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全球化結構調整背景下, “一帶一路”倡議的目標定位

由 谷太枝 發佈於 綜合

  [編者按]本文作者王建,系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國內外對為什麼要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有各種探討與議論。本文對流行觀點逐一分析評價,在此基礎上探析“一帶一路”目標定位。

  5月14日,“一帶一路”論壇在北京成功召開,29位國家領導,130多個國家代表,數千位國外嘉賓和媒體的盛會,標誌着本屆論壇取得了巨大成就。此時國內外對為什麼要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有各種探討與議論,比如説,是為了進入歐洲市場,為了輸出過剩產能,為了接替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引領新全球化,為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乃至為了創造人類發展新模式,比如“三個共同體”等等。

  一個宏大的戰略中包含了多元目標,這本來並不使人奇怪,但是在發展戰略中,除了戰略目標,還必須有戰略重點,就是在多元目標中也必須分出主次。比如,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提出“對外開放戰略”的時候,就提出了以廣東、福建為重點,以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為試點,在實際執行中又把重點放在了深圳,才有了對外開放以點帶面的成功和今天的深圳,也才有了80年代後期的“沿海戰略”、90年代初期以浦東開放帶動的沿江、沿邊開放,形成了以後中國經濟全面開放的格局,為中國新千年加入WTO,抓住新全球化的歷史機遇實現經濟騰飛,奠定了體制和發展的基礎。

  所以,對於“一帶一路”倡議這麼大的一個戰略而言,明確其戰略重點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只有明確了戰略重點,才能理清多元目標之間的關係,知道每一步應該怎麼走,什麼成本值得付出。本文就是想對目前對“一帶一路”倡議目標的流行觀點做一些評價,同時提出筆者自己的認識。

  為進入歐洲市場?

  自2013年我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許多地方政府都已開通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行動的貨運班車,由於去程與回程列車明顯不成比例,大約為3︰1,且去程特別是回程的空載率很高,和海運相比沒有明顯的經濟性,所以這就需要地方政府給予財政補貼支持。

  “一帶一路”倡議是長期戰略,如果未來歐洲市場具有廣闊增長前景,目前中歐貨運班列間進出口貿易間嚴重的“出大於進”現象就會逐步消失,地方對貨運班列的補貼也會逐步為增長的關税所取代。但是有三個重要的原因,會使歐洲市場的長期前景,不是擴大而是萎縮,不是開放而是走向某種程度的封閉。

  第一,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實體經濟正在走上逐步封閉的道路,原因是發達國家的虛擬經濟已經走到頭了,不得不回調。歐洲與日本比美國經濟虛擬化的程度要差,雖然還沒有跟上美國的回調步伐,但歐央行已宣佈將在明年結束量化寬鬆(QE),也要回調。

  第二,以進出口佔GDP的比重衡量,雖然歐洲的經濟開放度要高於美日,但歐盟的內貿率要顯著高出美日,比如美國對北美的貿易比重只佔40%,日本對亞洲的貿易佔50%,但歐元區主要國家的彼此貿易比重都在60%~85%之間。比如美國對東亞的貿易能佔到40%,但歐洲只佔15%。所以深度開發對歐出口空間的意義,本來就不大。

  第三,歐洲內部的經濟運行狀況與機制,也正在對歐洲各國擴大進出口造成強約束。

  歐元統一的目的,本來是為了通過市場規模的擴充更加優化資源配置,以形成更高的經濟增長率,但在歐元統一後的17年中,卻形成了北歐生產,南歐消費,北歐出口,南歐進口,以及北歐儲蓄,南歐借債的格局。實體經濟增長率並沒有比歐元統一前顯著高出。不僅如此,在歐債危機後還出現顯著停滯。因此,由於促使歐洲走向貨幣統一的經濟增長動力並沒有形成,就動搖了歐元的基礎,因為這種格局的極限,就是南歐的消費規模逼近北歐的儲蓄能力。

  這其中的根據是,過去兩年中,從歐元區銀行間跨境結算系統(簡稱Target2)的債權債務淨差,與德國年均新增淨儲蓄的規模比較,已經相等乃至超過了。Target2反映的是歐元區各國中債權與債務的累積額,目前主要是北歐國家擁有的債權不斷增加,和南歐國家累積的債務不斷增加,需要説明的是,其中80%以上的債權是屬於德國的。在歐債危機開始時,Target2淨差基本是零,其後就不斷增加,2014年是4500億歐元,到2016年末已飆升到8200億歐元,兩年猛增了3700億歐元。這説明在過去兩年,南歐國家以借債方式獲得融資,從北歐國家的進口大增,而北歐國家把剩餘產品以出口形式提供給南歐國家,獲得債權。

  如果北歐國家有能力持續向南歐國家提供剩餘產品,Target2淨差繼續擴大當然沒問題,但是新千年以來儘管在歐元統一後德國獲得了巨大出口空間導致貿易順差猛增,目前是全球最大的順差國家,但過去15年中平均每年增加的順差也只有710億歐元,其中2010年後的5年中平均年增只有700億歐元。所以北歐國家的淨儲蓄增長,是跟不上南歐國家負債進口的需求的。走到目前這一步,北歐的淨儲蓄已基本吃的差不多了,因此維持歐元區統一的內部潛力就快走到了盡頭,現在歐元區正在做希臘第三期債務安排,要求它繼續壓縮社保和居民消費,後面就是法、意、西等,都得靠壓縮需求減少進口而平衡宏觀供求,所以歐洲未來對中國的進口肯定是壓縮的。

  不瞭解歐洲經濟與歐元的前景,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為進入歐洲市場是沒有意義的。

  為輸出過剩產能?

  “一帶一路”倡議是長期戰略,至少要管20年,從這麼長的時期看,中國的產能是不可能過剩的,因為中國還遠沒有完成工業化與城市化任務。比如直到2016年,中國的城市户籍人口才剛過5億,人口的主體還是農民身份,而城鄉消費差距仍高達3倍。中國的淨儲蓄供給能力也不是無限的,這就涉及應該怎樣看待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

  有觀點認為,中國鋼鐵是過剩產能,但去年中國人均鋼產量只有580公斤,世界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人均1噸,日本2噸。認為中國電過剩,但去年中國人均電力裝機剛過千瓦,世界工業化國家人均1500瓦,美國2500瓦。認為中國汽車產能過剩,中國目前百人10輛,美國80輛,日德65輛。

  所以,中國的過剩是暫時的,一旦中國進入大規模城市化階段,中國的產能就會顯得嚴重不足。比如,如果按照發達國家的平均標準計算,由於中國人口規模龐大,年產10億噸鋼也很正常,年產1億台汽車也不會過剩,如果今天的13.8億人口中有80%是城市人口,中國的生產規模就需要比目前增加2.5倍,這需要中國以9%的年均增速再增長15年才能實現。因此,不能以目前的總供求態勢來制定長期戰略。

  當然在中期內利用國內的富裕產能,向“一帶一路”倡議的沿線國家多輸出一些鋼鐵、水泥等基礎設施建設所必須的產品,也是好機會,既有利於減輕國內產能過剩壓力,也有利於戰略的起步和實施,所以中期內不應否定其積極意義。

  為接替美國引領新全球化和美元地位?

  爆發自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嚴重傷害了美國的元氣。特朗普上台以來,美國不僅提出要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 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等經濟組織,也要退出全球氣候條約,甚至認為北約對美國也沒有意義。這種從經濟到政治上全面退出世界領導地位的勢頭,讓很多人認為是出現了中國提前接替美國世界領導地位的機會,國際上也有希望中國接替美國繼續引領新全球化的呼聲。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一帶一路”倡議就是為接替美式全球化的制度框架嗎?筆者認為這樣判斷是錯誤的。

  首先,“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方向是明顯的“西向”化的,即陸路與海路的交通方向都是向西朝西亞、歐洲和非洲延伸的。

  “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雖然包括了世界60%的人口,但卻只涵蓋了30%的經濟規模。但是,在中國的東面即環太平洋地區,卻集中了世界40%的人口、50%的貿易和60%的經濟。二戰前世界的經濟中心在環大西洋地區,但是隨着二次戰後日本、亞洲四小和中國經濟的相繼崛起,世界的經濟中心就不斷從環大西洋地區向環太平洋地區轉移。

  此外,從歷史上美國從世界政治邊緣走向中心的過程看,雖然美國1890年工業就超過英國,在一戰前GDP就超過英國,卻是在1945年二戰結束後才正式接替了英國的世界領導地位,期間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而且是在兩次歐戰嚴重削弱了英國的實力後才得以接替英國地位的。從經濟角度看,中國在2010年工業規模超美,但是GDP超美尚需時日,認為中國在未來不遠時間超越美國顯然就是誤判了。美國在成為世界霸主之前,早就是南北美洲的霸主,中國要想走向世界,必先走向亞洲,然後才是世界,不能還沒走穩就想跑。

  其次,由於“一帶一路”倡議有明確的地緣空間去向,是要發展與沿線國家的各種經濟政治關係,“一帶一路”倡議是為取代美式新全球化是不可能的,“一帶一路”倡議是為接替美元的戰略地位同樣是不可能的。

  從全球貨幣使用結構看,美元佔比超過40%,歐元佔比超過30%,再加上英鎊與日元,發達國家的貨幣就佔到了全球的八成以上。這種以美元為主的全球貨幣支付結構也具有明顯的空間結構特徵,即美元的使用,包括貿易、投資和儲備,主要集中於環太平洋地區,所以有人形象地稱太平洋為“美元湖”,但是在“一帶一路”倡議朝向的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卻是歐元的天地。

  歐洲的經濟具有很強的封閉性,同時也因為中東和北非與歐洲的經濟聯繫顯著強於美國,例如在埃及的貿易中,與歐洲的進出口規模是與美國的6倍。雖説是“石油美元”,但是在歐元誕生後,中東有些國家如伊朗,就開始發展用歐元結算石油出口。所以,地中海是“歐元湖”,“一帶一路”倡議的沿線國家,是越向西,歐元的勢力就越強。因此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為奠定人民幣取代美元的基礎有些文不對題。

  當然,在冷戰結束世界進入“虛擬資本主義時代”後,貨幣不僅為實體經濟服務,也越來越多地為虛擬經濟服務,乃至為虛擬經濟服務替代了為實體經濟服務,成為貨幣使用的主體。比如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貨幣交易的最大單一商品是石油,年均高達萬億美元,由此使美元脱離黃金後仍能擁有貨幣霸權。

  而在進入虛擬資本主義時代後,世界最大的單一商品竟成為貨幣本身,其貨幣交易的內容,主要是利率衍生品與匯率衍生品。在2010年前後,世界年均貨幣交易額就超過了2000萬億美元,是全球年GDP的二三十倍,近幾年日交易額曾達到10萬億美元的高峯,是世界年出口額的一半還多。而最大的國際貨幣交易市場就在倫敦,最大的交易幣種是美元,佔比超過2/3,這種變化是美歐經濟朝向經濟虛擬化演變的結果。

  那麼中國推行人民幣國際化的目的是什麼?雖然人民幣在世界支付貨幣中的佔比目前只有不足2%,排名也很靠後,但是中國卻是世界第一的實體經濟大國。因為中國的工業化特別是城市化的目標還沒有完成,還有很長的實體經濟道路要走,因此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應該是隨中國實體經濟發展而自然推開的過程,比如,中國應首先追求人民幣的周邊化,以及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使用人民幣結算。

  “一帶一路”倡議的目標建議

  對於一個具有明確地緣指向的戰略來説,賦予其過多的全球戰略目標內容,顯然是不太合適的,全球戰略應該用其他全球性的戰略設計來解決。如果排除了獲取歐洲市場、輸出過剩產能、接替美國新全球化的領導地位,以及助推人民幣國際化這些目標後,中國的力量如何跨出國界向西延伸?

  “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如何以最短的距離和最低的成本推進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素。目前看,陸路通向中東與非洲的捷徑是阿富汗、伊朗和沙特,或者是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和敍利亞,然後經埃及進入非洲。海路應出緬甸入印度洋,再進入海灣和非洲。所以,上述國家才是“一帶一路”倡議中重要的戰略節點,由此而言,“一帶一路”倡議所經的沿線國家,也要儘量減少不必要政治麻煩與經濟負擔。


  智庫:對接“一帶一路” 我國自貿區發展迎來新機遇

  2017-09-30

  中國青年網

  中國青年網北京9月30日電(記者 楊月 實習記者 金之玥) “通過‘一帶一路’與自貿區戰略的相互融合與促進,將有利於在國際經貿合作與國際規則制定中發出更多中國聲音、注入更多中國元素。”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特華博士後科研工作站、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佈的《自貿區藍皮書:中國自貿區發展報告(2017)》稱,我國已與13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自貿區,涵蓋了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30%左右,初步形成了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自貿區網絡。

  福建自貿區福州片區管委會大樓。圖片來源:中新網

  報告認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為我國自由貿易區網絡的建設和完善提供了契機。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許多國家自身的發展戰略與“一帶一路”倡議天然吻合。例如,老撾通過互聯互通成為連接周邊國家樞紐的“變陸鎖國為陸聯國”戰略、哈薩克斯坦的以運輸和物流基礎設施項目為核心的“光明之路”計劃、印度尼西亞以基礎設施建設為核心的“全球海洋支點”發展規劃等。

  另一方面,我國現有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大多數擔負着直接與“一帶一路”倡議對接的任務。比如,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位於“長江經濟帶”和“一帶一路”地理位置交匯點,是我國首個被納入“一帶一路”願景和行動計劃的自貿試驗區,肩負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金融聚集等重要作用和功能。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則主要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進行經貿往來,打造物流、投資、貿易樞紐。中國(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一帶一路”陸海交匯點,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則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區,可以發揮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歷史和人文優勢,加強與沿線國家的經貿對接力度。

  同時,報告建議,為實現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成功對接,應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依託,不斷完善我國的自由貿易試驗區網絡,讓更多的省份和國家參與進來,進而提高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對接效率,從而為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發展創造更多的機遇,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新的動力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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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30)


  廣西全力實施開放帶動戰略打造“一帶一路”重要支撐

  2017-05-10

  中國日報中文網

  新華社南寧5月10日電題:一灣相挽十一國 良性互動東中西——廣西全力實施開放帶動戰略打造“一帶一路”重要支撐

  新華社記者 王念、王軍偉、潘強

  廣西沿海沿江沿邊,連接中南、西南和北部灣,與東盟陸海相連。國家“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廣西緊緊抓住這一重大歷史機遇,舉全區之力、集全區之智,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帶動戰略,打造“一帶一路”重要支撐。

  北部灣上,構建四通八達的“海上高速”

  遼闊的北部灣將廣西與東盟緊緊相連。早在西漢時期,廣西合浦就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之一,從這裏可到印度、斯里蘭卡等地。如今在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與東盟港口合作正迎來新時代。

  近日廣西北部灣國際港務集團控股企業文萊摩拉港有限公司完成了對文萊摩拉港集裝箱碼頭的接管工作,此舉標誌着“文萊-廣西經濟走廊”旗艦項目的順利落地。

  “早在2015年,我們就完成了馬來西亞關丹港40%股權收購,獲得其60年經營權。”廣西北部灣國際港務集團董事長周小溪説。

  同時,東盟國家也在積極融入中國的港口開發。全球知名企業新加坡國際港務集團此前與廣西北部灣國際港務集團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開發廣西北部灣國際集裝箱碼頭。

  太陽初升,在欽州港作業區大欖坪外貿碼頭,汽笛陣陣鳴響,“海上巴士”往來穿梭。短短數年,欽州港已開通24條內外貿直航航線,構成四通八達的“海上高速”,已跨入億噸大港行列。

  廣西北部灣港包括欽州港、北海港和防城港,有定期集裝箱班輪航線達35條,初步形成了面向東盟的物流集散基地。周小溪介紹,廣西正以北部灣港為基點,加快推進與東盟47個港口的海上互聯互通,全力構建中國—東盟港口城市合作網,隨着泛北論壇、中國—東盟博覽會等一系列開放合作平台不斷升級,廣西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將發揮更大作用。

  全方位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爭當“排頭兵”

  “這袋白糖可以説是‘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的縮影。”廣西建工集團董事長金寧運拿起一袋白糖説,這袋白糖是用中國技術、泰國甘蔗在泰國生產的。

  廣西建工集團在泰國共建設了3個現代化製糖廠,95%的生產設備來自中國,產品純度、出糖率全球領先,目前已得到業界認可。

  “隨着產能合作的深入推進,雙方充分發揮自身優勢開展合作。工廠的運營為當地提供了許多就業機會,帶來參與國際競爭的‘新機遇’。”金寧運説。

  在印尼首都雅加達郊外,上汽通用五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印尼製造基地前期項目建設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基地將於今年8月投入運營,屆時將帶動多家汽車配套企業入駐,年產能力預計達15萬輛整車。

  公司副總經理練朝春説,截至目前,已有近20家國內企業確定與上汽通用五菱一起到印尼設廠,實現共同發展,“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正在為當地機械製造水平提升帶來新機遇。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翟崑説:“‘一帶一路’倡議為廣西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機遇,使廣西以更加自信的姿態站到了全國開放的前沿。”

  承接東部、服務中南西南,“支點”作用凸顯

  近年來廣西以“打造西南中南地區開放發展新的戰略支點”為發展定位,加強通道建設和跨省區產業合作,有效服務了西南、中南和東部地區的產業發展。

  目前,北部灣港已經成為我國西南、中南地區最便捷出海口,川、滇、湘、黔、渝5個西南、中南省市通過廣西所屬口岸進出口的貨物貨值,年均增幅在30%左右,每年貴州都有30%的進口原料從防城港登陸直入“黔道”。

  廣西努力為中南、西南地區“借道”廣西進軍東盟提供“支點”。湖南已在欽州建設臨港工業園區及專業配套碼頭;雲南將在北部灣經濟區集中建設園區。重慶、四川等省市紛紛與廣西簽署合作協議,在廣西沿海佈局產業園,打造臨海產業“飛地經濟”。

  在發揮陸海聯動的同時,廣西還最大限度地發揮珠江—西江經濟帶聯動東中西的作用,通過打造西江億噸黃金水道,廣西內河通航里程5800多公里、港口吞吐能力過億噸,沿江7市湧現50多個工業園區,機械、電子、製藥等支柱產業快速成長,與北部灣經濟區共同夯實產業發展根基。

  廣西大學中國—東盟研究院首席研究員陸建人説,廣西正極大拉近與周邊省份、沿海發達地區、全國各大經濟板塊的時空距離,聯動東中西的效應不斷提升,促進了區域內生產要素高效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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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5-10)


  中國的“一帶一路”是關乎中國兩個一百年復興的重要的戰略。“將改革進行到底”,其本質就是讓中國通過陸路和海路將中國的貿易與世界貿易全球化不斷的融入加深。進而完成中華民族復興偉大的目標。

  “一帶一路”國家戰略提出後,世界上既有積極參與的國家,也有用懷疑的目光看待的國家。尤其是海上一帶一路,受到視中國為主要競爭對手的國家的疑慮。這必然給中國海上一帶一路戰略帶來挑戰。

  海上一帶一路,主要途經南海、馬六甲海峽、印度洋、海灣等水道。如果競爭對手,採取某種中段,比如類似於銀河號事件,就會給中國帶來麻煩,阻滯“海上一帶一路”的順暢通行。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一帶一路帶動的國際商業交往,國家貿易的日益頻繁,特別是對外部資源,如石油資源的依賴,是中國未來經濟全球化面臨的實質性課題。

  歷史上世界傳統大國強國,威脅中國商船航行主要以第二島鏈為基礎,輻射中國出入太平洋、印度洋的海道,尤其是南海、馬六甲、印度洋通道。傳統強國最近幾年已經將目光從歐洲轉入亞太地區,一些周邊國家也將目光轉向中國的一帶一路。個別國家存在制衡、遏制中國海上通道的企圖。過去執行的近海防禦不足以支撐未來海上一帶一路的安全環境。

  因此,建立海上貿易安全通道,是中國優先考慮的課題。實際上中國早已經着手這種安全保障的架構。

  加拿大媒體《漢和防務評論》曾在2016年1月載文稱,中國首部(戰略預警雷達)天波超視距雷達,已經進入測試尾聲,預計不久即可交付使用。

  地基戰略預警雷達,是國家主要海洋戰略防禦的關鍵組成部分。其主要任務應該是對來襲的水下、地面、空中、軌道武器進行有效預警,是維護國家商船通道的有效的保障力量。按常規看,地基戰略預警雷達探測距離應該超過3000公里,而超過5000公里的探測更會給中國商船和保護商船的海上力量提供早期預警。如果按《漢和防務評論》所預測的那樣,中國的路基預警覆蓋範圍足可以覆蓋包括第二島鏈在內的干擾目標。可以説其戰略預警應該對中國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提供精準的保護。

  日本根據中國於2015年公佈的白皮書,曾暗示中國將開發戰略預警衞星。《漢和防務評論》則在2016年5月預測中國已經立項研發彈道導彈預警衞星。

  《香港南華早報》今年9月27日以“中國研發新雷達技術以揭下隱形戰鬥機的偽裝”為題,報道了中國破解隱形飛行器的太赫茲雷達先進反制武器。《香港南華早報》説:“中國最大的武器製造商,已經完成對一件用於偵查隱形危機的新裝置的測試,並且如果在衞星和飛機上得到應用,這項技術可能會成為軍事上的致勝法寶”。這則報道接續了《漢和防務評論》2016年5月預測的中國已經立項研發彈道導彈預警衞星的報道。

  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2015年曾在一架直升機模型上測試太赫茲雷達。報道説,新裝置能夠產生穩定且連續的輻射,平均功率最高達18瓦特,而微脈衝峯值最高接近1兆瓦特,與某些軍用雷達相當。如果這件裝置的功率水平真的像報道説的那樣,那麼F35機身防雷達塗層看起來就會與絲襪一樣薄,一樣透明。中國很快就能從很遠的距離獲得F35的回波圖像,並且有些細節會顯得非常清晰。

  《俄羅斯自有媒體網站》記者弗拉基米爾.圖奇科夫在今年8月曾撰文稱“中國打造呑齧北約潛艇的怪獸”,“中國科學家接近實現潛艇革命”。該文説:“中國科學院研製的新型磁力儀可在數公里之外捕捉到最微弱的磁場。這種儀器的基礎是超導量子干擾儀(SQUID),利用了量子力學原理,SQUID能記錄外部磁場影響下電子干涉情況的改變,這種改變具有非連續的階梯式特性”。澳大利亞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材料科學和工程部主任凱茜.福利認為,中國率先在SQUID偵測潛艇方面獲得了成功。

  目前,中國的低端產業面臨着諸多挑戰,高技術產品和高技術戰略儲備和研發將有助於確保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目標的實現。而海上“絲綢之路”將是中國國家戰略的重要支點。實現“合作共贏”,確保中國提出的未來雙贏的世界貿易格局,有效排除非正常干擾。來自空中、地面、水下的“中國的火眼金睛”將是破解諸多難題的重要力量。

  丹青居士

  2017.10.5

  (2017-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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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週以來,31名中國工人在贊比亞被抓的消息,引發了人們的持續關注。經過中國政府的持續協調溝通,終於得以解決。31名同胞已經在當地時間6月6日上午獲釋,目前已抵達贊比亞銅帶省首府恩多拉市的恩多拉國際機場,預定將搭乘當地時間下午3點半(北京時間晚間9點半)起飛的埃及航空班機返國。

  中國外交部門進行交涉的口徑,對贊比亞政府方面有所不滿。外交部非洲司司長林松添4日緊急約見贊比亞駐華使館臨時代辦班達,就贊比亞銅帶省警方近日抓捕31名中國公民事提出交涉。林松添表示,中方理解並支持贊方依法打擊盜採礦石等非法行為。但此次贊方在沒有提供確鑿證據、不出示執法證件的情況下,不加甄別地針對中國公民開展抓捕行動,其中包括1名孕婦和2名瘧疾患者。中方對此表示嚴重關切和堅決反對。外交辭令上,用到“嚴重關切和堅決反對”,那已經是有相當大的意見了。

  這次交涉的對象可是贊比亞啊!要知道,在歷史上,中國和贊比亞之間的關係可是槓槓的鐵兄弟關係啊。在歷史上,中國和贊比亞之間的交往中,有許多已經寫入新中國外交史中值得永遠銘記大力宣揚的事情,比如:

  1964年10月29日,剛剛獨立不到一週的贊比亞,就同新中國建交。贊比亞是南部非洲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

  作為中非友好合作象徵的坦贊鐵路,連通的主要國家之一就是贊比亞。這條跨越非洲大裂谷的東非交通動脈,東起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西迄贊比亞中部的卡皮裏姆波希,全長1860.5公里。1970年10月動工興建,1976年7月全線完成。為建設這條鐵路,中國政府提供無息貸款9.88億元人民幣,共發運各種設備材料近100萬噸,先後派遣工程技術人員近5萬人次,高峯時期在現場施工的中國員工隊伍多達1.6萬人,在工程修建及後來技術合作過程中,中方有64人為之獻出寶貴生命。

  贊比亞獨立運動的領袖卡翁達總統(1964-1991年執政),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任期內曾4次訪華,和中國領導人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毛主席當年影響世界的“三個世界”論斷,就是在1974年2月22日會見卡翁達時提出來了。今天中國外交上關係最緊密的“巴鐵”,我們的表述是“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係”。類似的表述,卡翁達早早就對中國提出過——早在1967年,卡翁達首訪中國後,就稱中國為“可信賴的全天候朋友”。

  當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而抬轎子的非洲兄弟中,贊比亞無疑是主力。

  坦贊鐵路以外,中國還長期大力支援贊比亞的經濟社會發展。1967年以來,中國承擔了坦贊鐵路、公路、玉米麪廠、紡織廠、打井供水等共70餘個項目。贊是從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峯會八項舉措中受益較多的國家之一,恩多拉體育場、醫院、農村學校、農技示範中心、瘧疾防治中心等有關項目落實順利。2001年,中方免除贊方債務3.3億元人民幣,佔到期債務的30%。2007年2月,中方再次免除贊方8600萬元人民幣債務。

  可是,為什麼這樣一個有着深厚歷史情誼與密切現實合作的國家,突然對中國31名員工實施並不太友好的抓捕,並惹得外交部公開表態反對?在為被抓捕同胞被釋放回國高興的同時,贊比亞對中國企業和員工的態度轉變,值得我們高度重視與深入反思。

  贊比亞的態度轉變不是偶然的,此次中國企業員工在贊比亞的被逮捕,某種程度上只是贊比亞政治經濟生態在發生微妙變化的一個縮影。

  一、贊比亞等非洲國家是怎樣成為中國鐵桿朋友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一直大力支持積極援助非洲國家的發展建設。這種支持和援助,是全方位的,既有政治上的聲援非洲人民反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也有經濟上的無償支援幫助建設,而且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也正因此,中國收穫了一大批非洲朋友的認可和支持,為中國在國際上發揮影響力提供了重要的基礎。但是,在中國支援非洲建設的具體形式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進行了一定的轉變。比如:

  從指導原則上看,建國初期對非援助特點是緊密配合政治和外交戰略需要,貫穿着亞非拉第三世界人民大團結的國際主義原則,以政治利益和政治效果為優先考慮,經濟效果兼顧。

  廣為人知的是,為支援非洲建設,中國援建了坦贊鐵路,為此付出了巨大的財力和物力,64名工程人員甚至獻出了生命。實際上,中國當年不僅支援了非洲建設,更是支援了非洲革命。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的非洲擺脱西方的殖民統治、謀求民族獨立的進程中,中國就已經發揮了巨大作用,這使中國的無形影響在獨立後的新非洲無所不在。

  比如,在阿爾及利亞人民通過武裝鬥爭擺脱法國殖民統治、謀求獨立過程中,中國曾提供7000多萬元人民幣包括物資、軍火和現匯的各類援助。阿爾及利亞總統布特弗利卡曾明確地説,“阿爾及利亞的解放要歸功於中國人民和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的影響。”

  在六七十年代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韋、納米比亞等國獨立過程中,中國政府通過非統組織解放委員會以及各解放組織駐非洲國家的機構予以各類援助。據非統組織解放委員會公佈的統計數字,1971年至1972年,非洲解放運動自非洲以外獲得的武器援助,中國佔75%。中國曾向莫桑比克解放陣線給予武器和軍用物資援助,我軍事專家在坦桑尼亞營地為莫桑比克培訓了近萬名自由戰士。在南非,為終結種族隔離制度,中國政府曾積極支持南非兩大民族主義組織非國大和泛非大,包括培訓軍事人員。曼德拉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創建了武裝鬥爭組織“民族之矛”,並向中國派遣了一批指戰員接受培訓。非洲第一代開國領袖大都對毛澤東十分敬仰,卡翁達曾讚頌毛澤東是“游擊戰爭的偉大領袖”。

  再看看毛澤東去世後,非洲各國領袖的哀悼和頌揚。卡翁達説:“毛澤東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進行無私合作”,“毛澤東主席是一位偉大的革命領袖”,“無私地獻身於全人類事業”,“是被壓迫者事業的不妥協的旗手”……阿爾及利亞領導人布邁丁主席稱頌“毛澤東是第三世界的一個榜樣”,“永遠是各國人民的抵抗和鬥爭的象徵”。幾內亞總統杜爾説:“全世界無產階級失去了現代史上世界革命的最偉大的人物之一。”馬裏總統特拉奧雷讚揚説:“毛澤東的業績和制定的原則以及他的政治家品質永遠激勵着子孫後代。毛澤東主席像一顆明亮的巨星,以奪目的光芒照耀着整個世紀。”

  二、美國日本的非洲計劃

  改革開放以來,毛澤東留下的這份豐碩遺產愈加顯得彌足珍貴。尤其是新世紀以來,中國在非洲的投資以及從非洲進口的資源迅速增長,大有趕超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趨勢。非洲豐富的能源和資源成為中國崛起所必須的重要因素之一。西班牙《起義報》引用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

  【“中國在非洲的基礎設施項目投資從2001年至2003年的每年不到10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至2005年的每年約15億美元,2006年增加到70億美元。2012年7月,中國宣佈未來3年為非洲國家提供200億美元貸款。據計算,2010年至2012年中國的投資總額為1010億美元。”

  】

  根據2012年1-10月的數據,沙特、安哥拉及俄羅斯佔據中國原油進口的前三位。2012年中國從非洲小國安哥拉進口的原油比俄羅斯還多。非洲是繼中東之後,中國最大的原油進口地,佔2012年1-10月總進口量的23%。非洲豐富的能源和資源成為中國崛起所必須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中國力量相比擁有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傳統的美國和西方更加受非洲所歡迎。

  美國及西方對毛時代開始的中國與非洲之間的特殊友誼一直耿耿於懷,他們試圖重返非洲,意圖重建其新殖民主義統治,排擠中國力量。2007年2月,美國宣佈成立非洲司令部,2008年10月非洲司令部正式全面運轉。在美國非洲司令部的計劃中,安哥拉和尼日利亞是非洲大陸一南一北的兩個關注焦點,美軍計劃中的戰略支點由北往南分別是馬裏、塞內加爾、加納、加蓬、烏干達、贊比亞、納米比亞。

  (美國非洲司令部的計劃圖)

  統觀美國非洲司令部計劃,很明顯是在根據三個目標進行軍事部署:1、哪個國家有豐富的石油之類的資源和能源,便在哪個國家或者其周圍進行重點軍力部署,如尼日利亞、安哥拉等國。2、中國的影響在哪個國家深厚,哪個國家便進行重兵部署,如贊比亞、馬裏等國。3、其次是考慮地緣戰略因素,如烏干達、加蓬、塞內加爾等國。這三者是三位一體的關係,佔據重要的地緣要津,排擠中國的影響,其根本的目的是獲取非洲的石油。美國國務院顧問J・彼得・法姆曾公開指出,建立非洲司令部的戰略目標是“確保獲得非洲豐富的油氣和其他戰略資源”。2008年2月19日,美國海軍上將、非洲司令部副司令羅伯特·默勒在非洲司令部的一次會議上説,確保“非洲的自然資源向世界市場的自由流動”是非洲司令部的“指導原則之一”,他同時還明確指出,“石油供應的中斷”、“恐怖主義”及中國“持續增長的影響”是美國非洲利益的重大挑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激進勢力在非洲大陸的活動,成為美國軍隊進入該地區的最大藉口。但是由於對殖民主義傳統的強烈憎恨,由於新中國的非洲的廣泛影響,非洲國家對美國非洲司令部普遍抵制,美國在非洲部署軍隊的計劃一直不太順利,於是,通過美日歐資本開道,驅逐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就成為西方的重要戰略。新世紀以來,美國、日本持續加大在非洲投資,輸出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打擊當地的左翼社會主義政治勢力。

  三、警惕中國野蠻私企使贊比亞的政治天平導向美日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對非洲支援項目的具體實施單位,都是國有企業。這是由中國當時的經濟體制狀況決定的。改革開放以後,隨着我國私營經濟的快速發展壯大,以及中非合作的不斷深化,參與非洲開發建設的中國企業,在原先的國有企業之外,也開始有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參與其中,成為一支越來越重要的力量。這符合中國自身經濟體制發展變化的趨勢,調動多層次力量參與,從原則上説,是值得鼓勵的。此次被贊比亞方面逮捕的31名中國企業員工,就是屬於銅帶省基特韋市和欽戈拉市的7家中資民營礦業公司。

  國有企業管理相對規範、技術力量雄厚,一直在非洲的建設發展過程中發揮着積極的作用,並得到非洲社會的較高認可。比如這幾年新修的亞吉鐵路、蒙內鐵路等等,都是由國字號的中鐵承建的。雖然考慮到所在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其技術指標只相當國內的普通鐵路,但對於非洲國家來説,無疑已經是其交通運輸發展史上一次百年跨越了。因而是一張在非洲宣傳中國形象的絕佳名片,國內的媒體也樂意報道這方面的消息。前幾天,蒙內鐵路通車的消息,就在國內媒體上被熱炒,讀者也都喜聞樂見,自豪感大大增長。這是應該的,但不是中國企業在非洲發展的全貌。

  正是由於長久以來新中國對非洲的無私援助,將美國全球圍堵中國的戰略打開很大的缺口,併為今天的一帶一路戰略在非洲的實施留下了非常寶貴的政治、經濟、文化遺產。

  搭乘着中國與非洲深化合作的快車來到非洲的中國私人企業,在非洲當地有的也做得風生水起獲利頗豐,但收穫的社會評價往往比較複雜。在將中國物美價廉的商品帶到非洲國家來的同時,中國私人企業也暴露出不少問題。

  例如,存在“血汗工廠”之嫌,對本地勞動者的工資和福利保障制度非常不規範,甚至明顯存在剋扣壓榨工人工資等行為。這樣的事情在贊比亞就經常發生,並一度引發了廣受關注的“科藍煤礦血案”。其次,金錢開道,行賄收買官員,挑戰當地法律規定。例如,根據贊比亞現行法律,外國人不允許從事零售貿易,但中國人在贊比亞擁有大量的店面幾乎是公開的秘密。當然,老闆是不會一直在店裏的,他們可能一個人擁有五六間不同的店面,每天只是巡視,在一家店出現很短的時間。這些看不見的中國人,卻供給着盧薩卡市民大量的廉價日常用品。中國商人是怎麼做到的?主要就是靠行賄當地官員。《贊比亞每日郵報》曾經就有頭版新聞是 “商人行賄反腐敗委員會官員1500萬克瓦查”,而據該報報道,行賄的商人的名字叫“LiangGe”。

  自2012年9月,中國有色礦業集團公司已經為贊比亞當地的礦業採掘行業投資了超過20億美元,提供了10000個就業機會。但該投資項目在當地並沒有獲得絲毫讚譽,反而醜聞連連。2013年2月,贊比亞政府因從業人員的健康、安全和環境問題,吊銷了中國有色礦業集團公司所持有的三個Collum煤礦生產許可證。

  美國收買贊比亞官員,是國家戰略,一般是通過大企業收買頂層政治人物,與此同時配合意識形態滲透,這一方面非常隱蔽,另一方面有長期規劃和戰略,普通老百姓基本感受不到。而中國私企賄賂當地官員考慮的都是短期經濟利益乃至蠅頭小利,從而被媒體及民眾廣泛知曉,損害了中國國家形象和戰略影響力。

  2012年8月4日,贊比亞中資私人企業科藍煤礦(Collum Coal Mining Industries ltd)突遭當地員工衝擊,因為工資和工作環境問題,與贊比亞本地工人之間發生衝突,並引起工人騷亂。51歲的中國員工吳生崽,被砸死在礦井中,

  此次暴力事件造成中方人員1死4傷。

  而在此前,2010年10月15日,同樣在這個科藍煤礦,當地礦工在抗議低薪酬和糟糕工作條件的示威時發生騷亂,兩名中國管理人員開槍,造成11名當地礦工受傷。這招致贊比亞國內主要政黨之一愛國陣線總書記温特·卡賓巴批評中國企業“與贊比亞政府串通,虐待贊比亞工人”。他説許多中國企業支付着“奴隸般的工資和條件”,並經常忽視安全法規和勞工法律。

  2011年9月22日,中國在非洲鐵桿朋友贊比亞反水,愛國陣線領導人邁克爾·薩塔當選贊比亞總統,此人曾公開接受台灣當局的金錢賄賂,他素以反華著稱,曾主張要把所有的中國商人趕出贊比亞,“尋求與台灣建交與中國大陸斷交”。自2005~2011年期間,他持續地、激烈地抨擊中國在贊比亞的投資,他在2010年對路透社記者説:

  【“中國和其他亞洲礦業公司在贊比亞推行‘奴隸’般的勞動條件。”

  】

  而愛國陣線的另一領導人、贊比亞的副總統蓋•斯科特(Guy Scott)曾説,白人比印度人好,而中國人最壞。由這樣的政治人物成為贊比亞的總統和副總統,説明西方的力量已經在贊比亞大幅增長。

  2011年11月,為了兑現之前限制“中國專橫”的承諾,剛上台的邁克爾·薩塔成功地將國家特許開採税增加了一倍,達到6%。為了彌補中贊之間的“全天候的友誼”,87歲的老總統卡翁達於11月不得不緊急親赴北京。要知道,正是由於毛澤東的中國為贊比亞修建的坦贊鐵路,贊比亞才成為世界最大的銅礦出口國,而自卡翁達之後的歷屆贊比亞總統都由於感恩而堅定地奉行親華政策,中國也成為贊比亞最大的投資國。邁克爾·薩塔當選,預示着贊比亞的天平正導向西方一邊。

  邁克爾·薩塔

  當然,新中國及毛澤東在贊比亞的深厚影響不是一下子能夠消除的。邁克爾·薩塔、蓋•斯科特等人獲得政權後不得不表現出務實的一面,他們仍然表示歡迎中國到贊比亞進行投資,但是相比而言,他們更加歡迎西方的投資——毛澤東為中國在贊比亞和非洲奠定的獨特政治優勢已經不復存在。邁克爾·薩塔的當選至少是個重要信號:當年那些毛澤東為中國結交下的非洲鐵桿盟友,正在一個個逐步遠離中國!2014年10月28日,贊比亞總統薩塔於當地時間28日晚間在倫敦病逝。薩塔飛往倫敦治療前,任命國防和司法部長埃德加·倫古為代總統,可見埃德加·倫古與薩塔的關係。2016年8月15日,埃德加·倫古在大選中以50.35%的得票率勝出當選總統。

  今天,贊比亞政客對中國的指責固然有其自身譁眾取寵的一面,也有美日勢力的滲透和影響,但是,蒼蠅不叮無縫的蛋。近十幾年來,美國及西方在原來中國的鐵桿盟友贊比亞的勢力日漸增長,終於達到了將贊比亞變成反華國家的臨界點,這裏面也有中國方面的原因。比如,中資私人企業科藍煤礦先後發生多次重大沖突事件,與其在贊比亞將國內血汗工廠那一套搬過去,實行很有“中國特色市場經濟”(原始野蠻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私營企業管理辦法不無關係。造成中國員工1死4傷的衝突事件的導火索,是科藍煤礦在贊比亞國內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後,拒絕按照新的工資標準向工人支付工資。曾在科藍煤礦的井下工作過的當地人喬納抱怨,在科藍煤礦“沒有安全帽,沒有靴子,什麼防護設備都沒有”。此外,為了降低成本,還長期大量僱傭不簽訂勞動合同的臨時工,僱工時間超過6個月(依法最長不得超過6個月)。由於臨時工為非工會會員,無法通過工會組織要求正當權益,在勞資糾紛面前往往處於弱勢,造成當地僱員心理失衡。最後只好採取暴力手段維護權益,才釀成慘案。

  此次被贊比亞政府抓捕的中國私人企業,主要涉嫌非法收購被盜採的礦石。雖然事件過程中,贊比亞政府存在定向執法嫌疑,背後也隱約可見由印度人控制的銅礦企業KCM公司因為競爭關係而向政府施壓的痕跡,但是從此前的情況看,部分中國私營企業確實會從非法礦場購買便宜的礦石,因而給當地警方抓住了把柄。

  因此,雖然在過去中國與贊比亞之間有着長期而深厚的傳統友誼,但是近些年來中國企業、特別是私人企業在贊比亞的這些作為,確實給中國的國家形象、中國企業在非洲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損害。特別是,西方媒體基於對中國的偏見和敵視立場,抓住一些事件大肆渲染所謂的“中國在非殖民論”等觀點,推波助瀾,並在相當範圍內影響到了贊比亞普通民眾。從2011年開始薩塔等相關勢力的當選,足可見贊比亞政治天平的導向及當地民眾對中國企業的印象。

  四、警惕新自由主義和野蠻私企破壞一帶一路戰略

  此次中國企業員工在贊比亞被抓捕一事,暴露了由於部分中國私企在非洲表現不佳,使新中國在贊比亞長期積累的政治和文化信譽正在被消耗,贊比亞政府及部分民眾正在美日印的挑唆下遠離中國。與此與一帶一路建設、中非合作往面臨的幾個問題,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首先是,不能任由新自由主義私人資本邏輯來並主導和支配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和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中國倡導一帶一路建設,積極加強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經貿合作往來,非洲無疑是重要區域之一,從目標上來看,也是皆大歡喜的大好事。但是從實踐層面,不能過分指望私人企業和資本按照資本邏輯來承擔這一重任。私人資本的本質是追求剩餘價值及對工人和環境的壓榨率最大化的,只要有盈利空間,勞動者權益、法律規定、生態環境約束等等,都是其要一一克服的障礙。在歷史上,西方列強在中國、在非洲都是這樣做的,並且遭到了可恥的失敗。中國和非洲之所以結成兄弟般的友誼,一個基本的背景就是攜手共同反對資本主義國家為在全球市場追求剩餘價值而進行的殖民統治。中國和非洲都曾經是資本主義殖民統治剝削的受害者,更有理由提高警惕。

  今天,美日西方資本已經披上了高度偽裝,非常注重他們的企業責任,還通過NGO等各種方式在非洲搞環保、民生和福利,並藉機輸出顏色革命。因此,中國必須有自己系統的戰略應對。

  其次,中國企業在非洲的遭遇,更凸顯了國內轉變升級發展方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中國私營企業在非洲國家所實行的諸多經營管理方式,無疑是很有“中國特色”的,是過去幾十年中國國內私人資本強勢發展的一個縮影。在贊比亞的私營企業所存在的壓低工人工資、安全防護缺失、不籤勞動合同僱傭臨時工、行賄收買官員等問題,直接就是其在國內野蠻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翻版。然而弔詭的是,恰恰是在整體發展水平遠遠落後於中國的贊比亞等國,由於當年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其勞動法規的標準之高、執法水平之嚴,是當前中國所不及的。贊比亞國內的工會組織力量也很強大,能夠代表工會會員進行談判維護利益。這些讓習慣了在國內毫無束縛自由發展的中國企業感到不適應,並經常向媒體大倒苦水。可是事實上呢,這隻能説明,近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私人資本發展得太任性、太肆無忌憚、太缺乏來自執政黨、政府、人民大眾及法律的約束了,恰恰是贊比亞這個落後國家在某些方面照出了中國發展方式中的重要缺陷。值得我們反思。

  再次,要加強對中國走出去力量的駕馭協調,打造以國有企業為龍頭、引導規範私營企業參與的格局。中國倡導一帶一路建設,不僅僅是作為一個民族國家來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所主導的不平等的世界經濟格局,更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傳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種新型的發展方式。因此,一帶一路建設只有超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構世界市場的舊有路徑,真正發揮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毫無疑問,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優勢之一,就是在經濟上實現無產階級執政政黨對經濟事務的高度駕馭,以公有制經濟和按勞分配為主體,以國有企業為推動社會經濟技術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中國在非洲的建設發展,能夠取得成就,主要是這一體制優勢的延續和發揮。而出現問題,則主要是由於新自由主義思潮、學者及官員對改革開放的干擾、破壞、誤導,無論是在中國國內還是在海外,執政黨對中國的私人企業的發展所進行的駕馭、監督、引導和協調嚴重不足,甚至讓資本反噬權力、控制輿論,某些官員成了私人資本的傀儡。進而使中國有老一輩革命家所辛辛苦苦開創的、由中國國有企業所繼續維護的中非友誼與合作共贏的總體局面,被部分唯利是圖的私營資本所損害,甚至有可能會挑戰一帶一路的戰略規劃。

  總之,當今非常需要積極加強中國在亞非拉地區企業特別是私營企業的監督、駕馭和引導。外交無小事。任由那些野蠻的私人資本的無節制增長,不僅在國內會破壞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顛覆國家社會主義性質,擴大社會兩極分化、瓦解黨的執政基礎,輸出到國外還會導致更大的顛覆性錯誤。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U159672352”:好吃懶做的民族,是不是很久沒有援助馬上援助10億什麼都好説。

  網友“U70085186”:都貪到外國去了

  網友“0P田園P0”:社會不在歷史的基礎上發展,就不會有今天。有發展,就是有變數。回顧歷史是算老帳。應對今天才是能為。友好,就往來。不友好,就不往來。

  (2017-06-09)


  兩千多年前,駝鈴古道上留下了中國茶葉、絲綢和瓷器的美名。如今,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一些真正具備技術實力的中國品牌正逐步走出國門,與沿線各國合作發展。用中國標準、中國技術、中國創新攻克一個又一個難題,引來世人對“中國製造”、“中國智造”的嘖嘖稱讚。徹底改變全世界人民對於中國製造還停留在模仿製造的錯誤認識,不僅在基建和通信等行業企業走出國門以實力震驚了國外友人,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一些國家的第一條輕軌、第一條城軌、第一條高速公路……都是由中國企業承建。在建設過程中,中國交建、中國鐵建、中國港灣、中國路橋、振華重工等標誌性品牌用實力收穫了國際市場的高知名度。而且令人欣喜的是也不斷有國內針對個人消費類產品的優秀企業也走出國門,把代表全球最領先技術的產品帶給更多國家的消費者。

  在個人消費類產品市場中不僅僅有華為和小米等優秀的公司把產品帶給沿途國家,搶佔了本來應該是國際巨頭公司蘋果和三星等國外企業獨領風騷的領域,在其他更細分的領域也出席了一批頂尖品牌的產品佔領高端應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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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伯爾FIBBR有源光纜產品是以光纖代替傳統銅線作為內芯材料的新型消費類高速電子接口傳輸方案,產品主要包含USB、HDMI、DVI和DisplayPort等系列,應用領域涵蓋數據中心、雲計算系統、機器視覺、遠程教育、安防監控、醫療、家庭影院等。通過自主研發和持續創新原則,菲伯爾FIBBR有源光纜系列產品近年來持續升級換代,不僅推出了高達18Gbps速率符合HDMI 2.0要求的線材還全球首發推出了支持56Gbps傳輸達到8K HDR傳輸需求的次世代光纖HDMI線材,滿足未來家用音視頻高品質傳輸的最高要求。

  事實上,就如菲伯爾FIBBR品牌一樣,不少中國企業在一些高新技術領域已經成為全球頂級技術廠家,中國企業已從“跟跑者”向“並跑者”甚至“領跑者”轉變,一系列“中國智造”正逐步走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眾的日常生活。

  隨着“一帶一路”倡議在中國企業中的進一步推進,中國優秀品牌走出去的步伐正不斷加快。就如菲伯爾FIBBR一樣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品牌正在用品質、實力、誠信閃耀世界舞台。區別於傳統的“Made in China”,菲伯爾FIBBR產品在海外市場中體現的的是中國製造的絕對技術競爭實力,改變着國際社會對中國製造的舊有認知,過硬的技術與優秀質量產品使得菲伯爾FIBBR在“一帶一路”中成為中國品牌輸出的最好例證,菲伯爾FIBBR成為體現中國實力的特別版本的“中國名片”。

  關於菲伯爾(FIBBR)

  菲伯爾科技作為國內頂級的光纖領域研發生產一體商,是長飛光纖光纜和台灣威盛的成員公司,在核心技術與科研力量方面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菲伯爾產品經過技術與實力的沉澱,產品於2015年9月份上市。菲伯爾產品研發之初,是為了滿足Hi-Fi用户的需求,為發燒友提供能夠滿足極致視聽體驗效果的線材。菲伯爾生產的HDMI高清視頻線,摒棄傳統以銅線作為傳輸媒介,選用光纖作為內芯材料,能夠在較長的距離下無損地傳輸4K高清圖像及高保真的音頻。由於光纖在數據傳輸方面的絕對優勢,隨着生產的進一步擴大,光纖線材由於無損傳輸的特點已經在線材界不斷提升影響力和地位,逐漸成為高端線材的主流產品。近日,FIBBR經過嚴苛的測試已經獲得ISF專業認證,併成為全球首家獲得ISF認證的光纖HDMI線材品牌。

  (2017-10-25)


  深化中國對外經貿合作

  首先,創造市場機會。從絲路路線圖我們可以發現,它涵蓋中亞、南亞、西亞、東亞和中東歐國家,這些國家和地區多為發展中及轉型經濟體。相比這些國家,中國在基礎設施、製造業、冶煉等行業的技術更為先進,經驗也更豐富。“一帶一路”的建設不僅幫助沿線國家加快自身經濟發展,也將深化各國間的貿易往來。總體上,各個國家間合作的深度和廣度都會因此獲得顯著提升;客觀上,中國的對外投資規模、進出口規模等,必然會躍上一個新的台階,中國企業也將獲得更多的海外潛在市場機會。

  其次,多途徑利用全球資源。2014年,中國主要進口能源分別為原油、成品油和天然氣。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對能源資源的消耗也會不斷上升。外加中國本身是一個人均資源相當匱乏的國家,根據美國能源信息署,2015年中國原油儲量為18bbl/人(注①)。據世界貿易組織對外公開的數據,亞洲進口產品最主要的為燃料 (fuels),佔總進口比約6.31%,其中中國是世界最大原油進口國。未來,中國能源供需缺口將不斷加大。此外,依據U.S.EIA公佈的2016年世界石油儲量佔比,保守地將“一帶一路”按65個國家計算,我們發現“一帶一路”國家石油儲量佔世界石油總儲量比約57.11%(注②)。因此,與沿線國家和地區密切合作,可以降低中國在境外利用能源的難度。不僅是能源,其他經濟發展所需資源也有類似情形。“一帶一路”共同發展理念可多元化和穩定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範圍內各類資源的整合與利用,還可消除中國與全球資源類國家的貿易壁壘,降低貿易與投資的成本。

  促進周邊地區經濟發展

  期待各國共同實現規模經濟利益。雖然一個國家能夠建立一個完整的市場,但是相比整個國際市場,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一個國家,本國市場都是狹小的,單純依賴本國市場實現規模經濟效應能力有限。若各個國家共同建立一個大市場,則可與其他“一帶一路”國家實現優勢互補。依據沿線國家的工業化水平評估結果(黃羣慧,2015),絲路途經國家的工業化程度差異較大,互補性很強。因此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技術、資金和人才的建設,不僅能提高參與國的工業化水平,還可以幫助各國企業拓寬市場規模、降低生產成本和流通成本。

  非經濟意義

  維護世界和平。各國間衝突的原因通常是國家間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太大、利益或資源分配不均,“一帶一路”則通過增加國與國之間的深度經濟合作形成利益聯盟(Jacques,2009;Kang,2007)。雖然頻繁的經濟交往增加了貿易摩擦,但卻能夠降低軍事和政治的衝突概率。因而“一帶一路”可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世界經濟進入一個正循環發展模式。

  ①通過將2015年中國石油總儲量25 billion bbl (來自美國能源信息署,網站:http: // www.eia.gov/beta/intemational/)除以同年中國大陸人口總量137 462萬人(來自中國國務院,網站:htp: //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2/t20160229_1323991.html)得出該指數。因為中國的石油儲量數據僅更新至2014年,為得出最新結果,所以我們結合兩個國家的數據計算。

  ②絲路國家實際石油儲量佔比可能更高,因為U.S.EIA在2016年僅提供了17個國家的數據。

  內容來源:

  《

  “一帶一路”當中國和歐洲邂逅在波羅的海

  》

  作者: (法)讓·保羅·拉爾松,李東紅,主編

  出版:清華大學出版社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chengx835”:一箭多雕

  網友“呼延妍”:長遠戰略

  網友“U66351253”:高,實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