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至24日，美國總統拜登先後訪問韓國、日本，並在東京參加“四方安全對話”首腦峯會。對於就任總統以來的首次亞洲之行，拜登多次表態是為了推動印太地區穩定、和平與繁榮，但其所作所為卻與此背道而馳。
拜登政府上台後，在外交方面首先希望修復特朗普時期受損的美歐關係，同時對印太地區投注了更多戰略關注。在筆者看來，此番姍姍來遲的亞洲行，可謂“四位一體、環環相扣”：一是渲染地區安全威脅，強化對抗性的軍事聯盟，增加自身領導力和盟友戰鬥力。二是啓動印太經濟框架，構建排他性的經濟集團，提升自身經濟領導地位。三是深化高端技術合作，鞏固壟斷性的技術地位，強化對高科技的出口管制。四是搶先制定規則標準，形塑西方主導的規則體系，鞏固西方國際規則制定權。
近些年，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變化，導致國際權力格局隨之革新，突出表現就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羣體相對衰落，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茁壯成長，國際權力中心由大西洋地區逐漸向印太地區轉移。這樣的大背景下，美國政府維護世界霸權的危機感、焦慮感、緊迫感不斷加劇。以此審視拜登的亞洲之行，本質上圍繞着“借力”“聚力”“合力”展開：“借力”就是愈發重視並深化與軍事盟友、合作伙伴的關係，以藉助其力量維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主導地位；“聚力”就是減少美國在其他地區的消耗，將有限的戰略資源集中到印太等重要地區以及經濟和技術等重要領域；“合力”則是整合印太地區內外戰略資源，從而提升美國應對大國戰略競爭的能力。
雖然理想很豐滿，但現實恐怕難遂其願。首先，拜登政府面臨着典型的大國戰略困境，即戰略資源與戰略目標之間的失衡。為維護在印太地區的主導地位，美國必然需要加大戰略資源投入，但經濟復甦乏力和執政效率低下的現實導致其可調配的資源捉襟見肘。如此一來，這番戰略目標便失去了實現基礎，成為無源之水。其次，由於政策多樣、利益多元、矛盾多發，拜登難以整合印太盟友形成合力。別的不説，僅與美國在印太地區最為親密的韓國和日本，就因為歷史恩怨和現實糾紛而難以實現有效合作，美日韓三邊合作機制空心化、空轉化、空洞化早已是不爭的事實。最後，拜登的亞洲之行充斥着濃厚的冷戰思維，可謂“身體進入了21世紀，大腦還停留在冷戰時代”，與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時代趨勢格格不入。
從歷史上看，搞集團性對抗是美國打壓所謂競爭者的慣用手法，拜登的亞洲之行正是這樣一種延續。但這些年太多事實已經證明，美國今日之實力已遠遠跟不上其打的算盤，種種阻遏招數基本上都是虛張聲勢、虎頭蛇尾，也不是一次兩次踢到鐵板。更不用説冷戰思維、劃線思維、對抗思維，早已為當今世界所不願、不想、不容，不過是其試圖勉力維持的霸權外衣，註定要走向失敗。就中國來説，面對地區形勢之變，當然要重視，但不必誠惶誠恐、大驚小怪，更不必將美國那套想得無所不能，堅定信心、保持定力、做好自己，自然能看清誰才站在歷史正義的一方。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