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國”仍會死而不僵

　　3日，從黎巴嫩邊境撤離返家的敍利亞人進入敍中部哈馬省。新華社發

　　據報道，俄羅斯支持下的敍利亞政府軍近日已開始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最後盤踞的拉卡和代爾祖爾展開進攻，這無疑是敍政府軍發起的剿滅“伊斯蘭國”的最後戰役。

　　對此，有敍利亞官員不無興奮地指出：“收復代爾祖爾實質上是給‘伊斯蘭國’組織畫上句號。”但如果冷靜分析當下敍利亞、伊拉克以及整個中東地區形勢的話，該官員恐怕僅僅説對了一半。作為具有物理實體意義的“伊斯蘭國”或許氣數已盡，但“伊斯蘭國”的餘孽卻遠不會就此魂飛魄散，“伊斯蘭國”的外溢和擴散及其極端主義意識形態仍將是國際安全面臨的嚴峻威脅。

　　“伊斯蘭國”外溢擴散的風險加大

　　自2014年“伊斯蘭國”宣稱建國以來，它不僅吸引了全球數萬名極端分子到敍利亞和伊拉克參戰，還吸引了全球30多個極端組織宣誓效忠。此外，“伊斯蘭國”還利用歐洲的族羣問題和難民問題，吸引了大批個體化的極端主義分子。

　　因此，伴隨“伊斯蘭國”實體被剿滅，極端分子從敍利亞和伊拉克外溢擴散至其他中東國家，進而繼續向歐亞非大陸擴散的威脅將進一步加大，地方化、本土化和個體化的極端組織和極端分子將繼續進行報復式襲擊，以顯示其存在。

　　從國際反恐歷史來看，2001年開始美國通過阿富汗戰爭擊潰“基地”組織在阿富汗的大本營，但是，全球恐怖主義的威脅並沒有因此而減輕，反而一直沒有走出越反越恐的怪圈。

　　2001年阿富汗戰爭後，一體化的“基地”組織化整為零，先後衍生出“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伊斯蘭馬格里布分支和伊拉克分支等，而伊拉克分支最終利用伊拉克的動盪局勢和敍利亞內戰，演變成“伊斯蘭國”。從“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的關係來看，其產生本身就是對“基地”組織漸進式發展路線不滿的產物。在“亡國”後，“伊斯蘭國”將被迫轉向“基地”組織化的生存方式，即採取化整為零、隱匿存在、立足當地、軟硬兼施等活動方式，甚至二者再度合流也並非不可能。

　　在“伊斯蘭國”存在的三年間，它的分支機構已在伊斯蘭世界縱深地帶安營紮寨，尤其在埃及、利比亞、尼日利亞、阿富汗、菲律賓等國家，“伊斯蘭國”的分支機構都已漸成氣候。一旦氣候合適，宗教極端組織便會興風作浪，甚至再次謀求“建國”。例如，菲律賓極端組織“穆特組織”在今年5月豎起了“伊斯蘭國”特有的黑旗，至今菲政府仍未徹底剿滅該極端組織。

　　極端主義意識形態陰魂難散

　　即使“伊斯蘭國”被剿滅，其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和傳播方式也仍將繼續存在，這也是“伊斯蘭國”最難散去的陰魂。

　　首先，“伊斯蘭國”特別強調把建立所謂“哈里發國家”付諸實踐。建立所謂“哈里發國家”是“伊斯蘭國”堅持不懈的追求，其頑固性遠超“基地”組織，這一做法已經為許多地區的極端組織所效法。

　　其次，“伊斯蘭國”頑固堅持反什葉派的極端思想。“伊斯蘭國”堅稱什葉派為異教徒，主張根據“定判”(判定某人為異教徒)原則對什葉派進行殺戮。在當前中東教派衝突加劇的背景下，這種極端主義思想極具蠱惑性。

　　最後，“伊斯蘭國”強調打擊“遠敵”(西方)和“近敵”(世俗的阿拉伯政權及其支持者)並重，同時強調對任何反對者進行“進攻性聖戰”。

　　宗教極端主義意識形態構成了“伊斯蘭國”的核心影響力，弱化和根除宗教極端主義已成了全球性難題。全球反恐鬥爭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在於，雖然從物理意義上剷除了“伊斯蘭國”等極端力量，卻很難在短期內瓦解和摧毀其全球網絡和意識形態的無形影響。

　　長期以來，中東地區一直是全球反恐的主戰場，但從中東國家、中東地區以及全球反恐力量三個層次來看，滋生恐怖主義的温牀依舊存在。

　　從中東國家層面看，中東國家仍遠未走出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來的困境。中東國家轉型過程中宗教與世俗勢力的嚴重對抗，地方和部落勢力坐大，經濟與民生問題的持續惡化，利比亞戰爭後遺症，敍利亞內戰久拖不決等問題均構成了有利於恐怖主義發展的肥沃土壤。當前，伊拉克、敍利亞、利比亞、也門等國家尚處於嚴重動盪之中，教派與族羣矛盾異常尖鋭，都是極端主義可以利用的社會基礎。

　　此外，嚴重失衡的中東地區格局有利於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發展。以沙特和伊朗為核心的兩大陣營的地緣政治和民族、教派對抗日趨固化；土耳其基於謀求大國地位、爭奪地區主導權、國內庫爾德問題等多重目標四面出擊；阿拉伯世界的分裂持續加深，尤其是卡塔爾斷交危機導致阿拉伯世界內部矛盾進一步公開化和陣營化。與此同時，巴以問題等傳統熱點問題與上述新生熱點問題交互影響，導致地區熱點問題層出不窮。這些問題都為極端組織和恐怖組織提供了生存空間。

　　從全球層面觀之，美俄等大國的博弈嚴重掣肘地區和國際反恐合作。近年來，圍繞打擊“伊斯蘭國”形成了以美國、俄羅斯、沙特為核心的三大陣營，但目前已經出現美國和沙特兩大陣營合流的趨勢。

　　當前，美俄兩大反恐陣營圍繞反恐的地緣政治鬥爭不斷強化，雙方在敍利亞問題、打擊“伊斯蘭國”、對伊朗政策等問題上存在尖鋭矛盾，導致國際反恐力量陣營化、反恐鬥爭地緣政治化和功利化的趨勢日趨明顯，這無疑不利於國際反恐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