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的邵先生前幾天突感身體不適，在醫生要求下進行了核磁共振檢查。原本並不複雜的檢查結束後，他卻經歷了黑暗的20分鐘。“我敲敲內壁大喊，有人嗎有人嗎！也沒人搭理我”，裏面又悶又熱，邵先生實在沒辦法才慢慢把頭罩取了下來，像蚯蚓一樣倒着爬出。竟然發現三位醫護人員都在玩手機，自己被忘在了檢查艙。
邵先生的遭遇有些極端，用他的話説“工作人員嚴重失職，一點責任心都沒有”。但回憶起來，人們印象中遇到各行業工作人員玩手機的狀況還真不少。只是大家都覺得“不是多麼嚴重的事兒，也沒造成實質性影響，太過計較反倒顯得自己多事”。然而深究起來，小小的手機問題，未嘗不體現着從業者對所服務對象的尊重，以及對工作的專業精神。
插圖 宋溪
體驗
咱也不敢催 咱也不敢問
“就在我對面五六米距離，喊了好幾聲都沒聽見。”想起幾天前，自己在診所打點滴的經歷，黃傑思仍止不住抱怨。
近來氣候變化，黃傑思上呼吸道突發感染，由於吃藥老不見好，他去小區樓下一間診所輸液。“每次三小袋，連輸三天。一小袋藥液輸完，報警器會‘滴滴’地響。”第二天輸液時，由於病人較少，護士掛好藥液後不久，就坐到電腦前低頭玩起了手機。一袋藥液輸完，報警器“滴滴”響起，護士還盯着手機無動於衷。“連喊幾聲她都沒反應，後來我大聲喊，她才轉過頭，撥開頭髮，取下耳機來換藥。”
雖然對方連連道歉，黃傑思還是暗自皺眉。“偶爾玩手機算不上什麼大問題，但放下手機就來換藥，總給人不專業的印象。耽誤了換藥或者操作上沒消毒，有衞生隱患可怎麼辦？”
不止是輸液後的“大塊時間”，小彭在某三甲醫院骨科門診候診時，也看到醫生在接診期間拿起手機接聽電話。“當時下一位患者已經就位了，他也沒有放下電話，還指指手機示意患者‘稍等’。”楊女士更坦言，一次自己做某項檢查，已經躺在檢查台上露出皮膚，醫生依然忙着和手機裏的通話對象討論“孩子學習、輔導班問題”。她只能略帶尷尬地等着，“咱也不敢催，咱也不敢問。”
事實上，人們對於從業者在工作狀態下使用手機的介意，於多個行業普遍存在。陳先生表示，為了控制身形他聘請了一位健身房私教，而當自己努力練習深蹲時，卻用餘光瞥見等候在一旁的教練掏出手機開始擺弄，這讓他心裏略不是滋味。“私教的價格還挺貴的，做動作時教練應該關注我的姿勢、發力位置是否準確。哪怕不需要修正，我也會有‘被督促’的緊迫感，自顧放空給人感覺就很不專業。”
彤彤媽媽則稱，自己為女兒請了位家教進行一對一輔導。有時孩子做題，老師會在旁看會兒手機。雖未就此與老師交涉，但她坦言做題時間也屬於上課期間，老師可以去看孩子的解題步驟，或者準備接下來要講解的內容。“即便真的沒事做，玩手機也是不合適的。”
行規
有規有培訓 更要求自覺
記者發現，雖未有明確法律條款，出於安全、衞生等考慮，不少行業會通過內部規定、員工培訓等方式，對工作期間手機的使用加以限制。
一位私營口腔診所醫生介紹，單位管理比較嚴格，護士的話工作期間不可以攜帶手機，需要放在自己的衣櫃裏。醫生相對稍好，可以帶在身上。但為了不影響接診，上班期間需要靜音，徹底結束對一位患者的服務後可以看一下。“下一位患者進來時肯定就要收起來了，就診期間掏出手機看更是不可能的。”
某公立幼兒園老師表示，自己在開學時便專門叮囑過家長，為了照顧好班中幼兒、避免分心，老師們的手機不會隨身攜帶，只在午休、用餐等幾個固定時段查看。家長臨時通過微信對老師的一些叮囑未必能及時回覆，甚至電話也不保證及時接聽。如果真有急事，給幼兒園值班室打電話，請門衞師傅來班中找老師還更快些。
擔任京城一家連鎖餐飲飯店廚師長的李商林介紹，廚房團隊上班時間不允許玩手機、不允許吃零食、互相打鬧。“為了保證食品安全，以及菜品品質和出餐速度，也怕被用餐顧客拍到上網爆料……”
他介紹，餐廳在後廚牆上安裝了統一的手機存放櫃，上班時誰的手機放在哪個格子裏，都有相應的位置和標籤。該公司總部還設立有質檢團隊，每個月不定時下店抽查，一旦發現員工上班玩手機，就會扣除店長和廚師長的當月績效。“有次一位夥計被我發現玩手機，我就對他口頭警告，同時要求他在飯店羣裏給大家發個紅包，並且要清楚説明發紅包的理由。這麼做既能執行好規則，也能讓大家明白，規定不是瞎擺出來的。”
與此同時，伴隨越來越多的工作內容已無法脱離手機來實現，對使用者的自覺程度無疑提出了更高要求。張雪婷是一位養老院護理主管，她表示目前針對員工手機沒有專門的管理規定。“因為我們有快遞和日常報修會在工作羣裏發送，員工不看手機就不行了。但我們給員工也有培訓，告訴他們在保證老人安全情況下有緊急電話可以接聽，發送通知等消息不能超過5分鐘。”
在社工胡小京看來，如今的工作已經離不開手機。“比如我們殘疾人的動態管理就綁定在手機上，還可以用我的手機幫助殘疾人和老年人進行養老助殘卡的激活。現在居民都喜歡加我們工作微信，隨時諮詢，我們也能更方便通知到人。”她坦言，入職培訓時確實圍繞手機使用有過規定。“上班時間禁止工作無關內容，比如看購物網站或者看視頻等等。具體到個人的話，是否能夠遵守基本還是要靠自覺。”
管理
手機沒“原罪” 關注高危崗
2019年2月，湖北宜都市推土機司機因玩手機未注意現場人員，將其誤鏟入進料口導致死亡；2020年6月，哈爾濱一工地塔吊司機在下塔吊時接聽電話，從離地面20米處失足墜落，經搶救無效死亡……相比普通行業在使用手機上更多體現的“態度”問題，一些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工種，一旦鬆懈很可能會釀成大禍。
“使用手機的場合和時間不當，對人的危害是巨大的。”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護憲律師事務所主任衞愛民，長期關注手機的使用規則和邊界問題。今年北京市“兩會”期間，他曾呼籲禁止全市中小學生在校使用手機。他認為，除了中小學生之外，對於一些重要崗位人員的手機使用，應該加強社會管理。
衞愛民説，凡是事關人民羣眾生命安全、重大公共利益的重要崗位，都不能在上班時間攜帶手機。“比如高鐵、汽車、輪船、公共汽車駕駛員、飛行員、醫護人員等，一些關乎到社會公共利益，人民羣眾生命健康安全的重要崗位、從事高度危險作業的崗位，都不得把手機帶入現場。”他建議，地方人大有必要進行立法規範，提升社會管理水平。甚至可以考慮，涉及公共安全的重要崗位的工作人員，使用手機應該入刑。
而在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看來，在現實中，如何區分上班時間玩手機和使用手機，存在不小難度。“現在很多工作是需要在手機上完成和進行的，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也比較混合。除了未成年攜帶手機進學校可以統一保管、開車玩手機會被扣分罰款之外，在其他領域，法律對於使用手機沒有十分具體的規定。”
朱巍説，在工作期間玩手機造成嚴重後果，的確可能導致過失犯罪，從而擔負刑事責任。而在醫療活動，如診斷、操作儀器和手術過程中，手機不是必備的東西。如果因為玩手機誤事兒了，則是違規行為。“這意味着，醫護人員對患者的安全保障義務沒有做到，按照我國《執業醫師法》相關規定也屬於違規。”他認為，手機作為通訊和社交工具沒有原罪。一旦發生因使用手機而導致的嚴重後果，要具體情形具體分析。“絕對不能一出了事兒，就一定要把手機都沒收、喊停了，這也是不對的。”
來源 北京日報客户端 | 記者 魏婧 李松林 宋溪
編輯：王海萍
流程編輯 邰紹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