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父們最擔心的問題，正被“世界上最大的蠢蛋”變成現實
【文/雅各布·哈克、保羅·皮爾森】
反多數主義確認投票顯示，最高法院不是唯一向財閥民粹主義傾斜的機構。參議院也是。美國參議院一直以來都偏向低人口州。這一偏向已變得更為明顯，其後果也更嚴重。
隨着各州人口分佈不均衡程度上升，美國參議院已成為富裕國家中分配比例最不公正的立法機構。（在參議院，懷俄明州每個選民的選票分量是加利福尼亞州選民的68倍；而在比美國更富裕的民主國家中，上院的選票分量比例都要比這小得多——奧地利的比例是1.5∶1，而澳大利亞則是13∶1。）
讓選區劃分變得更易操作的人口和地域趨勢（尤其是與城鄉分歧和民主黨—共和黨分歧的相關性越來越高）也讓對鄉村的偏袒成了對共和黨的偏袒。而因低人口州的黑人及非白人移民數量極少，參議院不僅過度代表了美國農民，還過度代表了美國白人。例如，拉丁裔實際得到的代表權只有典型美國白人的一半，非裔美國人的差距也不小。
簡而言之，參議院不公正的分配比例已經成為共和黨的一道防禦堡壘，它與選區劃分、投票限制具有同樣的效力（它還有一個額外優勢，那就是它本身已經內化於憲法之中）：幫助面對“保守黨困境”的政黨在其政治議程越來越缺乏民眾認可、其核心支持者數量越來越少的情況下仍能維持權力。
自2000年以來，共和黨在參議院獲得多數票優勢，但事實上選舉這些參議員的選民卻只是少數。2016年，特朗普以2.1%的選民票差距落後於希拉里。但共和黨卻在參議員選舉中獲得了3.6%的選民票中位數優勢。
此外，特朗普發現參議院中幾乎有一半的參議員來自他票數領先至少5%的州，雖然他的選民票數僅排第二。假如希拉里在她失去的核心州以微弱優勢獲勝，也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參議員會來自她票數領先至少5%的州。
在2016年大選中，特朗普獲勝的原因是，參議院的這一偏袒特性很大一部分被帶入了總統選舉人團中。這是另一個反多數的漏洞，現在對保守派財閥和右翼團體相當有利。因為選舉人團分配比例不公（每個州的票數是該州參、眾議員人數之和），懷俄明州有兩個參議員和一個眾議員名額，其選票分量是加利福尼亞州的3.6倍，該州有兩個參議員和53個眾議員名額。
2000年以前，未能獲得雙重多數選票的候選人最終贏得總統選舉的情況只發生過三次，而且都發生於20世紀以前。而如今，僅僅在五次選舉中就發生了兩次。有人預測，這將成為共和黨未來繼續勝選的路數。
一項近期研究發現，在這個選票膠着的時代，雙方勢力相當的競選中贏得多數票的那一方在選舉人團一關落敗的概率高達40%。而在這些場景中，獲勝的多數是共和黨。2019年，也許保守派媒體《華盛頓觀察家報》（Washington Examiner）以這樣的標題發表一篇文章：《共和黨承認特朗普失去2020年多數選民票，但對拿下選舉人團充滿信心》，也就不足為奇了。
對鄉村的偏袒的確在選舉人團中給共和黨帶來幫助，但其對參議院的影響更為深刻。在參議院中，共和黨通常以更少的票數獲得更多的席位。即使沒有多數席位，也能通過議事阻撓這一愈發重要的手段來阻止多數人達到目的。
在美國曆史上，議事阻撓是一項參議院議事程序，而不是憲法規定，它與今天無處不在的“60票制”沒有任何可以相提並論之處。隨着1970年代規則的改變以及越來越嚴重的黨派分化，出現了現在的“僵局型”議事阻撓。1990年代，處於少數地位的共和黨參議員利用這些規則阻撓了克林頓總統一系列的議程和提名。
隨着分化日趨嚴重，妥協能獲得的好處減少，由米奇·麥康奈爾帶領的新一屆共和黨參議員面對一位民主黨總統，而他們在6年內啓動了超過500次阻撓議事程序。事實上，麥康奈爾幾乎將這一手段用在了任何可用的情況。
兩個政黨都使用議事阻撓程序，但正如對其它強硬戰術的運用一樣，共和黨才是主要的創新者。議事阻撓的發展雖曲折，但其路線非常明確：共和黨少數派喜歡鬧個底朝天，而民主黨少數派則傾向於捂住不放。
由於參議院選票分配不公，即使民主黨是少數派的時候，共和黨的政策反映的也更多是代表人口少數的州參議員的立場。這一現象在2017和2018年尤其突出。在特朗普勝選到卡瓦諾被任命大法官投票之間的20個月，獲得至少50個議員支持的議案或者人事任命，都是依賴僅僅代表總人口44%的參議員的支持。
這些多數投票涉及的議題包括：確認5個巡迴法院的法官、確認特朗普總統的幾個提名、2017年的減税方案，以及9條為奧巴馬時期法規劃上句號的法律。保守派財閥的政治議程獲得了通過，但整個過程中，它不僅沒有獲得選民的支持，也沒有獲得代表多數人利益的民選官員的支持。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認為這一點問題也沒有。雖然他經常被描述成一個只想着贏的共和黨操盤手，但他對“贏”的定義有自己的獨特見解。在他的國家政治生涯當中，他曾奮力對抗競選經費規則，用盡手段讓極端保守派大法官獲得任命，並努力使對大企業及超級富豪有利的政策獲得通過。
在此之外，他不辭辛勞地工作，以確保把挑戰右翼追求的任何議案扼殺在參議院。麥康奈爾被稱為“死神”不是毫無理由的，他也喜歡這一綽號。在他幫助下組建的參議院裏，任何被保守派財閥、右翼團體、鄉村農民州所反對的政策都不會獲得通過，無論這些政策是為了解決氣候變化、提升工人組織性、規範槍支使用等，還是其他大多數選民支持但共和黨聯盟不支持的議案。
如果國會陷入僵局，那麼話語權將從國會轉向政治體系的其他分支機構，它們通常對重要議題有制定規則和進行裁決的權力。只要法院在共和黨手裏，麥康奈爾一樣很滿意。當最高法院宣佈某條法規無效的時候，其保守派多數總是説國會完全有權對其進行修正。但在“死神”的統治下，參議院的情況可想而知。這就好比在上班遇到塞車時對開車的人説：你完全有權發動引擎。
然而，最嚴重的危險正是國父們最擔心的：總統權。如果總統權無限制地擴張，就會對民主造成致命的威脅。尤其是當這個總統擁有財閥和右翼盟友，並且他們都對他進行唆使的時候。
2019年年初，無黨派監督機構自由之家在報告中稱：“特朗普破壞了許多重要的制度和傳統，包括三權分立、出版自由、司法獨立、司法公正、防止腐敗，以及被破壞得最嚴重的：公正的選舉。”這一機構主要關注發展中國家的民主程度，它總結道：“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防止權力濫用的制度堡壘將堅固如初，我們的民主將永續永存。保護這個國家規則與規範的需要從未像現在這樣急迫。”
然而，國會保護規則與規範的意願從未如此微弱。憲法制定者們將國會（憲法第一條，也是最長一條條款的內容）視為美國政府的心臟，並希望它能精心守護其特權。在2016年大選中，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米克·馬爾瓦尼（Mick Mulvaney）這樣讚揚即將到來的國會權力守衞戰：
“我們已經與帝王式總統對抗了五年半之久。每當在國會與越權的總統對抗，我們就被譴責，最好的説我們搞黨派分化，最壞的説我們搞種族歧視。當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共和黨總統時，可能人們會看到，這首先是有原則的對抗。實際上，我們非常歡迎這樣的機會。這説不定會很有趣，一個嚴格擁護憲法的國會議員正在對抗一個不嚴格擁護憲法的共和黨總統。”
在特朗普贏得選舉後，很多共和黨人學着米克·馬爾瓦尼去戰鬥，但他們是為“一個不嚴格擁護憲法的共和黨總統”而戰，而不是對抗他。他們幾乎所有人都成了半個馬爾瓦尼。特朗普對民主規範的攻擊越明目張膽，共和黨人的回應就越少。特朗普入主白宮的頭兩年裏，白宮充斥着他的推特：國會和板球。
最讓人措手不及的是，聯邦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也突然放棄獨立立場。他是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共和黨議員，同時也是麥凱恩的密友，曾在2016年大選期間痛斥特朗普，但到了2018年，卻成為了他最忠實的守衞者之一。
《哈珀斯》雜誌（Harper）將他在不同時期對“世界上最大的蠢蛋”（指特朗普）的評價收集起來：從先前“種族迫害者、仇外偏執狂”到後來的“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無論格雷厄姆的動機是什麼，這一系列説法的轉變實際上反映了特朗普領導下共和黨的“墮落”。
其他共和黨人也許沒有格雷厄姆那麼極端，但他們幾乎都走了同一路線。他們支持極端少數派聯盟，也因此支持一個“無賴”總統。為應對“保守派困境”，共和黨將保守派財閥的追求視為己任，特朗普在國內的多數政治議程也都以實現這些訴求為目的。他們已經打開了潘多拉魔盒，現在正全力對付從裏面跑出來的東西。
福克斯新聞頻道成為特朗普政府的公關部門後，總統只需發一條推特，就可以鼓動資本興風作浪，或者發動右翼媒體的猛烈攻勢。考慮到所有這些因素，共和黨人只有兩個選擇：退縮，或是加入攻擊者陣營。
事實上，特朗普曾對他的政黨進行靈魂拷問：他們是否願意與極端少數派共存亡，即便必然到達反民主的立場也在所不惜？唉，答案是：願意。當特朗普需要進行防守時，共和黨人一窩蜂跑到踐踏民主規範的總統一邊，即便這樣做也踐踏了國會自身的特權。保守派顧問和評論員比爾·克里斯托爾（Bill Kristol）曾表態永遠不會支持特朗普，他如此批評他那容易屈服的政黨：“他們鋪好了牀，準備睡覺，同時希望自己不要做噩夢。”
不管他們有沒有做噩夢，其結果都令人害怕。因為最明目張膽的越權都得到了忍受。特朗普對他無法享受獨裁者的權力而沮喪，於是做了一件從未有總統做過的事情：他通過宣佈“國家緊急狀態”以另行使用聯邦預算支出，用於建造他心愛的邊境隔離牆。
“國家緊急狀態”令是1970年代的法令，其設計是為了讓總統在真正的危機來臨時有權採取迅速的應對行動。沒有什麼能比它更能剝奪國會對預算的控制權了。與此最相近的先例是尼克松曾試圖使用該法令“扣押”國會批准的預算。那時處於領導地位的民主黨人譴責這是“帝王式總統”的做法。
後來，參議院以80∶0的投票結果阻止了這一行動，在場的每一位共和黨議員都投了贊成票。然而，特朗普採取了更加激進的方式，卻只有12位共和黨議員反對他。這實為徒勞，他們都知道這樣的票數無法對抗總統的一票否決權。
共和黨在面對烏克蘭醜聞時的高度團結帶來了更嚴重的危險。而且，正如我們寫的那樣，這種團結程度正在上升。無論發生的是什麼事，我們都有可能因過度關注特朗普而忽略了這股長期推動共和黨轉變的更廣泛力量。
共和黨精英及其盟友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開始削弱民主制度。只要這樣的聯盟還存在，這些資源豐富、組織性強、佔盡優勢的少數派就能夠日益鞏固其權勢，從而帶來嚴重的威脅。
隨着2016年大選臨近，古板的保守派雜誌《克萊蒙特書評》(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上發表的一篇論文被瘋傳。這篇文章將即將到來的競選比作“93號大選航班”（The Flight 93 Election），聲稱美國正在衝向災難，希拉里如果勝選，那真是太恐怖了，現在必須衝進駕駛艙——也就是給特朗普投票的意思。
這位匿名作者（後來被披露是曾為小布什政府服務的前財政官員，後來為特朗普服務）表示，如果這次勇敢的行動失敗，“永久的勝利”就會屬於“左翼、民主黨，還有從此不需要假裝尊重民主制度和憲法規章的兩黨一致的軍政府”。
到2016年，這樣的想法已經主導了共和黨的權力中心。每一個團體都有自己的憂慮，但他們都共同看到了大難臨頭。佈道者式的領導者聲稱他們被迫害，甚至已經瀕臨滅絕了。美國全國步槍協會的領導人警告稱，只需一小步就可以摧毀為躲避來自“古拉格”的槍支監管所做的努力。坐擁空前財富和影響力的財閥們擔心他們的財富會被人民剝奪。右翼媒體則在一旁煽風點火。
2019年夏天，最受特朗普喜愛的福克斯女主持人珍妮·皮洛（Jeanine Pirro）堅持認為民主黨“重塑美國是為了將非法移民帶進來，改變這個國家的投票方式，給他們許可，讓他們可以投一次、兩次甚至三次票……想想吧，這就是他們重塑美國的目的。將美國公民替換成非法移民，讓這些非法移民為民主黨投票”。
今天，所有這些團體都更有可能被多數票擊敗。美國全國步槍協會等共和黨代理人有無數理由來誇大這一風險。因此美國全國步槍協會讓部隊保持振奮，並同時維持資金源源不斷注入。然而，即便他們所預測的慘淡未來過於誇張，權力的喪失卻很可能成真。對財閥們來説，這種恐懼在民主制度誕生的那一刻起就伴隨着他們：民眾不熱衷於他們的政治議程，因此導致了“保守派困境”。
但今天，他們的代理人也看到了同樣的威脅。現代共和黨所依賴的居住在鄉村的高齡白人選民羣體正在衰落。而對更年輕、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城市化的美國人來説，共和黨的政治議程就像毒藥一般。
民主制度更大的威脅在於，保守派為富人減税、反對同性婚姻、反對槍支管制、反對氣候變化的觀點越來越不得民心。這迫使他們更加保護推進這些政策的政治聯盟。因為只有這樣做才能為他們帶來最大的利益，所以當他們的盟友參與反民主行動時，他們只會視而不見，甚至接受“民主對他們認為更重要的事情構成了威脅”這一觀念。
“93號大選航班”選舉證實，極端黨派分子已經對“民主制度和憲法規章”失去興趣。只是，這些極端分子都是在共和黨內。選舉結束不足48小時，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控制的州議會就召開“跛腳鴨”會議，旨在剝奪即將上任的民主黨州長多個關鍵權力。兩年後，北卡羅來納州的劇本將在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重演，在這些州經歷了一次急劇“右轉”後，投票者又開始集體反對共和黨州長了。
競選期間，威斯康星州的大企業投入大量資金支持共和黨。藥房巨頭沃爾格林（Walgreens）正在爭取保留一個不受歡迎但對他好處巨大的税收漏洞。於是，沃爾格林直接資助州眾議院議長、議員羅賓·沃斯（Robin Vos）。沃斯説道：“如果讓麥迪遜和密爾沃基從州選舉地圖中消失，我們就會成為明確多數，擁有全部5個憲法規定的官員職位，甚至能在立法會獲得更多席位。”其他州的共和黨人也發表了類似的反城市論調，並援引了在此之前不為人知的一條民主原則“一人一票，除非這個人生活在城市”。
一年之內，威斯康星州立法會“跛腳鴨”會議對另一黨新上任州長做出的許多限制將被訴諸法院，但其所傳遞的信息卻沒有丟失。在華盛頓和兩黨勢力相當的州中，與極端不平等和極端立場結為同盟的共和黨將利用反多數主義策略來保護他們狹隘的政治議程，即使這樣做意味着要破壞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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