法協調成功則大國之間的利益鬥爭仍未結束，就只好交給大國反覆直接地鬥爭和妥協，直到達成最終解決方案。縱觀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歷史，重大國際爭端之解決都是循此先例。
福山也同時認為在俄羅斯崩潰失敗前無法通過外交談判解決。福山入戲太深，將烏克蘭戰爭當作“三戰”處理，等着確認俄羅斯的戰敗國地位之後再談外交媾和與國際法解決方案。但俄羅斯戰敗只是一種主觀推測，而外交談判一直在多種渠道展開。
對烏克蘭而言，如果進一步確認西方的虛偽和利用意圖，以及國土焦土化及國民難民化的長期危害性，求和之心必然佔據主導。福山對烏克蘭問題的外交解決和協調解決的前途看得太悲觀，是對當代國際事務與地緣政治現實失察的體現。
由於制裁和反制裁帶來的能源、市場和安全危機，歐盟立場已有鬆動，美國盟友體系並非鐵板一塊，全球經濟受損面與日俱增，外交談判和國際法解決方案是值得理解和追求的，而且大概率很難以俄羅斯戰敗為前提。
但美國如果一味捆綁西方盟友並蠱惑烏克蘭焦土抵抗，和平必然遲來，災難卻是各方的，美國最終也很難置身事外。要結束的是北約東擴，要實現的是安全相互保障，要保護的是烏克蘭和平與穩定，要制度化確立的是俄羅斯與北約的長期安全保障法律架構。
當然，即便烏克蘭問題得到制度化解決，俄羅斯也必然會成為西方長期的“他者”，而俄羅斯也不得不走上民族復興的“普京主義”道路，不可能重回休克式融入西方的“葉利欽主義”道路。而隨着烏克蘭問題的制度化解決，21世紀的國際法秩序或有新的增量和規範性成長。
第四，代理戰爭正確論和自保戰爭論。
這涉及文章的第5點和第6點。福山認為美國在烏克蘭戰爭中的間接戰爭策略和代理戰爭策略是完全正確的。美國拒絕派出地面部隊直接參戰，而是採取全面制裁、大規模軍事援助、外援志願軍團和情報系統支持等方式介入。對核大國而言，軍事力量之間直接交戰就是新的世界大戰了，而間接戰爭和代理戰爭可以留有迴旋餘地，根據利益需要隨時調整具體立場和政策。澤連斯基一直在呼籲西方直接參戰，並以政治悲情渲染和道德綁架，但拜登保持了基本的戰略清醒，拒絕了激進的直接參戰，也拒絕了禁飛區計劃。
福山判斷北約軍隊已接管烏克蘭軍隊的情報系統，這應該是符合實際的。正因為這不是烏克蘭的孤軍奮戰，所以福山的俄羅斯必敗是建立在北約深度介入基礎上的，北約的強大軍事援助系統是福山信心的終極來源。
但與間接戰爭和代理戰爭相應的是，烏克蘭至少在戰爭形式和直接犧牲上必需承擔“自保戰爭”及其巨大犧牲，即無論外援力量多麼強大和深入，戰場上的主要作戰任務還需要自己去完成，烏克蘭必需依靠自身的英勇無畏打敗俄羅斯軍隊。
這種“間接-代理-自保”式的戰爭模式，是烏克蘭戰爭的現象全景，也是西方與俄國、中國之類大國展開極端對抗的“最後理性”的形式。因為再向前邁進一步就是世界大戰甚至核戰爭了。俄羅斯宣佈核武裝處於戰備狀態以及不能保障與北約之間不發生意外，是在以國家終極實力為北約戰爭介入行為劃定底線和紅線，也是對上述“最後理性”的回應性保障。
澤連斯基不懂大國之間戰爭的“最後理性”，可能給烏克蘭帶來進一步的損害和混亂。福山也意識到這場戰爭給烏克蘭帶來的代價是巨大的，但他根本沒有興趣討論如何減少代價以及如何補償烏克蘭的戰爭損失，而是堅定站在美國政府立場鼓勵烏克蘭抵抗到底，不惜任何代價。
第五，教訓中國論和以武拒統論。
這涉及文章的第9點和第10點。福山論述不可能遺漏中國，就像美國任何政治辯論和戰略分析不可能遺漏中國一樣。福山認為俄羅斯冒進及其戰敗風險是給中國的一個教訓，而烏克蘭的英勇無畏是給台灣的一個榜樣。
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美國朝野都在密切關注中國的動向：其一，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走向，是否參與譴責和制裁俄羅斯；其二，中國對台動向，有無“武統”準備和跡象。對美國的全球民主帝國體系而言，以烏克蘭遏制俄羅斯，以台灣遏制中國，似乎是理想的戰略有利態勢。如今烏克蘭陷入僵局，西方儘管不斷輸入戰略資源，但前途未卜，故更加擔心同時失去台灣。所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第一時間致電中國方面，確認“反對台獨”，確認“一箇中國”政策，但這一切都只是外交辭令和不可靠的立場試探。
福山似乎要中國以俄羅斯為戒，不要盲動收復台灣，同時又要台灣做好戰備，以烏克蘭為榜樣，靠自身武力拒絕統一。福山此論顯然誤解了烏克蘭問題和台灣問題性質，並錯誤判斷中國的統一意志和力量。
烏克蘭問題是地緣安全問題，是北約侵略性地緣擴張帶來的俄羅斯極端反擊問題，而台灣問題則是國家統一的主權問題，是中國憲法上國家統一條款的具體實施問題。台灣不是主權國家，美台也沒有外交關係，美國對台軍售與軍援本身是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與“一箇中國”政策的，也是違反中國憲法和反分裂國家法的，中國已相應宣佈了對美國有關團體和個人的制裁，且中國的反“台獨”、反干預和主場統一的國家行動必然根據需要不斷升級和突破。無法想象美國像援助烏克蘭一樣在台灣實施明目張膽的軍事介入。如果美國一定要那樣做，就是直接侵略中國台灣，中國必然進行堅強有力的主權捍衞和軍事反制。至於“台獨”以武拒統，只能是一種口號和修辭，無法付諸實施。將台灣地區的中國人綁上對抗祖國的戰車，並不具備真正可靠的本地民意基礎與合法性。
福山的論述只是美國式策略性威懾的轉移表述，本身並無新意，也顯示出福山對台灣問題和兩岸和平統一問題並沒有創新性研究和見解。福山對中國有一定了解，或許應當好好讀一讀2021年底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提出的“黨在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仔細研究一下什麼叫“牢牢掌握兩岸關係的主導權和主動權”。
不過，福山論述也暴露了美國對台安全保障的一個秘密和軟肋，即一旦衝突爆發，台灣只能按照烏克蘭模式自保，無法得到美國直接參戰的軍事支持，至於其他形式的間接戰爭和代理戰爭的援助形式可以程度不等地接入。如果確實如此，則“台獨”以武拒統之意志和力量必然大受挫折，台灣民意或許會轉向支持和平統一。民進黨元老呂秀蓮近期表態支持“和統”，或是窺到了玄機。歷史將證明，美國保護不了烏克蘭，更保護不了台灣，烏克蘭戰爭形態及美國與大國對抗的烏克蘭模式，最終證明的是美國的霸權失效和戰略失敗。
第六，自由民主的“歷史終結論”必勝論。
這是福山預測的第12點，即最後一點。實際上，這篇預測文章是典型的以信仰代替理性分析的例證。福山要表達的是，其自由民主的信仰更堅定了，但客觀來看其理性分析的能力卻在退步。福山不敢去想也不敢正面表達關於美國自由霸權失敗的任何可能性。福山的不敢言，既出於自由民主信仰，也出於公共知識分子迎合民意與意見市場的利益考量。福山再次預言：
其一，俄羅斯失敗是註定的，且必將帶來自由的新生；其二，全球民主衰退會得到遏制；其三，歸功於“一羣勇敢的烏克蘭人”（以澤連斯基為首，為西方而戰，戰後各種評獎、稱號及頂級演出機會必然雪花般飛來，卻掩蓋不了烏克蘭土地的傷痕與烏克蘭人民的苦難）；其四，歷史終結論永存。
注意，“歷史終結論”是福山永遠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是美國自由民主的歷史巔峯，從此不再有任何具有歷史哲學意義的精神挑戰和制度挑戰。全世界一切善良或投機的政治家、知識分子、商人、藝術家和平民甚至一度以“歷史終結論”及其世界歷史奇蹟作為最終的歸宿，指望從此終結追求承認的鬥爭和世界大戰的風險。
注意，“歷史終結論”是特定的美國自由民主及其全球霸權，而不是“1789精神”代表的歐洲自由主義，也不是“1945精神”代表的二戰後的全球自由主義。“歷史終結論”是一種嚴格的、特定化的、內藴美國精神與文化霸權的世界歷史意識形態，一切自由，一切主義，一切民族化和個性化的文化與生活方式，其合法性與利益存在形式必需接受“歷史終結論”的規範性評判和制裁性規制。
休克療法，讓蘇聯經濟迅速崩潰（資料圖）
諷刺的是，蘇聯解體後的“葉利欽主義”曾經以完全符合“歷史終結論”的方式接受西方的全盤改造，將自身的政治經濟體制及其文化價值完全“休克”，承認自身病入膏肓，真誠請求西方給予完全的精神治療與制度援助，但最終卻窺破了西方的精神與政治本質：西方不接受一個強大的俄羅斯，無論其民主與否，市場與否；西方只接受支離破碎的俄羅斯，永久作為西方的精神和制度的“殖民地”。
“歷史終結論”對俄羅斯的歷史宣判，其基本要點對中國完全適用。與蘇聯及俄羅斯不同的是，中國在冷戰歷史中一直保持戰略和意識形態的覺醒，無論是面對蘇聯體系還是西方體系，都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國家現代化道路，並以自身文化、憲法和治理模式自我合法化，走出一條民族復興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光明道路。
1989，中國和蘇聯（俄羅斯）分道而行，中國的持續發展及民族復興前景未必不對俄羅斯產生重要影響，而普京主義所代表的俄羅斯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的覺醒與作為，同樣構成對西方體系的結構性鬥爭力量和規範性競爭因素。中俄的戰略合作，是有着深刻的西方體系壓迫性、地緣政治利益交疊性及多極化全球秩序建構性之多重共識基礎的，福山對歷史發展的多元文明基礎及多極化世界缺乏內在理解和規範性認同。
總之，烏克蘭戰爭仍在進展中，如何獲得制度化解決還不明朗。戰爭的表面形式是俄國與烏克蘭的直接衝突，是烏克蘭加入北約和烏東地區衝突升級，但結構性原因與歷史根源在於冷戰結束後，北約與俄羅斯相互安全保障法律化和制度化的最終失敗。北約作為冷戰產物進一步擴張塑造為大西洋自由帝國主義，進一步打破地緣政治平衡秩序和規律，一再東擴以尋求西方體系的絕對安全和自由民主的絕對優越性霸權。
“1945精神”在“歷史終結論”的單極化衝擊和解構下面臨嚴重的精神和秩序危機，這不僅表現在聯合國安全治理制度的失效上，也表現在大國協調機制及其傳統的失效上。福山作為冷戰體系終結的見證者和歷史闡釋者，在哲學與文化意義上宣示了歷史終結的樂觀主義，宣示了美國自由民主的霸權至上性與規範正確性，但卻因為意識形態偏見而遮蔽了對多元文明與多極化秩序的實踐考察和原理建構。他的“國家能力論”和“政治秩序論”未能在哲學本質上突破“歷史終結論”。在西方霸權危機條件下和政治正確壓力下，他毫不猶豫地歸隊和表態，繼續其“歷史終結論”的熟練套路和話術，卻喪失了對21世紀多元文明與真正多極化秩序的理解力和引導建構能力。
《準備失敗》作為福山對美國精神的“效忠宣言”，卻忘記了對美國精神失敗的科學診斷，與美國精神一道犯了“諱疾忌醫”的錯誤。這讓我們有充分理由懷疑：福山理論還能不能“與時俱進”？其對美國模式的反思在哲學上到底是不是真誠的？其對21世紀新秩序的驚人的公共寫作產量到底是“歷史終結論”的技巧性“左右手互博”與流量策略，還是實質性知識進步與智慧增長？！
是的，“歷史終結論”長存，但這一精神之侷限和衰朽也是長存的，只因福山之類的美國公共知識分子並未在嚴格的歷史演變和政治衝突中，表現出持續性的哲學反思和思想建構的真誠性，諱疾忌醫，終於積重難返。這或許是此次烏克蘭戰爭暴露出的美國精神與福山知識路線的共同缺陷。
歷史並未終結，承認的鬥爭一直持續，中國和俄國都是具有文明內涵和政治體量的大國，是美國霸權的批判性存在，也是人類文明體系的構成性存在。不懂得文明之間得相互尊重與平等互動，最終孤立和邊緣化的就不是中俄，而是美國精神與美國人本身。
這是走向封閉的美國心智，也是福山知識路線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是對21世紀新秩序、新歷史、新力量及其新文明建構運動的思想盲視與政治反動，在邏輯上和實踐上均無真正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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