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君（北師大實驗中學退休教師）
五十年前，我和弟弟朱衡君（北京交通大學教授，已退休）在內蒙古武川縣東紅勝公社南蘇計村插隊。2019年夏，我們姐弟倆終於有機會帶着各自的老伴兒重回多年來一直魂牽夢繞的第二故鄉：內蒙古武川的南蘇計村，我們受到了熱情的接待。其實我在2005年曾經回村看望，弟弟則是整整五十年沒回去過。
當年的行政管理鏈是：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盟武川縣東紅勝公社雙玉城大隊南蘇計小隊，現在變成了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武川縣二份子鄉南蘇計村。
到達
去達茂旗石寶鎮礦附近，看望嫁到那裏的好友丫頭
清晨在呼和浩特下火車後，村友李鮮花在呼市的兒子早就在車站等着我們了，他特地向單位請了假，開車接我們去武川。他和妻子熱情地邀請我們去餐館品嚐燒賣等當地的美食，可惜我們時間緊迫，來不及了。於是抓緊時間出發。
坐在舒適的小轎車上，我們看到翻越大青山的路已修得平坦寬闊，幾個穿山隧道大大縮短了路程和時間。路面很寬，路邊還時不時見到幾家最具當地特色的莜麪餐館，感到武川人很會抓住商機啊。總之再也不是當年那崎嶇蜿蜒、狹窄險峻且荒涼的盤山公路了。
到了武川，村友們已經提前給我們安排好了縣賓館住宿，我們的行程都是他們事先幾經研究細心安排好了的。緊接着，好友秀蘭的弟弟，在武川工作的退伍軍人王榮（也是好友，只是當年他還小）開車帶我們回村，同行的還有特地從呼市趕來的幾位村友，於是又另打了一輛車。路上王榮先請我們大家去一家飯館吃了內蒙古的特色午餐，然後去達茂旗石寶鎮礦附近，看望嫁到那裏的好友丫頭。
內蒙古新農村建設的動作挺大的，丫頭家新近改了地址，不容易找，兜兜轉轉，終於找到了她現在住的鹽房子移民新村。那是一大片嶄新、高大、整齊的青灰色住房，各家的院子寬敞，院門一律用漂亮的鐵藝花欄杆。
進到丫頭家，她異常驚喜。她家的房子都是新蓋的，很是寬敞明亮。院子裏停着一輛轎車，養着幾隻肥大的白鵝，還有自家種的菜。
我想起2005年回武川時，是秀蘭帶路，我們開車去她住的村子看她。那時村子裏的房屋很破舊，丫頭住在一間低矮簡陋的小土房裏，屋裏除了一台很小的黑白電視機，陳設很少。那時她老伴兒還在，兒子正忙着殺羊，兒媳衣着顯得頗時尚，看來當時他們的生活還算過得去。那次丫頭見到我，激動地連連説：“我這不是在做夢吧？”我們趕快合影留念。一晃又是十幾年過去了，現在他們的生活條件更是鳥槍換炮了！
丫頭姓董，他們家是從河北省任丘縣遷來的。她父母董大爺、董大娘是老實厚道的農民，也是種地持家的能手，當年她大哥董福是生產隊的會計，二哥董理（小名狗不理）是與我們同齡的鄉村知青，後來去武川縣醫院做了藥劑師，那時她小弟小石蛋還在讀中學。
董大爺辛苦勞作一輩子，落下了嚴重的哮喘病，喪失了勞動能力，但是他為人善良，正直寬容，所以很受人尊敬。當年他對我們知青更是關懷備至，我們幾乎天天要去他家玩兒。我們喜歡和兩位老人聊天，他們會告訴我們很多農業方面的知識及當地的一些情況。如果我們遇到什麼困難或有心事，也願意向他們傾訴，每每都會得到開導和寬慰。感覺他們就是家裏的長輩，温暖可信。他們的女兒丫頭更是和我們朝夕相處，一起勞動，無話不談。
但他們家的人身體都不太好。兩位老人早已不在了，董福和董理也都過早地離世。據説小石蛋現在在呼和浩特市工作，這次沒有見到。
丫頭也快70歲了，她身體很不好，多年患類風濕，手抽成了雞爪子樣，瘦得皮包骨頭，眼疾由於治療不及時，已幾乎失明。男人已經去世。好在她享受着國家給她的各種補貼：養老、殘疾、低保等，每年可領一萬多元。見到她我們又是高興又是難過。眾人紛紛用我們之間特有的方式慰問她，並囑咐她兒子好好待她。時間過得飛快，臨別時大家仍然依依不捨。
回村
他們還像當年一樣稱呼我“小朱姨姨”或“小朱姑姑”
我們開車回到南蘇計村，看到村景大大改觀：現在政府的精準扶貧政策要求做到十個全覆蓋：新房子、自來水、網絡、電……絕大多數老土房已經拆了，政府幫助新蓋了寬敞明亮的磚瓦房，一水兒的黃牆紅瓦，從呼市一路走來，沿途的民居都是這個色調，很有氣氛。東蘇計村的一部分村民也響應號召合併遷到了南蘇計村新蓋的房子裏。
當年人們用泥土拌麥草脱坯，從海子裏撈出鹹泥，把屋頂和外牆面抹成一水兒的青灰色，能耐住雨水沖刷。現在已經很難看到這種老房子了。即便偶爾見到一兩間這種熟悉的青灰色土坯房子，也都不過是涼房或庫房。
如今村裏修了水泥路，安了路燈，有的人家在屋頂上安裝了太陽能電池板，或者太陽能熱水器。有幾個路口堆着高高的羊糞“小山”，路上到處是點點的新鮮羊糞蛋兒，沒有及時清掃，走着都硌腳。我們先挨家挨户看望了一些老鄉，有的老鄉已經八十多歲了，五十年沒見，可是我剛一進院，他們就認出了我，驚喜地呼喚着：“小朱！”我笑着回答説，是老孃娘（當地語，老太太的意思）朱奶奶回來了！鄉親們説，聽説我們要回來，已經激動得好幾黑夜睡不着覺了。
我們發現很多老鄉家裏的牆上還貼着大幅領袖畫像，體現着他們的情懷。當時村裏的一些小娃娃如今也成了六十歲左右的老人。他們都很有出息，有的成了縣城的幹部，有的當上了人民教師，還有的在呼和浩特或包頭市工作。也有的隨子女去了北京或上海，但是他們還像當年一樣稱呼我“小朱姨姨”或“小朱姑姑”。他們講了一些當年的小事，我早已忘懷，可他們卻記得很清楚。比如：他們説起我母親從北京來看我們姐弟倆時，帶來了葡萄，我捨不得吃，給了他們吃。我説我吃過，就不吃了，你們吃吧！當時他們都沒見過葡萄呢。
當年村裏的小學校是一間土坯房子，各年級的小娃娃們都集中在這樣一間教室裏一起上課，多層次教學。老師是一名叫邸華的小夥子，他把娃娃們訓練得很好，都乖乖地學習，沒有人搗亂。學校對面較遠的場院上，我們和村民們一起幹活兒時，常常可以聽到娃娃們稚嫩的朗朗讀書聲。
內蒙古的小娃娃長得都很可愛，可能由於緯度高，日照偏少，孩子們的皮膚都很白淨，很多是大眼睛、雙眼皮。知青們很喜愛他們，經常把北京帶來的糖果分給他們吃，當然很快就分光了。
有一個叫富平子的男孩兒尤其招人喜歡，大約七八歲，圓臉、大眼睛，很聰明。知青們教他唱歌，他一學就會，嗓音洪亮，特別好聽！
那年我媽媽來，也很喜歡這些娃娃們。有一天就託富平子和另一個小男孩兒去雙玉城的商店買一斤水果糖回來，商店較遠，往返要走十來里路呢，可是倆娃娃立刻高高興興地走了。等他們回來，把糖交到我媽媽的手裏時，哈哈！那一斤糖也就只剩半斤了！那時候的娃娃們哪經手過一斤糖啊，肯定是經不住誘惑，邊走邊小心又不停地吃唄。我和我媽都忍不住笑了，説：能剩下半斤就不錯了！反正也是買給他們吃的。於是這也就成了我們難忘的一件趣事。
這次沒有見到富平子，見到了他的姐姐——我的好友王粉梨，當年她是婦女隊長，後來嫁給了本村的俊小夥二後生。
李鮮花，我們都叫她的小名“吉眼子”，她的父親李狗小原來是能力很強的生產隊長，後來“運動”中深受其苦，但他堅持真理，樂觀向上，頗有遠見，重視對兒女的培養，幾個子女都很有出息。吉眼子就是得益於父親的遠見卓識，在同齡的女孩子中堅持讀書，後來在武川縣城的審計部門工作，直至退休。她一直記得我曾給她幾個月大的小弟弟打針，還幾次提到我曾送給她的小弟弟一件衣服。當年我確實給村裏的男女老少很多人打過針，其中有幾個月大的小嬰兒，也有瘦骨嶙峋的耄耋老人。但是送衣服的事我早就忘了。可是這樣的小事村民們卻都記憶深刻，令我感動。
會友
想起“大後生”曾經抓了一隻大刺蝟給我們補充油水
我2005年回村時，很多好朋友都沒見到，因為一些壯勞力紛紛出去打工了。這次很高興見到了好友王粉梨的丈夫二後生，他不再外出打工了，但是每天不辭辛苦地在村子附近放羊。我們離村之前遠遠瞭到他在樑上放羊，特地喊着跑過去，和他“告訴”（對話的意思）了一陣。
這次更高興的是見到了二後生的哥哥大後生，他是當年村裏最優秀的壯勞力之一，人稱四條漢子之首。當年他三十多歲，是幹各種農活兒的好手，村裏誰家蓋房子上樑或者村裏殺牛宰羊等活兒，他都是主力。有時夜晚大夥兒集中在隊房開會或有什麼娛樂活動時，他也不閒着，手裏總是捻着羊毛線線或者不停地挑毛衣（當地話：織毛衣，當地織毛衣的活兒都是男人幹），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受苦（當地語：“幹活兒”、“勞作”的意思）。
他們家是山西左雲縣遷來的移民，他父親是熟皮子的手藝人，按説他家的經濟條件還算可以，可不知為什麼，就是娶不上媳婦。他是我們知青的好朋友，經常光顧我們知青點，也給了我們很多無私的關懷和幫助，我們很感謝他。
比如，每到夏天正值鋤地時節的時候，烈日當頭，農活兒又很累，而這時候也是我們知青點伙食最差的階段，知青們過日子不大會計劃，冬天分的那點兒油早就吃光了，見不到任何葷腥，每頓只能吃鹽水煮山藥（土豆）。有人會問：內蒙古不是有很多羊嗎？可是我們這裏不是牧區，是農區。那幾年正趕上“割資本主義尾巴”運動，農民一律不準養自留羊或自留豬，連養雞都受到限制（梁曉聲的長篇小説《知青》裏也有同樣的描述）。所有的羊都是生產隊的，一年中只有中秋節和春節時，上級才會允許生產隊殺幾隻羊給村民們分點兒肉。牛更是不會輕易宰的，因為是農用牲口。好在我們村是小麥和莜麥的產地，不缺糧食，生產隊對我們知青也很關照，所以我們能吃飽肚子。
而我們吃不上油水的情景大後生看在眼裏，記在了心上。有一天，他竟然抓了一隻大刺蝟，這在我們那裏是很少見的。由於氣候乾冷，除了蝨子和老鼠，連蟲子都沒有，也見不到蒼蠅蚊子，我還是第一次見到真的刺蝟。大後生幫我們把刺蝟收拾好並做熟了吃，那傢伙還真肥，有好多油呢！於是我們美美地吃了一頓難忘的刺蝟餐！
一年四季這裏的村民吃的菜除了土豆就是胡蘿蔔，其他什麼都沒有。知青點的周滿生同學一直努力試驗在後山高寒地區種菜，因為緯度太高總是過早地躥苔，後來終於找到了一種適合當地氣候的蔬菜 —— 西葫蘆。有一個葫蘆結得好大，老鄉們誰也沒見過這麼大的瓜，那可是全村人的寶貝！我們天天下工時都要去看它是不是又長大了。
有一天突然發現西葫蘆被人摘走了！誰幹的？有人説是“禿孩子摘走了”。禿孩子是大後生的小名，他的大號叫宋圖海，響亮吧？好不容易試種成功的瓜不見了，我們好心疼啊！立刻去他家交涉，剛到門口，只見他笑嘻嘻地捧着那個大西葫蘆出來還給我們，説是這個葫蘆長得特別喜人（可愛），特地拿回家給他娘看看。唉！這個大孝子的做法真讓人哭笑不得。
聽説我們走後，大後生也娶上了媳婦，但是辛苦一輩子的他兩年前摔斷了腿，再也不能幹活兒了。他家院子門口掛着一個牌子，上面寫着他的有關材料，符合五保户的條件。如今他八十多歲了，住在新蓋的漂亮房子裏，盤腿坐在温暖舒適的炕上，身上穿着新衣服，臉上洋溢着安逸的笑容，每天有老伴兒給他做飯。我給他和我弟弟拍了張合影，準備發給其他知青朋友看看大後生現在的幸福生活。
為了這次和我們聚會，村裏的老鄉們特地從呼市、包頭、武川，以及百靈廟等地趕來南蘇計村。他們都穿着漂亮時髦的衣服和鞋子。於是我們就在村委會裝修一新的會議室裏開了個座談會。我們帶了些北京特產（御食園的零食）請大家邊吃邊談。大家聊了許多當年的逸聞趣事，説不完的知心話。時間短暫，我們要回武川縣城了，大家合影留念，難捨難分。
變化
一輩人老去，一茬人成長起來，未變的只有濃濃的鄉音
晚上如約在縣賓館聚餐，吉眼子幫我們訂了個豪華包間，20人的大餐桌，與武川的，以及從呼市、南蘇計趕來的村友們歡聚一堂，品嚐久違了的後山美食，盡享歡樂時光。對於當年村裏的每一位知青，他們都表達了深深的懷念之情，我還幫他們與遠在湖北十堰的同村北京知青申小珂進行了視頻，雖然雙方都難以抑制激動的心情，但是由於幾十年的時間跨度，他們互相都不太能辨認出誰是誰了！
1971年離開武川南蘇計，今天又重訪故地，變化巨大，感慨萬千，不要説沒了東紅勝公社和雙玉城大隊兩級行政，連植被、作物，甚至地形都改變了很多。一輩人老去，一茬人成長起來，本村人遷出，鄰村户併入，未變的只有濃濃的鄉音。我們還能講武川的後山方言，尤其是我弟弟，雖然隔了五十年，仍然講得非常地道。老鄉們驚訝又讚賞，我弟弟回答説：“因為我喜歡。”
變化最大的莫過於老百姓都不種地了，以每畝每年150元的價格把地租給農業投資人，路邊的羊糞小山也是準備賣給農業投資人的。村裏每人有17畝地，每年坐收2550元，可以去糧站買糧吃。
村裏看不見當年熟悉的小麥和莜麥，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的向日葵、油菜花和甜菜等經濟作物，播種收割都是機械化操作。現在的年輕人都不知道我們當年鋤地、割麥子的辛苦了。我們當年刻苦練就的“一殺鐮”割麥子硬功夫也沒了用武之地。那天除了看到本村的二後生還在放羊增收，以及各家門前種了些菜，已經見不到“生產”的景象了。
村南的場院和飼養院也都不見了，只有一頭大黑牛卧在水吧洞邊上倒嚼，其他大牲口一頭也沒見。地裏沒糧食，村裏沒了生產，我們感到有點兒疑惑，沒有糧食生產可怎麼活呀？但是又聽説縣裏的其他地方安排有國家糧食基地和種子培養基地，便不再擔心。
然而現在村民們又有了新的擔憂：地下水位嚴重下降，村裏五米深的轆轤井早就幹了，現在連深井都不出水，建成的自來水系統沒了源頭。村民喝水成了問題，要到東蘇計去拉水，將來不知如何解決。
現在村民們人人都有手機，村裏網絡很好，大家用微信聯繫，還建立了南蘇計村民羣，隨時可以聊天、發照片和視頻。只是許多人還不善於打字，多數喜歡用語音聊天。
時間緊迫，臨行眾人依依惜別，千叮嚀萬囑咐：明年一定要再來，多帶些知青一起來！我們都感覺話沒説夠。
雖然現在交通、通訊都方便了，但我們以後還是要再來的，也歡迎他們到北京來玩兒！
供圖/朱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