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綜合報道】東京奧運會剛結束不久，日本首相菅義偉就要在本月內卸任首相。在日本，一直流傳着“五環升起，首相下台”的説法。就像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亞當·泰勒形容的，日本首相與奧運會之間“有着悠久且驚人失敗的歷史”。
池田勇人：帶着隱痛走完人生
1964年，從二戰廢墟上崛起的日本以東京夏季奧運會宣告了自己的復興，而主持這一盛典的首相池田勇人卻是滿腹“辛酸”難以言表。
池田1960年上任，此前日本靠着朝鮮戰爭中充當美國“兵站”攫取經濟重建的“第一桶金”，但主要好處都落到壟斷資本手裏，嚴重的兩極分化已把看似繁榮的日本送到“火山口”。池田內閣拿到1964年奧運會主辦權那一刻，更多想的是怎麼解決兩大任務：一是平息日本人不斷高漲的反美反壟斷資本運動；二是在追隨美國之餘為日本樹立“和平形象”，尋找海外市場。
1960年12月，池田啓動“國民經濟倍增計劃”，要用十年實現國家經濟總量和人均國民實際收入翻倍。該計劃的風險是如何讓經濟高增長“跑贏”通貨膨脹。在新政下，日本出口實現飛躍，再加上東京奧運會的基礎建設加速了城市化進程，整個60年代，日本年均經濟增長達到10%。
但日本政壇險惡，派系鬥爭讓池田筋疲力盡，而且美國也拿日本開刀，1961年起先對日本頭號出口商品棉織品下重拳，用進口限制重創日本中小紡織企業。奧運會開幕前一年，池田主要精力都花在對美周旋上，其身邊人回憶：“有三個月，首相每天只有兩三個小時的睡眠，他聽取有關日美貿易談判進展，還要解決因日本貨輪為社會主義國家服務所引發的美國製裁問題，他曾説過：‘我渴望歡樂，可我沒有時間歡樂，也沒有時間哀泣！’”
這種“非常態”持續到1964年8月，感到身體不適的池田被診斷出喉頭癌。但他仍出席了當年的奧運會開幕式。就在奧運會閉幕的次日，池田宣佈辭去執政黨總裁和首相的職務，他向繼任者佐藤榮作的寄語是：“架在（政治家）面前的是一座玻璃的橋，誰要跨過去，就可能和它一起摔得粉碎。”
佐藤榮作：冬奧會成政治謝幕
佐藤榮作接手的日本經濟，看似尚在池田開創的“黃金十年”裏，但因東京奧運會結束導致基建市場疲軟，加上企業收益停滯，1965年，日本出現戰後經濟蕭條。佐藤內閣一反前任相對保守的做法，以“赤字財政”刺激經濟，維持繁榮，而這一政策的重要表現莫過於獲得1972年冬奧會舉辦權，以此為契機，日本政府加大以札幌為中心的北海道基礎設施建設，開通地鐵，修築幹線公路，一起構成日本經濟順利發展的象徵。
1967年中東戰爭導致埃及蘇伊士運河關閉，日本與歐洲的貿易嚴重下滑，而美國嫌對日逆差太多，1971年單方面對進口日本商品加徵10%的關税，並逼日元升值，打擊日貨競爭力。一時間，日本經濟劇烈動盪。
1971年佐藤的兩大敗筆，讓即將到來的冬奧會榮光變成自己的“政治謝幕”。10月15日，佐藤政府屈服於美國的威脅，簽署日美纖維協定，自我限制對美出口的所有毛製品及人造纖維製品，這等於出賣了日本200萬纖維產業工人的生計，它完全淹沒掉冬奧會的歡樂氣氛。1971年7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表示即將訪問新中國，可佐藤仍迷信美國會維持“兩個中國”政策，於是在美國慫恿下，牽頭向聯合國大會提交包含“兩個中國”內容的提案。沒想到，在10月25日表決中，這份提案被否決，而23個國家要求恢復新中國合法席位的提案順利通過，消息傳來，佐藤頓時呆若木雞。
11月19日，200萬日本民眾在830多個地方示威遊行，打着“立即恢復日中邦交”“打倒佐藤內閣”等口號包圍了日本國會等重要設施。無奈之下，1972年7月7日，佐藤榮作率內閣辭職。
橋本龍太郎：我坐在火山口上
實際上，自1964年東京奧運會後，“奧運效應”在日本政壇就越來越弱。1998年長野冬奧會又成了首相橋本龍太郎的噩夢。
1998年2月7日，日本長野冬季奧運會開幕，時任首相橋本龍太郎在出席前夜説了句意味深長的話：“我是坐在震中位置上。”這是一語雙關，原來長野曾因身處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在申奧期間險些落選。而橋本所説的“地震”則是他的“金融大爆炸”計劃。橋本上台伊始，實施《金融體制改革計劃》，宣佈解除股票市場、外匯和不同金融業務領域的一系列管制措施，讓金融企業與政府脱離關係，為中小企業提供流動性。由於改革大破大立，被形容為“金融大爆炸”，因為觸動日本銀行界甚至政黨集團的利益，反對聲一片。
不成功的金融改革，加上始終不見起色的日本經濟，終於讓橋本迎來“政治滑鐵盧”。1998年5月，在眾議院與自民黨結盟的社民黨和先驅新黨宣佈“散夥”，導致自民黨在眾議院失去多數，面對黨內要求“換將”的呼聲，橋本已無力迴天。當年7月，他將權杖交給了小淵惠三，後者立即凍結了橋本時期的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