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作品如同一次精神與肉體的，一次為了某種權利的旅程。作品主要展示對殘疾人士提供性援助。性援助是精神物理學中的一項技巧，通過按摩、親吻、眼神接觸、色慾刺激等來幫助殘疾人士。
作品中27歲的Gabriele Piovano患有脊柱裂，出生後就一直與輪椅為伴，Debora De Angelis是幫助他的一位援助者 ，她曾受過專業的為殘疾人士提供性援助的培訓。對於殘疾人士來説，這不僅是一次機會，也是唯一能讓他們擁有這樣一次體驗的方式，是一場生命的奇遇。
香港嫖客俱樂部：照顧殘疾人性需求
“嫖客”，一個看似污穢與罪惡的名詞。在香港，這個羣體正努力把自己變成“貢獻者”，為性工作者創造更多的、平等的生存空間。這會不會只是個美麗的藉口?讓我們帶着懷疑走進這傢俱樂部吧。
“我付錢買食物、買衣服、租住處，那為什麼性就不用花錢?”
2009年春天，長期關注性工作者的香港NGO組織紫藤，出版了《好客之道—十一位“恩客”的真情剖白》一書，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何春在第一頁的序文中，開門見山地引述《做個嫖客》一書中的觀點，點出了“陰影中的人客”—“嫖客”，也是需要被關注的羣體。
“從23歲第一次性經驗，到今天33歲，林先生從未跟姐姐仔(性工作者)以外的女子ML，也從未拍拖”、“我開始定下目標—即使我未滿足到，也要先滿足姐姐仔。如果雙方都享受，那就最美妙”......《好客之道》出版之後，一個月內再版熱賣，引來眾人側目，儘管有媒體不斷報道其負面新聞，但依舊賣得火熱。
環顧四周，每個人都是性愛的結晶。性工作者這一行早已流傳千古，需求者眾亦不會斷絕，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世界各地就有人權團體積極為性工作者奔走呼籲爭取權益。
從“妓女”、“雞”、“小姐”到“性工作者”的稱謂演變，在妓權運動的過程中，性工作者的稱呼已經有了改變。但是，“嫖客”始終還是“嫖客”。
現在，香港的嫖客們終於不需要再繼續隱忍，在紫藤的協助之下，嫖客們開始稱呼自己為“恩客”，並展開了罕見的“男人夜”的定期聚會，甚至還《客棧》(客人通訊)刊物，介紹性健康資訊，併發起“嫖得有品”運動，公佈“恩客十大準則”，他們不但為自己發聲，也共同為性工作者爭取應有的權益。
嫖客的壓力
“我一沒偷盜，二沒搶劫，三沒欺騙女孩感情。至於我跟了幾百個妓女，然後我再結婚，那是我與我妻子之間的私人事情，那是我的家務事，不妨礙任何別的人。”這是一個自稱碩士的嫖客在網絡上的匿名告白，曾經引起中國大陸網友一片討論熱浪，支持與反對意見各異。嫖客—光顧性服務人士(以男性為主)，一直以來被貼上負面標籤。
Leo是香港午夜藍的工作人員，他所在的NGO組織致力於倡導男性性工作者權益。在提及嫖客時，他不假思索地吐出許多公眾對嫖客的典型形容詞：“淫蕩、賤格、醜陋、老年、背叛、負心漢、拋家棄子......”
“在香港，嫖客是不犯法的，但是在內地，嫖客是犯法的，有些嫖客比性工作者更慘，性工作者只是賣淫，但是嫖客也會被看不起。”Leo説，“所以很少有人會主動告訴你‘我是嫖客’，所以內地的嫖客甚至比香港更‘邊緣化’了。”
過去兩年中，關於香港“鳳姐殺手”屢屢見諸報端。2008年3月13日開始，香港新界元朗、大埔和香港島北角先後有四名性工作者被殺。慘案發生後，香港鳳姐人人自危，為保命紛紛暫停接客。2008年11月至2009年1月，又有四名鳳姐被害。雖然疑犯早已抓獲，但對性工作者這樣弱勢者的凌辱和犯罪活動並未停止，也讓更多人對嫖客不齒。
對此，紫藤組織強調，不是所有嫖客都會加害性工作者，他們當中多數人支持性工作者，而部分人士對性工作者的惡劣態度，或源於他們對性工作者和女性的不瞭解。“嫖客也是人，他們光顧性工作者的原因各有不同，可以是因為性需要，為了找陌生人傾訴，亦有人是為了學習和女性相處。”
為男性性工作者爭取工作權的過程中，Leo深諳嫖客族羣與性工作者之間的互動模式。“嫖客裏面也有年齡小的、老的、帥的，還有殘疾人也有性需要，年紀大的和殘疾人士，不可能隨便找到對象或性伴侶，他們該如何解決性需要?就只能去嫖了。”
“我們有一個男性性工作者，專門接殘疾的‘客人’，有一次，一位男性殘疾人的半邊臉都沒有了，眼睛也不齊，很恐怖的，所以我們的‘哥哥仔’第一次做的時候非常害怕，當天客人想抱他，他嚇到推開嫖客不敢讓他抱，結果那位客人當場就哭了起來......”Leo繼續説道，“他們家的環境還不錯，雖然他的半邊臉都不見了，也沒有眼睛，神志卻很清楚，那是天生的，沒辦法。”
Leo説，很多人忽視了殘疾人的性需求。
“香港有些大律師和學者教授都是嫖客，其實在我們社會中，有很多人是需要性的，依照半邊臉先生的狀況，不可能找到對象，只能去嫖。既然許多人有性需要，就應該學會尊重，不應該把這樣的性需要當成‘賤格’。”
“打壓嫖客也等於打壓性工作者，再説，嫖客抓得完嗎?”Leo有感而發，他認識一位女性性工作者，專門做殘疾客人的生意，還會特地給殘疾人打折扣，視情況打個八到九折，有時候還會幫他們穿衣服，做完之後送客人下樓。“嫖客也好，性工作者也好，同志也好，變性人也好，都是長期處於一種被歧視的狀態，需要被看見，被尊重。”
因此，與性工作者和嫖客的一對一溝通相比，Leo認為紫藤的“男人夜”更另類、超前。
歡愛有道，嫖亦有品
男歡女愛是學校無法教授的課。
“很多人説，性工作者就是最好的性教育老師。”晚上七點，忙碌的Leo闖過川流不息的車陣，陪同一位男性性工作者趕着參加紫藤的“男人夜”聚會。
這個聚會，第一次是在2007年。幹事林依玲記得很清楚，“我們第一次聚會時，只來了十個人，大家談談男人的苦與樂，參加的‘恩客’們最喜歡來的原因，是因為這裏有一個平台，大家可以沒有壓力地分享自己的故事。”除了不需面對社會的批評與異樣眼光之外，紫藤定期舉辦的“男人夜”聚會里，沒有人會指着男性説“你是嫖客”或“你是壞人”，小組成員們自己會創造很多機會，大家拋出很多議題一起談，並且在討論的過程中學習。
當紫藤喊出“我們不再是嫖客”的口號之後，嫖客們也開始為自己正名為“恩客”，希望借這個名字去除光顧性工作者的污名，亦代表自己對性工作者的尊重和支持，爭取發聲的空間，讓社會大眾不再以有色眼鏡看待。
剛開始舉辦男人夜的時候，紫藤沒有任何資源可用，辦公室大樓附近的鄰居和媒體，比紫藤的工作人員們還緊張，傳媒甚至還出現了許多負面報道。“我們在聚會後做了一個小小的檢討，每一次都不知道，下一次是不是最後一次?”林依玲如是説。
目前在紫藤的男人組成員當中，從18歲，到80多歲男性都有，年齡差距橫跨70年以上，大多數的時候，每次聚會都有二三十人左右的規模，最多的時候曾經衝到50人，把小小的紫藤辦公室擠得滿滿的。
“性和愛，對某些人來説，可能要分開來談。”林依玲繼續説，“有些老人，到了七十歲都還沒結婚，也沒有‘嫖’過，老了之後身體有很多毛病，更沒有人聽他説話，心裏煩悶而罹患了抑鬱症，必須就醫吃藥才能緩解症狀。”後來這位老先生參加了“客棧”的聚會之後告訴林依玲，自從鼓起勇氣去“找了小姐”之後，雖然不是每一次都能獲得性方面的滿足，但抑鬱症卻不藥而癒了。“因為找了小姐之後，有人聽我説話，心情也好很多了。”
還有一種不婚男性，天生喜歡自由，不想定下來，也不想因為結婚浪費了女孩的幸福，因此選擇了用“嫖”的方式來解決自己的性需求。林依玲認為，“選擇這種生活的男性，反而比很多男生更負責任，總比隨便娶了一個太太，放在家裏不聞不問好。”
紫藤發現，男性也有接受性教育課程的需求，只是被長期忽略了，也沒有足夠的空間和場域可供討論。
“有很多嫖客，一進房間脱掉衣服，從頭到尾都是一個動作，就像個‘人肉打樁機’，不懂什麼是性技巧。”Leo説，“沒有愛撫，又如何挑逗?這些性過程中的前奏，都是一種性技巧，需要學習。”
“從小到大，沒有人會教你如何和老婆相處，特別是遇到有關性方面的問題。”經過兩年帶領並陪伴“男人組”的討論之後，林依玲發現，男女不一樣，女性喜歡問問題，因此溝通能力較佳，但是男性都喜歡講自己的故事，特別是在公開場合，比較喜歡分享自己的成功經驗和優點，所以在談自己面對的困難時(包括性關係)，還是要下一點功夫，才能達到真正的交流。
“在性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不只是男性的滿足，我們要看到兩方面的互動，男的要去照顧女的，感受和想法很重要。”林依玲強調。
“男性以前都用自己的想法，去揣摩女性在性的過程中的感受，但是在男人組的聚會中，可以看到女性的角度，聽姐姐仔説出好‘恩客’的標準與感受，男性如何讓自己變成小姐們心中的好客人，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紫藤的男人組成員來自四面八方，有文員、老闆、學生、鎖匠、電腦工程師，也有整天靠勞務掙錢才換得一家温飽的卡車司機，人數最多的時候，“男人組”的成員逼近200人，其中較為活躍並可協助擔當主持人角色的核心成員，大多維持在十多人左右。
“在香港，很少有機會讓不同背景的男人們聚在一起，來參加‘男人組’聚會的成員當中，有很多人會承認他是‘嫖客’，但是我們不一定是要‘嫖客’才可以參加”。林依玲説，就算是沒有性經驗、想多瞭解一點性知識的男生，尤其是不習慣開口求助的男性，都歡迎到男人組的聚會來。
從救濟到慈善
最近的價格是多少、如何正確使用性技巧與套，以及教育嫖客如何成為“十優恩客”，都是紫藤男人之夜的討論話題，遇到去年的“鳳姐殺手”事件，甚至會主動發起籌款，捐給性工作者，做安全。
“不久前有個姐姐仔生病卻沒有錢治療，有些恩客知道了之後，雖然本身的經濟能力也不是太好，就還是集合了好幾個人，湊了幾千元港幣費，雖然只是一點心意，錢不是很多，但是當他們把這些錢交給姐姐仔的時候，她也很開心。”林依玲説，這位性工作者多年來服務男人，沒想到那些男人卻在她需要的時候，給予了支持和肯定，雖然最後湊不夠醫藥費，但這一筆數千元的港幣的捐款，卻是情深意重。
更有甚者，《好客之道》一書的受訪者、任職於香港中小型企業的Teddie，還“嫖娼嫖到去扶貧”。原來在10年前，Teddie光顧了一位來自內地的姐姐仔，談到了她家鄉的貧窮問題，正巧Teddie有一位朋友的家鄉也在附近，從香港到她家鄉，光是車程就要六七個小時，下車後還要走上40分鐘才能抵達。戲劇性的是，這次邂逅竟然因緣際會地促成了“希望工程”助學計劃。從此Teddie與朋友每人每年給村子3000元捐款，每家獲發500元資助孩童上學。ww
在《好客之道》此書中，許多受訪者是參加過男人夜聚會的常客，儘管如此，在接受訪談出書之前，還是會先主動表明自己會有壓力，也擔心可能會對家人造成影響，因此到了最後，還是選擇以匿名的方式躲在後面。
正如已婚的“男人夜”成員阿明去找性工作者之後，還是含蓄地説，“最起碼，我就不敢讓兒子知道，他爸爸曾去找姐姐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