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塔門（ID：DT-Tamen），原標題《為什麼東北延吉長滿了咖啡館？》，作者：劉丹，編輯：王朝靖，題圖來自：受訪者
2021年網易數讀曾經整理過一份“在中國，哪個城市擁有最多的咖啡館”的數據，上海作為全球咖啡館數量最多的城市，毫無疑問排名第一。榜單上除了北上廣外，也都是成都、杭州、蘇州、重慶這樣的準一線城市。有意思的是，榜單後的留言區，出現了好幾次這樣的評論：居然沒有延吉？
作為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的首府，延吉相當於一個縣級市，全市人口近69萬。根據第一財經去年3月的統計數據，上海的每萬人咖啡館擁有量為2.85家。而綜合當地店主的説法，四線城市的延吉，目前有800多家咖啡店，算下來每萬人咖啡館擁有量是上海的四倍多。
早在1992年中韓建交前夕，學者季羨林應邀前往延邊大學參觀訪問，就已經用“怪”來總結眼前的延吉，“三十萬人口的一個小城，竟有卡拉OK一百二十家，還有二十家在籌建中，另有人告訴我，城中類似卡拉OK的茶館、咖啡館之類，有400家。”
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北上廣，四五線小縣城也在模仿這些大城市。“咖啡”就是一條這種模仿秀的線索。
這裏有兩個延吉咖啡店小老闆的故事。延吉是個特殊的樣本，從咖啡出發，能看到潮流如何隨這座城市浮動，又如何反過來勾勒出城市的肌理變化。
以下為正文：
我對延吉的想象由一系列彼此矛盾的碎片拼接成的。印象最深的是“洋氣”——有位朋友轉述她延吉朋友的話説，延吉女孩絕不穿肉色打底褲。與之相對立的形象是韓國電影《黃海》中如野狗般奔逃的出租車司機久南，以及從延邊殺到首爾，揮着大棒骨砸人的狗販子老綿。
另外則是有關脱北者的悲情傳説，有關在韓務工人員的財富密碼，以及作為中國朝鮮族人，遙望韓朝兩邊時的複雜情緒。被我用以構建對這座城市的想象的碎片，畢竟都取材那些存在於過去的東西。當我來到延吉，我是説去年夏天，在社交媒體上以“小首爾”走紅的那個延吉，由電影、報道，以及都市傳説拼貼而成的延吉就消失了。
眼前是一座由咖啡館串連起來的城市。咖啡館中摺疊了兩種時空。店裏，咖啡與落日燈、大葉綠植以及灰白色極簡風的裝修共同擺出首爾或者北上廣都市生活的精緻腔調；穿過門口那塊小小的人工草坪，街對面的老民居和小電瓶立刻將場景扭轉為縣城，讓咖啡廳變得突兀起來。而城市新故事的產生，就是給突兀找到合理解釋的過程。
1. 像韓劇那樣喝咖啡
面積100多平，有7個空間，對應7張桌。每塊空間的面積遠比北京或者上海市區內月租金3500元的合租屋單間大。這是90後朝鮮族青年小崔的咖啡店。
在延吉，類似的空間利用不是稀罕事——目前延吉最大的咖啡廳面積有1500平，去年12月開業，曾邀請韓國男團SuperJunior的成員金希澈等明星拍攝視頻站台。坊間傳言，店的裝修成本高達700萬元。在大眾點評上，它的人均消費僅為51元。
同齡漢族小孩還在看《還珠格格》時，小崔就在看韓劇了，“人們總在咖啡廳裏見面聊天。”潮流來到延吉，賣速溶咖啡的“茶座”和“咖啡座”由此出現。人們在裏頭喝酒，打牌，比起咖啡廳，所謂的“咖啡座”其實更接近於酒吧。
小崔的咖啡店
2008年，韓國連鎖咖啡品牌“含旨咖啡”進入中國，並於2010年開設門店。“含旨剛進來，我就吵着要去。它是延吉第一家賣expresso，拿鐵、美式這些咖啡的店。”
“含旨咖啡”在延吉發展得最好的那幾年，也是朝鮮族勞務輸出大規模增長的時候。2008年前後，小崔父親在韓國的月收入換算成人民幣有兩萬多元——基本相當於當年上海城鎮居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小崔母親每個月在韓國也能賺一萬多元。
高中生小崔在咖啡館消費的第一杯咖啡要價24元，“好貴啊！但咖啡廳環境好，我樂意待。”他覺得朝鮮族對價格不敏感，“只要店裏服務好，大家就覺得這個錢就是可以花的。”
上大學期間，小崔曾在韓國做過一年交換生，首爾的街巷裏，每走幾步就有一家精品咖啡廳，人們把咖啡當作口糧，“想喝隨隨便便就喝了。”那時他就盤算着回延吉開店了，“延吉的咖啡行業完全能複製韓國的路線。”
畢業後，小崔先是去上海做建築設計師。工作快四年，攢下三十多萬，來到2020年，他回到延吉。“失敗了大不了再去上海打工。”《2020咖啡消費市場洞察報告》提到，受疫情影響，咖啡服務行業的閉店率達到83.3%。
而小崔的店現在已經開到第4家。據他介紹，2020年延邊州新開了近200家咖啡店。“我們這是有點奇怪”，小崔説，“在延吉，做咖啡師和做公務員差不多，不愁工作。”
2. 像網紅那樣喝咖啡
以延邊大學對面的大學城為背景——那是延吉最具代表性的“彈幕牆”，雙語招牌密集排佈於建築外牆，像屏幕上擠滿彈幕——迎着彈幕牆，舉起手中那杯印有“延吉”二字的咖啡拍照，配文關鍵詞：小首爾/假裝在韓國。
這是近兩年在小紅書等平台打卡延吉的標準動作。把延吉印在杯套上是“後浪咖啡”店主小張的主意，這個店名來源於2020年五四青年節時，B站推出的演講視頻《後浪》。
“後浪咖啡”的英文是Young Blood，小張希望一切都是新鮮的，“牛奶、豆子，人，做咖啡的方式，萃取的手法，這些都要新。”
除了印有“延吉”的杯套，“後浪”的優勢還在於性價比，店裏一杯美式14元，用券後不到10元。“我們賣的應該是目前東三省最便宜的SOE了。”有辨識度的杯套疊加價格優勢，小張的店很快躥升為延吉有名的“網紅店”。
“打卡”延吉的經典拍照方式
至少在小張和小崔倆人的瞭解範圍裏，“後浪”可能是當地少有的由漢族年輕人經營並且能賺到錢的咖啡店。小張還沒聽説過其他漢族咖啡店主，“開餐飲的有不少”，而小崔説起自己的一個漢族好友，“他就是不理解為什麼要花錢去咖啡廳，就是覺得開咖啡廳不掙錢，我叫他去咖啡廳坐坐，他也不去。”
小張與小崔年齡相仿，但他得等到上了大學才常去咖啡館。“當時就是喜歡咖啡館的氛圍，還有機器，對味道其實沒有什麼判別。”
他去的第一家咖啡店叫“頭福樂舒”，店名是topresso的音譯，也是韓國品牌，2013年進入延吉，2016年前後關店。與“含旨”相比，“頭福樂舒”不僅定價稍低，對小張這樣的學生來説還有個特別大的吸引力：店裏的咖啡可以續杯。
後來對咖啡研究得多了，小張發現，延吉大多數咖啡館的環境和服務確實沒得説，反而是咖啡本身的質量沒跟上來。“尤其是很多國外品牌，到中國來都是想賺中國人的錢，賣的是優越感。咖啡説到底就是一個飲料，需要進到人的肚子裏。”
小張的店算是“隨手”開起來的，本來是自己在家玩設備，越買越貴，越買越專業，完全可以開個店了。“中國人不騙中國人。”他總説這句話。
不同於市裏大多數裝修講究、空間寬敞的咖啡店，小張的第一家咖啡店開在居民樓下面，是用陽台改造出來的，面積9平左右。看到央視對延吉美食的報道，他又把“延吉”印在了杯套上，“雖然我們沒啥影響力，但也想為家鄉加油。”
在人們沒辦法出國旅遊的第一年，延吉以“小首爾”之名成為“網紅城市”。揹負着城市名字的“後浪”，也成為了被流量隨機選中的那個。“後浪咖啡”的外牆上印着幾行標語：
後浪青年
敢於嘗試新鮮事物
為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添磚加瓦
3. 像北上廣那樣喝咖啡
“我們這確實是個小地方”，小崔説。但他不理解有些人從大城市回來後的優越感，“我還是挺喜歡我家鄉的。”尤其讓他自豪的是延吉人對潮流的講究，“很多開店的人會去北上廣深找設計師，不管出多少錢都要把最好的設計帶回來。”
潮流只在城市內部湧動。有一部叫《延邊口技》紀錄片記錄了世紀初延吉朝鮮族青年對BBOX的狂熱。主人公桂晶説，在上海，如果你問年輕人知不知道BBOX，十個人裏可能有一個人知道，但在延邊，如果有一個年輕人不知道，那就很奇怪了。
另一個可以佐證延吉“時髦”程度的細節是，2015年8月，風頭正盛的韓國男子組合BIGBANG曾宣佈在延吉人民體育場舉辦演唱會，同步官宣的其它巡演場次都在深圳、南京，成都等一線城市。不過，延吉場演唱會最終因不可抗力取消。
外地人想象中的延吉往往歸於另一套敍事。小崔去上海工作時，跟同事介紹自己是來自延吉的朝鮮族，“他的第一反應就是你是從朝鮮過來的，要麼就覺得你是韓國人。他們也不是故意的，而是確實不懂，對朝鮮族這個民族還不是很瞭解。”
民族身份沒有給小崔造成太大困擾，回到老家，主要還是“在上海沒混明白”。他從沒想過去韓國打工，“這幾年越來越不掙錢，我爸媽已經回來了。他們也支持我在國內發展。”
小崔覺得，延吉咖啡館在2020年近乎於“奇葩”的增長勢頭，與本地“無業遊民”變多了也有關係。延吉的機場在2020年3月暫停了飛韓國的國際航班，8月下旬才重啓。外出務工受阻，延吉也無力為年輕人提供太多就業機會。“在延吉，你想吃飯只能去做生意。”
延吉曾被寄予“小香港”的厚望，就像與朝鮮第四大城市新義州隔江相望的丹東，那個期待着在朝鮮改革開放後成為“小深圳”的城市，它們連接着同一個民族的不同流向，都有寄託於外部世界的，不知何時能被兑現的，成為下一個某地的夢想。
2016年前後，以“咖啡陪你”破產為代表，曾經迅猛擴張的韓國咖啡品牌敗走中國。韓流也在中國退潮。“韓國沒什麼可學的了”，小崔目標明確，要把上海的開店經驗帶回老家。“閃電泡芙”，他瞄準這款單品，“我在上海吃過，好吃。”現在這成了他們家店裏的招牌。
小崔店裏的閃電泡芙
韓國對於朝鮮族年輕人的吸引力正在消退。他們的父輩曾在韓國從事最為骯髒、危險和困難的工作，而年輕人想要體面，在老家開花店或者咖啡店。選擇去上海，選擇回延吉，選擇開咖啡店。在延吉，迭代的不只是人羣，新的咖啡館也走在新的路上。
小崔對顧客有明確要求：不能在店裏打牌，不能在店裏喧譁。“以前的咖啡館會講究韓國那種前後輩關係，現在20多歲開店的人會拒絕這些。”
4. 像延吉人那樣喝咖啡
小張不喜歡外面的人把延吉稱作小首爾小韓國，“我們這裏是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延吉市，我們彈幕牆上的字是朝鮮語，不是韓語。”
小張和“後浪”是延吉咖啡的特例。現在來店消費的本地人差不多能和遊客持平，但就小張的觀察，在湧向“後浪”的人羣中，大概只有10%到15%是朝鮮族客人，“而且幾乎沒有回頭客。”
從開店之初，小張堅持做口味偏酸的咖啡，他相信這樣才能更好地呈現豆子的風味，而且國內一線城市的精品咖啡店基本都在做偏酸的口感。但是，“之前韓國的咖啡比較苦，延吉人的咖啡口味也是偏苦的。”口味上的差異讓小張在開店前四個月收到許多差評。
有個客人罵他，説他的咖啡變質了，還好意思帶着印字的杯套，簡直是在給延吉抹黑。小張打電話反覆解釋，對方就是不接受，氣得小張大哭一場。哭過也就過去了。他的咖啡要塞進寫着“延吉”的杯套裏，再裝進印着“I DRINK COFFEE IN YANJI”的手提袋中，與城市緊緊抱在一起。“文化差異確實存在，但説來説去咱們都是同一個地方的人。”
小張店裏的咖啡和紙袋
非要説小崔和小張有什麼交集，除了在延吉開咖啡店，還有就是他們都曾被一首歌打動。
歌是《阿里郎》，歌手叫Ugly Z，也和小崔小張差不多大，少年時在延吉、北京、天津等地輾轉，也曾去韓國打工。在《中國新説唱2020》舞台上，Ugly Z用這首歌擊敗了對手。
他在歌詞裏寫到，“不管我選擇的是錯與對，不管有多難都不退，好像真的只有代表我的同胞站到這個舞台上，我才能安然入睡。”
小張常在店裏播放這首歌，他專門為Ugly Z做了致敬海報，還主動跟遊客介紹這是延吉出來的説唱歌手。“雖然他跟我不是一個民族，但是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區，我覺得他的説唱很酷，能讓更多人瞭解我們這個地方。”
在朝鮮族顛沛流離的移民史中，《阿里郎》演變出多種版本。不同於國內大部分觀眾熟悉的婉轉曲調，Ugly Z結合了朝鮮族傳統曲藝“盤索裏”的唱腔，悲愴澎湃。他的微博至今仍置頂出演《阿里郎》的現場視頻，文案寫到：此舞台，願望成真，掀起一股“朝流風 ”。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塔門（ID：DT-Tamen），作者：劉丹，編輯：王朝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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