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客户端 | 作者 刁大明
據報道，美國紐約州近期緊急出台了一項關於控制槍支的立法，以對抗6月23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該州限制人們在公共場所佩戴槍支的法律“違憲”。很顯然，最高法院的判決已經引發了聯邦與各州的爭鬥，凸顯了所謂“散裝美國”國家治理的碎片化現實。
事實上，今年6月底以來，聯邦最高法院的多個重要判決都在美國國內引發極大爭議。這些判決所表現出的立場，看上去其實自相矛盾。比如推翻紐約州立法，就是在槍支權利上否定了州權；推翻1973年“羅訴韋德案”，又是在生命權與選擇權的問題上支持了州權；削弱美國聯邦政府環保局監管碳排放權力，又明顯是否認了聯邦行政權力。凡此種種看似在聯邦權力和州權之間的搖擺，背後其實隱藏着一條清晰邏輯，即聯邦最高法院正在徹底傾向保守派，竭力推動保守派立場。
短期來看，聯邦最高法院的這種極端保守化，源自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對最高法院大法官政治光譜的改造。在短短四年中，特朗普就提名並確認了三位保守派大法官補位，特別是卡瓦諾和巴雷特，分別取代了温和派和自由派大法官。這種保守化改造直接導致了保守派在目前聯邦最高法院中以6比3的壓倒性比例徹底佔據上風，進而才有了最近多個引發軒然大波的爭議性判決。
就長期根源看，由於兩黨政治極化的持續加劇，社會議題、價值觀議題以及身份政治都成為兩黨分歧與爭奪的關鍵領域。在這種情況下，司法體系顯然不可能“出淤泥不染”。雖然到今天為止，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仍不會冠以政黨歸屬標籤，但他們的政治立場已完全被提名其的總統所在黨來界定。這種從白宮蔓延到聯邦最高法院乃至整個美國司法體系的黨爭極化，最終導致了當前的失衡局面。
各方預計，這種保守派佔據上風的態勢將會持續較長時間。即便未來可能出現保守派大法官退休或空缺的情況，還需要當時的總統為民主黨人才有可能提名自由派大法官取而代之。這就意味着，在未來一段時間，由保守派主導的聯邦最高法院，完全可能繼續推翻更多法案或判決，比如民權法案、投票權法案，促進社會公平的“肯定性行動”等。如此一來，這裏就可能持續為驢象黨爭提供一個又一個新的爭奪議題或惡鬥戰場。而兩黨政治人物在這些影響到很多普通美國人日常生活的關鍵議題上勢如水火，無疑會進一步加劇美國社會性別、宗教以及價值觀的深度撕裂，為美國社會長期的結構性矛盾增加新的不穩定因素。
從本質上講，爭議判決所反映出的，是美國整個司法體系黨爭極化的負面現實，其結果也必然反過來再次加劇兩黨撕裂，成為一個惡性循環。這是美國政治衰變、社會治理失靈、無法有效回應普通民眾訴求、完全被特殊利益驅動的“美國病”的又一現實體現。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當代政黨研究平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