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駐美國特派記者 李志偉 環球時報報道記者 陳子帥】編者的話：“‘9·11’這樣慘痛的教訓應讓美國警醒：一個狂妄自大的民族是不可能進步的，一個試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的強國必然會產生惡果。”常在美國《新聞週刊》等媒體撰文的時政評論家赫茲加德，曾這樣敦促美國人認真反思對外政策中有哪些行為並不符合他們經常掛在嘴頭的“民主、自由”等價值觀。客觀地説，“9·11”事件後，美國受到外國武力威脅的環境是不存在的，但其對他國濫用武力和新幹涉主義行徑卻有增無減，造成全球戰火頻仍、動盪持續和人道主義災難多發。美國還一直把“人權”當作工具和攻擊他國的武器，通過操弄“人權雙標（人權雙重標準）”，大搞國際對立，打壓非西方國家。在所謂的“政治正確”影響下，美國精英羣體制定的相關外交政策不僅虛偽、高度不負責任，還具有極大破壞性。
白宮 資料圖
“扯上一面旗，海盜船的貨物就有了保障”
《軍事幹預項目：1776年—2019年美國軍事幹預的新數據集》是美國塔夫茨大學教授托夫特和馬薩諸塞州布里奇沃特州立學院助理教授庫希近日聯合撰寫的一份報告。報告結論是，美軍事霸權主義危害全球和平穩定。自建國以來，美國已在全球進行過近400次軍事幹預，其中200多次發生在二戰後，34%針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23%針對東亞和太平洋地區，14%針對中東和北非地區，13%針對歐洲地區。冷戰結束後，美國的海外軍事幹預行動不減反增，愈發傾向於使用武力而非外交手段，有超過1/4的軍事幹預發生在這一時期。2000年以來，美國已進行30次4級干預（使用武力）或5級干預（戰爭）。撰寫報告的庫希表示：“這些數據確實令人驚訝，我們沒有料到美國軍事幹預的數量和嚴重程度會這樣大。”
談及此報告，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沈雅梅認為，美國一貫注重為本國的軍事霸權賦予道德內涵，用價值觀學説掩飾本國的武力擴張。這種道德包裝的自覺早在美國獨立之初就有體現。最早移民到此的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編織了一套浪漫的“立國神話”，宣揚美國人是“上帝的選民”，有義務去創建塵世天堂即“山巔之城”，並肩負起“教化世界”的使命。這套新教倫理學説奠定了美國政治文化的起點，為美國人設計了在全球精神再生中發揮領導作用的特殊角色。正如美國曆史學家邁克爾·H·亨特在《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中説，“按照種族等級觀念行事，決定了美國對其他國家的態度”，“他們自認為自己的種族處於中心地位，這是他們的世界觀”。
在沈雅梅看來，這種“英雄主義敍事”的背後，美國人歷史上對北美的掠奪、對印第安原住民的屠戮、對非白人族裔的隔離迫害記錄被有意封存了。事實是，美國崛起史就是一部侵略擴張史。獨立戰爭打出為捍衞“天賦人權”而戰的口號，本質是重新確定美英之間的利益規則。美國發動美西戰爭的自辯是，“為了反抗西班牙在殖民地的暴行”，實則旨在攫取區域霸權。兩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已有明顯的全球擴張慾望，欲充當“善意的領導”。二戰後，美式政治制度的擴張，從德國到日韓，從東歐到中東，都離不開美國基於武力的政治改造、政權顛覆和駐軍威懾。武力，是美國謀取利益的大棒，價值觀只不過是美國崇尚武力這棵文化大樹上結出的果實。與此同時，新聞媒體對美國“政治正確”氾濫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美國政府發動的歷次戰爭中，反戰者就被一些媒體指控為“不愛國”，甚至叛國。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洪源認為，外交是內政的延伸，美國長期撕裂的社會族羣族裔和分裂、雙標的國際戰略正是一對相輔相成的內外邏輯關係對照。即美國長期依靠歐美文明下的核心價值觀——“民主”“人權”等來向世界各國進行強迫擠壓式的“民主輸出”，但另一方面，美國又是一個野蠻的、脱胎於奴隸制的金融霸權主義國家，在大搞世界霸權的同時，必然對內對外都是“口惠而實不至”，骨子裏的邏輯思維仍舊是“扯上一面旗，海盜船的貨物就有了保障”，即誇誇其談所謂“政治正確”，但實際操作卻是另一回事。
國際社會給美國提出347條改進意見
美國還一貫注重憑藉其強大的實力優勢，用人權“普世性”掩藏霸權的階級性。20世紀兩場熱戰和一場冷戰後，美國以“勝利者”姿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領導世界”的心態尤為突出，更為積極地進行價值觀輸出，極力把自己的文明變成其他國家效仿的榜樣。沈雅梅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這方面，美國學術界沒少出力，用“自由”“民主”“人權”這樣具有“普世性”的詞彙，取代了指向性明確的“資本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稱謂，把西方資產階級的特殊價值觀包裝成“普世真理”向世界推銷。通過假定人權是普世的，美國製造出把自身“人權”標準強加給別國的理由，並常以別國“不遵守人權”為由對其施加懲罰。
正因如此，涉及他國的人權和生存權時，美國兩黨對外政策中長期以來都是奉行雙重標準。1988年7月3日，美國擊落伊朗民用客機，造成機上290名無辜民眾死亡。有人問後來的老布什總統是否道歉時，他的回答竟然是：“我永遠不會以美國的名義道歉。我從來不在乎都有哪些事實。”美國的對外援助計劃都是有條件的，或是強迫別國必須接受其附加的政治條件，或是接受破壞本國經濟體系的貿易政策。1991年12月，時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建議把“污染性工業”轉移到那些欠發達國家中去，原因是“損害健康甚至導致死亡的污染成本因此會低一些”。儘管薩默斯受到普遍譴責，但他還是在1999年被克林頓政府任命為財政部長。
保護國際人權是美國外交“一個美麗的謊言”，美國以“人權”之名搞霸權之實本身就是對人權原則的違反。以自己的“政治正確”“雙重標準”為基礎，美國用“人權”消解別國主權，推行新幹涉主義。據不完全統計，從二戰結束到2001年，其中，美國以“人權”“維和”“反恐”等為由在全球發起201場武裝衝突，佔到總數的81%。從1945年到上世紀末，美國在世界範圍內曾試圖推翻過40個以上的外國政府。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還用“人權”抹黑別國制度，製造“顏色革命”。格魯吉亞“玫瑰革命”、烏克蘭“橙色革命”以及“阿拉伯之春”等美國煽動和策劃的“顏色革命”背後也都有中情局及其資助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身影。“9·11”事件後，小布什政府發動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推出所謂的“大中東民主計劃”，將美式人權與民主強加給中東國家，造成地區的持續動盪。
用“人權雙標”綁架別國發展，實施單邊制裁，也讓世人看到美國政府的無恥。今年2月，美國以“保護阿富汗央行特定財產、維護阿富汗人民利益”為名，公然搶劫一個正在痛苦重建中的國家的財富——凍結阿在美國的70億美元資產，併發布美國總統行政令分走其中35億美元。俄烏衝突爆發後，美國凍結和沒收俄羅斯富豪在美資產。美國長期以來鼓吹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淪為空談。
令國際社會失望的還有，美國用“人權”攪亂國際合作，危害全球治理。美國參與全球人權治理從來都是“寬於待己，嚴於律人”，以狹隘的國家利益為優先，將自身的人權問題美化為“傳統文化”，卻利用所謂人權議題攻擊別國政治制度，將人權政治化、工具化，實際上是在延伸美國的制度霸權。2021年3月，116個國家和有關國際機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6次會議上對美國人權狀況進行評議，直指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劣跡，提出347條改進意見，足見是非有眾議、公道在人心。
美國陷入一場“價值觀危機”
在沈雅梅看來，美國的一些政客慣於操弄“雙重標準”把戲，他們把“草根”的民主叫“民粹”，不舒服的真相叫“假新聞”，不接受的秩序叫“後秩序”，把他們主導的遊戲叫“規則”，期望的他國政變叫“春天”，策劃的海外戰爭叫“解放”，把他們自己的小圈子叫“國際社會”。然而，美國這種扭曲的“政治正確”在國際社會還能延續嗎？
研究美國問題的學者均認為，“人權雙標”於美國外交而言已是沉重負債。從內部看，美國自身人權劣跡暴露其道德軟肋。“9·11”事件後，美國以“反恐”為名，通過嚴苛的國土安全措施，限制個人自由，侵犯和剝奪美國及其他國家公民的一些基本權利。在關塔那摩監獄虐囚事件引起國際關注和憤慨後，美國仍未關停其海外拘押場所，酷刑等侵犯人權行為仍在持續。2008年以來，金融危機所暴露的經濟不平等危機、政治極化所帶來的民主危機，打亂了美國社會在現代資本主義模式下形成的價值觀共識，現行制度無法有效應對危機或提供穩定的解決辦法，使美國陷入一場“價值觀危機”。移民政策、種族問題及“國會山騷亂”等種種社會亂象削弱了“美式民主”的信譽和吸引力。
從外部看，美國對世界人權的侵害引發反彈。“9·11”事件後，曾任美國駐斯洛文尼亞大使的阿蘭·温特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公開信，敦促美國除了追查恐怖分子外，還需要一點認真的反省，並建議説：“我們必須克服自以為是的傳統觀念，即總是認為美國是一貫正確的，只有我們的方法才是唯一的方法。”可惜的是10年之後，美駐斯大使穆索梅利忘記了前任的忠告，因干涉駐在國內政而被斯政府譴責和警告。這讓人想起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教授傑里爾·A·羅賽蒂在《美國對外政策的政治學》一書中毫不諱言的一段話：“當美國對外政策公開承諾要促進民主之時，它卻操縱一個外國的民主選舉。”
曾任華盛頓經濟戰略學院院長的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在《流氓國家——誰在與世界作對？》一書中寫道：美國是幾千項國際條約的締約方，但它從未完整地執行過這些條約。美國的做法，也讓盟友不滿。曾有英國外交官這樣表示：“美國一貫宣揚法治，到頭來卻總是將自己凌駕於法律之上。”當2001年初，美國政府拒絕執行控制全球變暖問題的《京都議定書》時，英國《衞報》這樣評論説：“美國這個‘不可或缺的’國家現在更像一個最無賴的國家，不去領導國際社會，而是一心要與國際社會對抗。它不再想着做陽光燦爛的‘山巔之城’，而是一個勁地發出美式民族主義的叫囂——我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如果你們不喜歡，就只能忍着。”
“事實證明，美國在外交上表現的‘政治正確’已經給全世界人民留下了深刻負面印象，即美國致力於自我破壞和對外破壞。”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李海東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美國絲毫不顧自身存在的巨大問題和內部分裂，反而試圖在世界範圍內製造更嚴重的對立與分裂。在“政治正確”情緒瀰漫下，美國精英羣體所制定的相關外交政策，反射出美國自身的虛偽、高度不負責任以及對外破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