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西方國家越發抱怨，美國從阿富汗撤軍背信棄義，背離了他們要堅守並推廣的價值觀，使西方改造阿富汗的計劃徹底破產。但他們沒有想一想，阿富汗為什麼會“一夜變天”？
西方人給阿富汗帶來的價值觀和體制是懸浮的，沒有根，沒有廣泛的民眾認同，也沒有可以生存的土壤。美國和北約部隊開進阿富汗，當時主要目的是抓本·拉登，剷除恐怖組織。但後來又有了更為宏大的目標——“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要改造中東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用什麼改造？用美國倡導的民主模式和價值觀。靠什麼改造？軍事佔領。
近20年來，阿富汗的確有了變化，從一個幾乎完全封閉的國家變得更開放。在首都喀布爾等地的一些人也能用上手機、電腦、衞星電視接收器等物件了。據説，阿富汗互聯網用户已達1280萬。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女生也可以上學。
但是，這套制度難以轉換成由阿富汗人來管理並良好運行。民選總統有了，議會有了，近百個政黨有了。老百姓照樣按族羣、部落和宗教傳統及價值觀生活交流，酋長們還像過去一樣處理事務。從中央到地方，治理方式沒有根本變化。
這個體制就像一個殼，在這個殼之下，一切像往常一樣運轉着，而這個殼卻在破裂。
美軍從阿富汗的撤出表明，它已經無力維持這樣一個殼的運轉，根本不可能實現“移植”其價值觀的宏大目標。繼續以武力作為工具，對所謂的“低等文明或落後民族”進行改造或征服已難以為繼。
500年前，西方的大擴張一開始就是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爭奪戰。不只是財富的爭奪，更是思想與信仰的搏鬥。而現在這場長達20年的入侵，本質上反映了西方的文明觀：文明是有等級和標準的。西方是高等文明，理應對低等文明進行征服改造，無論採取什麼手段，包括戰爭、掠奪，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完成上帝賦予他們的使命。
那麼，那些阿富汗穆斯林又會怎樣看待這場長達20年的被侵略呢？從美國發動對阿戰爭的第一天起，塔利班就明確地説，這是“一場針對伊斯蘭文明的戰爭”。而這種説法的確得到了很多穆斯林的認同。李光耀在美軍入侵伊拉克後説過這樣一段話：“他們中的聖戰主義者把第二戰場選在了伊拉克，他們的目標就是把美國驅逐出伊拉克，正如他們當年把蘇聯驅逐出阿富汗一樣……幾個國家的伊斯蘭極端組織都想製造文明衝突，石油賦予了他們力量。”
數據顯示，2015年全世界大約有18億穆斯林，約佔全地球人口的25%。很多穆斯林認為，美國這樣做是要毀滅他們的信仰。這是無法接受並且要殊死抵制和反對的。現在有一些網民認為，對這個問題我們應當有是非觀，應當有一個標準來衡量落後與進步。但是，不同的宗教信仰會提出一個問題：這是誰的標準？
西方倡導的民主標準同樣也有歷史形成的問題。沒有基督教傳統，能生成現在西方的民主制度嗎？所以，這首先是一個土壤的問題，或者説更多的是一個土壤的問題，而不是選一棵符合標準的“樹”來種的問題。
我們在很多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看到了同樣的情況。有些國家雖然選擇現代民主制度，向西方靠攏了一百多年，但為了凝聚共識，又不得不重新回到伊斯蘭教的傳統。有人説，如果各個宗教和諧相處那就不會有問題了，這也是個良好的願望。宗教是要傳播、擴張的，有傳播和擴張就一定會有衝突。例如，2007年韓國有一個傳教士團到阿富汗傳教，結果被塔利班抓住，而且還殺了其中的兩個傳教士。在美軍和北約部隊佔領之後，也有一些西方的傳教士進入阿富汗。筆者看到一份報告稱，一些原來信仰伊斯蘭教的阿富汗人，因為各種原因改信了基督教或天主教。可想而知，這些都會激起伊斯蘭教團體的強烈敵對反應。
從另一方面看，美國人不是不清楚這些問題。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了“文明衝突”的概念，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衝突有1400多年曆史，他預言衝突將繼續上演。但是，布什政府還是在2004年構想了一個“大中東民主改造”的戰略。他倚重的戰略家們認為，要想徹底剷除恐怖主義土壤，必須輸出美式民主，從根本上改造以伊斯蘭教為主流信仰的中東國家。為達目標，即使20年、30年、40年……也在所不惜。這個戰略與基督教天命觀有着天然聯繫，這也與堅持美國霸權是一致的。
“9·11”事件帶來了美國人對基督教的迴歸，也撕裂了美國人的宗教認同感。把美國看作是一個基督教國家，且在世界上“負有上帝賦予使命”的美國人和不這樣認為的美國人之間，出現了一條鴻溝。美國學者拉倫·阿爾道夫在200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驚呼：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已經佔據了共和黨的大多數。
美國人就這樣跳進了自己預言的文明衝突陷阱。
“大中東民主改造”成了一個帶着強烈宗教使命感和價值觀的東西。武裝入侵阿富汗、伊拉克，也沾上了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之間的“戰爭味”。所以，美軍的佔領反而激發了極端分子的凝聚力。
幾天前，美國總統拜登在演講中説，“我們在阿富汗的任務從來就不應該是國家建設。它從來就不應該創造一個統一的、集中的民主政治。”拜登的“變調”宣告了改造戰略的失敗。
當美國人手上拿着搶，肩上扛着強烈的使命感走進阿富汗時，就已註定了他們要被無法完成的使命壓垮的結局。（作者是《人民日報》高級記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