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網-國際金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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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氣候變化，政府才是修正和補救的主要角色，而頒佈法律政策是最基本的保障。政府應該扶持企業進行綠色低碳轉型，並推動研發保障“減碳行動落地”，帶頭加大對減碳相關技術的投資。
今年以來，全球多地極端氣候頻頻發生。先是極寒天氣引發美國得州電網癱瘓。隨後，夏季極端高温天氣引發多處乾旱和森林野火，並再次威脅到美國西部電網系統的安全。墨西哥、巴西亦遭遇了多年難遇的乾旱，重創當地農業。而近日，德國西部和比利時連日暴雨引發洪災，已造成近200人死亡，數百人失蹤。洪災致兩國以及荷蘭和瑞士南部的河流決堤，洪水氾濫，部分中世紀古建築被淹沒。
這不禁令人想起2019年11月，全球逾11000位科學家在BioScience雜誌上發出的警告：整個世界正面臨氣候危機，若不作出深刻且持續的改變，世界將面臨“數不清的人類苦難”。
多發的極端天氣帶來的人員及經濟損失亦不可小覷。瑞士再保險研究所一篇名為《氣候變化經濟學：不採取行動不是一種選擇》的研究報告顯示，到2050年，由於氣候變化，全球經濟或將損失GDP的10%。如果繼續聽之任之，令氣温上升3.2°C，到本世紀中葉，全球經濟損失可能會上升至GDP的18%。
全球上半年3000人
死於自然災害
據統計，今年上半年，自然災害已導致全球3000人死亡，氣候問題帶來的危害越發顯山露水。
年初，美國遭遇極寒天氣，多地出現史上最低温度紀錄；英國受暴風雨侵襲，引發罕見冬季洪水；澳大利亞城市悉尼所在的新南威爾士州地區遇60年以來最嚴重洪災；日本多地遭遇強降雪，局部地區積雪厚度超2米；西班牙在1月7日錄得有史以來最低氣温-35.8°C。
6月29日，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利頓市出現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氣温49.6°C。加拿大和美國西北部至少有800人因高温天氣死亡。此外，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薩斯喀徹温省和曼尼托巴省野火肆虐，當地居民被迫遷移。
近日，大雨與洪水摧毀了德國西部以及比利時、奧地利、荷蘭、瑞士、盧森堡部分地區。
保險公司怡安(Aon)董事總經理兼災難觀察員史蒂夫·鮑文表示，近期德國乃至歐洲的洪災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雖然洪災的損失仍在評估中，但據悉，德國公路、鐵路網絡損失至少將達20億歐元。
德國財政部長奧拉夫·舒爾茨(OlafScholz)表示，近期將從聯邦、地區預算中提取至少3億歐元來支持緊急救援工作，用於修復房屋、道路、橋樑等。而重建的費用將達到數十億美元，德國正考慮向歐盟團結基金申請救濟。
極端天氣
源於氣候變暖
牛津大學環境變化研究所副所長、全球氣候科學項目副教授奧托(FriederikeOtto)正在研究氣候變化與極端天氣之間的聯繫。
據瞭解，本次歐洲洪災波及面甚廣，氣象專家正在呼籲歐洲建立更加統一的預警系統。事實上，在洪水暴發前，德國氣象局曾發出警告，但地方政府並未採取有力的措施。外媒稱，作為老牌發達國家，德國並沒有完善的天氣警報系統。
奧托表示：“(德國)居民沒有接受過天氣災害的培訓，我認為這是死亡人數高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美國、孟加拉國等國家已身經百戰，提前預警工作已經很到位，在應對洪水時，無論是政府還是羣眾，都更得心應手一些。
奧托指出，現有的科學研究表明，如果沒有人為因素造成的氣候升温，今年美國的極端高温就不會發生。
保險行業創10年
最大賠付額
怡安的一項報告顯示，從今年初到6月底，全球自然災害保險賠付額高達420億美元，創下10年來該險種在全球最高賠付。
據悉，此數據來自於對2021年全球發生的163起自然災害事件的統計，其中，有22起賠付額已達到十億美元以上的級別。
該公司還估計，上半年發生的自然災害總共已經給全球經濟造成了約930億美元損失。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自然災害佔了上半年災害險的大頭。據統計，上半年72%的全球自然災害保險損失都發生在美國。其中，2月份的寒流造成了150億美元的保險損失。
此後，6月份歐洲的惡劣風暴天氣導致保險業損失至少45億美元，而歐洲近期的洪災可能已造成30億美元的保險損失。
德國官方所給出的數據則更具想象力。德國保險協會(GDV)表示，保險公司將不得不為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和萊茵蘭-普法爾茨州的洪水造成的損失賠償高達50億歐元，這個數字還不包括洪水在巴伐利亞和薩克森等其他聯邦州造成的損失。
氣候異常
加大貧富差距
多項高等學府的研究表明，極端天氣更容易加劇財富不平等。據斯坦福大學的研究，當今最貧窮和最富裕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比沒有全球氣候變暖問題時擴大了約25%。
斯坦福大學地球系統科學系馬歇爾·伯克教授花了數年時間分析1961年至2010年間180個國家的温度與經濟波動之間的關係，這項量化研究表明，在氣温高於平均水平的年份，低温國家的經濟增長加速，而炎熱國家則放緩。
“歷史表明，當温度適宜時，農作物產量更高，人們更健康，工作效率更高。”伯克表示，寒冷國家從氣候變暖中得到了好處，而本就炎熱的國家情況進一步惡化。高温條件下，人們的勞動生產率和認知能力都會下降，農作物的產量也不如往年。
對此，同濟大學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教授也持有相同觀點，他表示，從全球來看，較貧困人口從事的行業大多是農業，而極端天氣對農業的直接影響是最強烈的，大大加劇了農業生產的不穩定性，也增加了較貧困人口的收入風險。
另一方面，極端天氣會造成較貧困地區的房屋和糧食的破壞，較貧困人口極有可能因此變得流離失所，也會面臨更高的飢餓風險，陷入到更加貧困的境地。
“因此，我們更加需要加強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在抵禦極端天氣方面，各個國家需要團結一致、通力合作，減少因極端天氣帶來的貧富差距，努力實現‘碳中和’的目標。”杜歡政説。
政府是應對氣候變化的
重要角色
杜歡政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在歷史上，氣候災難如此密集地發生並不多見。1930年1月，比利時發生的馬斯河谷煙霧事件，是20世紀有記錄以來最早的一次大氣污染慘案；美國洛杉磯上世紀40年代初發生得光化學煙霧事件，危害延續了數十年；英國倫敦1952年12月發生了持續5天的毒霧事件，造成數千人死亡；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在上世紀也都遭遇過污染威脅。
為此，比利時在馬斯河谷煙霧事件後出台《反對大氣污染法》，同時優化發展方式、鼓勵綠色交通；美國聯邦政府於1955年、1963年、1967年先後頒佈《空氣污染控制法》、《清潔空氣法》和《空氣質量法》，直至2007年，洛杉磯地區的空氣才達到清潔標準；英國在1956年頒佈《清潔空氣法案》，後來用30年才摘掉倫敦“霧都”帽子。
杜歡政表示，由此可見，應對氣候變化，政府才是修正和補救的主要角色，而頒佈法律政策是最基本的保障。對於中國，從減少碳排放的角度來説，中國的地區發展差異很大，要整體如期實現這兩大目標，發達地區就必須提前實現，比如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區。同時，政府應該扶持企業進行綠色低碳轉型，並推動研發保障“減碳行動落地”，帶頭加大對減碳相關技術的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