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家務勞動，你會想到什麼？或許腦海中會浮現洗衣粉廣告裏的場景——媽媽使用產品輕鬆去除污漬，看着潔淨衣物露出心滿意足的笑容。或者天然認為這是女性天生擅長、出於愛意、心甘情願投身的勞動。又或者脱口而出評價道：“只是個家庭主婦而已”“只是幹家務活兒而已”。
家務勞動每一天都在重複上演，維持着日常生活的運轉，和每一個人息息相關，但長久以來，在男性主導的學術領域中，女性的經驗都長期被忽視，家務勞動這一看似平凡瑣碎的事務也從未被當作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直到20世紀70年代，在西方女性學者的推動下，家務勞動開始引起關注，英國社會學家安·奧克利（Ann Oakley）進行了一項探索性的研究，亦是方法論上的開創性嘗試——傾聽家庭主婦關於家務勞動的真實心聲，並將家務勞動視為工作，如同現代社會中其他的工作一樣。
奧克利訪談了倫敦的40位家庭主婦，她們來自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年齡在20到30歲，已經結婚並且至少有一個5歲以下的孩子。她認為，儘管這是一個小規模調查，但仍能推進我們對當今社會中女性的現狀以及都市家庭生活的瞭解，對社會學知識做出貢獻。在該研究中，奧克利描述了家庭主婦的實際經歷以及她們對家務勞動的態度，並且分析了包括社會階層、教育程度、家庭分工、社會互動模式等因素對家務勞動體驗與感受的影響，從而進一步解釋家庭主婦之間態度和工作情況存在的差異。
熱門小説改編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討論了女性做家務與育兒難題，引起廣泛討論。
家務勞動也是一份工作
人們常常用“家務勞動”這個詞概括了女性為了維持家庭日常運轉所做的所有的事，但奧克利指出，家務勞動並非鐵板一塊，而是由許多性質不同的勞動任務組成的，並將之劃分為清潔、購物、做飯、洗碗、洗衣、熨燙六大種類，主婦們對於不同的任務也有不同的感受與偏好。主婦們在做家務中所看重的積極性因素包括能夠與人交流、保持“好”心情、有足夠的時間、有好的工作環境或勞動工具、有足夠的錢、工作能夠獲得別人的讚賞，而帶來消極體驗的因素則是單調重複、工作環境差或工具效率低、處於“糟糕”的情緒中、勞作中有孩子牽絆、沒有足夠的時間、社會隔離、不得不兼顧工作。奧克利認為主婦們對家務勞動的敍述和對其他工作的敍述方式是相似的，她們將家務勞動視為一份工作，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工作一樣，家庭主婦也並非人們刻板印象中的“賦閒階級”。
另一種常見的觀念是將家庭主婦視為被壓迫的工人，所謂“她在每況愈下、令人不快且本質上是自我否定的工作中被奴役”。那麼，家庭主婦對工作的不滿從何而來？奧克利借用社會學對工廠勞動和有酬勞動研究中“工作滿意度”的概念來評估家庭主婦對自己工作的總體態度與感受。對“家務滿意度”的討論具有方法論上的創新意義，這意味着主婦們得以表達自己的真實感受——假如説家務勞動是女性的“天職”，是作為妻子、作為母親必須履行的職責，她們應該恪盡職守、甘之如飴，沒有理由感到不滿，或者説，滿意與否並不重要。正如一位受訪者所説：“當你知道自己必須感到滿意時，即使真的不滿意又會有什麼意義呢？”
已有的許多研究認為，對家庭主婦傳統角色的不滿是屬於中產階級的特殊現象，是少數受過良好教育中產階級女性才會有的感受，奧克利在研究中發現事實並非如此，“不滿意”佔據了主導，並無階層差異。產生這種不滿感受的重要原因是，家庭主婦目前或過去從事的有酬工作與她作為家庭主婦的地位之間有落差，家務勞動與有酬工作的體驗形成對比，家務勞動得不到經濟回報、與世隔絕、不被認可，又常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無論是從事低技能、重複性工作的工人階級女性，還是相對從事職業地位、聲望相對較高工作的中產階級女性，都有相似的感受。
當我們提到工作，通常會想到許多“不得不做”的事，也就是説，工作通常意味着受到外在規範的約束，規定着我們何時、如何、以何種標準完成特定的任務。而家務勞動則看似與之大相徑庭，沒有外在硬性規範的約束，不被監督，這種“自主性”——如果用主婦們自己的話來説即“做自己的老闆”——也確實是家庭主婦們在描述自己勞動時常提及的特點。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家務勞動就是隨心所欲的。奧克利發現受訪者們在描述自己的日常勞動時，都會提及自己在家務勞動中必須堅持的標準，以及實現該標準需要遵循的例行常規程序。當然，不同的人設定的標準和執行的常規不盡相同，有高有低，或嚴格或寬鬆，但這也説明了家務勞動的確存在某種連貫的工作結構，也需要遵循特定的規則，這和其他工作是相似的。
奧克利認為所謂“自主性”的背後實際上存在兩個悖論：其一，標準和例行常規的制定看似是由人們主觀決定的，但是它們“被神奇地客觀化了”，也就是説，家庭主婦自己制定出的標準成為了一種需要嚴格遵守的外部義務；其二，這種客觀化的過程實際上削弱了所謂“自主性”，她們被自己所設定的標準和常規所束縛，“女性與她們自己訂立了秘密合同，她們成為自己的老闆、評判官和獎勵給予者”。
《看不見的女人:家庭事務社會學》（英）安·奧克利 南京大學出版社
與“女性氣質”捆綁的家務勞動
女性為成為家庭主婦所做的準備，實際上從童年時期就開始了。
奧克利討論了女性童年時期的社會化經歷，揭示了在這個過程中女性身份、女性氣質是如何與家庭生活、家務勞動捆綁在一起的。女孩在童年時期認同母親作為榜樣，受訪女性在敍述家庭勞動時，常會提及兒時做家務勞動的經歷，並且常常以母親作為參照來界定自己的家務勞動行為，將母親視為模仿的榜樣，或者是試圖逆轉母親的模式。家務勞動的職責具有性別屬性，被認為是女性化的，家庭生活通過社會化過程與女性氣質相聯結，內化在女性的自我身份認同中，她們早期對家務勞動的認可幫助形塑了未來的行為，並且這一點並無階層差異，不同家庭背景的女孩從小就對家庭主婦的角色形成了基本的認同。
在婚姻之中，夫妻雙方如何對家務勞動進行分工？“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模式是否會隨着女性參與有酬勞動、婚姻關係趨於平等而發生轉變？男性是否會更多地參與家務勞動？奧克利的實證資料發現，參與家務勞動和育兒活動的男性仍然是少數，婚姻生活其他方面的平等共擔（如共同的休閒社交活動、共同做決策）並不能準確預測家務和育兒的平等分工，人們所期待的夫妻地位平等的現代婚姻中，家庭任務層面的不平等仍在延續。
此外，奧克利認為性別角色規範很大程度上決定着婚姻中的行為模式，也就是説分工模式的背後發揮很大影響的是人們對於家庭中男性、女性“合適”行為的觀念。她在研究中發現，人們仍然將女性與家庭生活聯結在一起，並認為照顧家庭和孩子是女性自然而然、更加擅長的事，儘管出現了男性更多參與家務勞動的趨勢，但關於兩性角色的理念並未改變，女性仍然是家務勞動和撫育子女的主要責任人，這種觀念不僅為家庭主婦所有，也暗含在社會學研究的預設之中。
為家庭提供支持才能促進性別平等
女性在家庭中進行着工作，這種工作被隱藏、被遮蔽在她們為人妻、為人母的性別假定面紗的背後，奧克利通過研究，把這一看不見的勞動揭示出來。她指出女性的家庭責任持續存在，是走向性別平等的一大障礙。對抗性別歧視，需要對現狀進行理論分析，需要制度層面的努力，需要消除文化與觀念上對女性的偏見，而奧克利認為，同樣重要的是女性自身意識的提升，意識到社會是如何將女性氣質與家庭生活捆綁起來的。
如今，社會學者們不再像安·奧克利當初那樣面對着質疑和阻礙，家務勞動已經成為一項有關性別平等、家庭與婚姻關係的重要研究主題。家務勞動被納入大型社會調查之中，學者們得以獲得實證數據，運用更加複雜的統計分析技術來進行研究，呈現家務勞動時間以及家庭分工的現狀與變遷，分析家務勞動分工模式、男性參與家務與育兒的影響因素，探討家務勞動對兩性勞動力市場參與的影響，等等。隨着老齡化社會的來臨，家庭規模小型化，養老育兒照料資源不足的問題逐漸顯現，家務勞動的外包、市場化家政服務成為學者們關注的對象。當家務成為有酬勞動，將會如何影響家庭關係，勞動者的現狀和勞動經歷又是如何，這一產業應該如何發展，也成為重要議題。學者們也呼籲應在公共政策層面做出努力，為家庭提供支持，促進性別平等。
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陳玉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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