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廣東人冼冠生把冠生園開到了上海南京路上 圖/冠生園公司官網
從洋行買辦到致力民族振興的實業家，百年前粵商這樣闖蕩上海灘
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何晶
1844年，上海口岸開放第一年，44艘外國貨輪裝載着8584噸貨物駛入上海港。5年後，133艘外國貨輪共裝載52574噸貨物入港。到了1863年，數字變成了3400艘貨輪964309噸貨物入港，3547艘貨輪996890噸貨物離港。這樣一組港口吞吐量的數據，直觀地呈現了上海開埠後的飛速發展。
上海如此迅猛發展的背後，離不開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廣東商人。鴉片戰爭後，廣州失去“一口通商”的壟斷地位，曾設立在廣州和香港的洋行紛紛到上海拓展業務。
“廣東商人在上海乃至整個中國的近代史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也讓我對這個羣體感到深深的欽佩，可以説我是有廣東情結的。”在學界有“宋廣東”之稱的學者、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宋鑽友這樣對羊城晚報記者説。
熱心洋務運動
“廣東人追隨洋商的腳步來到上海，成為上海移民中極為重要的一支，人多、錢多、影響大。”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熊月之告訴羊城晚報記者。據估計，1853年以前的上海約有廣東人8萬，其中廣肇幫最多，潮州幫其次。廣肇幫又以香山人最多，達兩萬多人。最早到上海謀求發展的香山人，基本是隨洋行北上的香山買辦。
在和西方商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唐廷樞、徐潤、鄭觀應三大廣東買辦因對外商有着較深入的認識，被視作當時最瞭解西方的中國人。他們積極參與洋務運動，引進西方先進生產技術，在上海創辦了江南製造總局、輪船招商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為中國早期工業化奠定了基礎。
在熊月之看來，中國近代最早的鐵路、輪船、煤礦、水泥廠、機器印刷業的興辦，都凝結着廣東買辦的遠見與智慧。“近代中國的文化是一代代人持續接力的過程，從清末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到民國時期各流派的志士賢人，他們都有所貢獻，買辦是其中不容忽視的部分。沒有他們的努力，中國早期的近代化努力很難想象，中國近代思想史也會留下大段空白。”
“1876年，唐廷樞向福建巡撫丁日昌建議籌設一家中國銀行，將來在倫敦、日本和其他地方開設分行，為未來的中外貿易提供金融支持。1879年，唐廷樞又發起創設宏遠貿易公司，擬集資30萬兩，在倫敦、香港、福州、上海四埠設立分行，以上海為總行所在地，主營絲茶出口，代理中國政府購買所需武器、艦隻和機器。雖然這兩項宏大的計劃因故均未能實現，但你可以看出當時他們的意識是多麼超前。”談到這段歷史，宋鑽友連連對記者感嘆。
投資機器製造
跟隨宋鑽友的步伐走進上海虹口區海倫路，記者在四川北路街道文化活動中心看到一支華南粵樂隊。每週六下午，一羣老人從上海各區聚集到這裏唱粵劇。年過八旬的粵樂隊隊長卓汝平是廣東移民後代，母親是廣東南海人，父親是廣東中山人，她從小家住虹口福德里，讀書則在附近的粵東中學（原“廣肇公學”）。
19世紀70年代，《申報》就刊有粵人集居虹口的報道。廣東人社區南至天潼路，北至橫浜橋，同鄉組織但凡有公告，都張貼在天潼路附近的三元宮和橫浜橋。為何粵人集居虹口？分析普遍認為，當時洋人在上海開設的船廠，大多位於黃浦江西面、蘇州河北岸，離虹口區很近。
19世紀中葉，15歲的廣東香山小夥子方學贊來到上海，在打鐵店當學徒。出師之後，他成為一名流動的打鐵手工業工人。當時，英國人已在上海設立船廠，由於找不到熟練的機器工人，通過關係設法從廣東招攬了一批熟練工，他們大部分來自廣東香山。這批受僱於外商的“技術移民”，被哈佛大學教授裴宜理稱作“南中國的技工”。
當時在老船塢（即：耶松船廠）機器部擔任要職的，是香山人方帝和及其同鄉們。頗有生意頭腦的方學贊，通過方帝和拉到了不少業務，遂邀請同鄉孫德英到上海設立“發昌號”，即發昌機器廠的前身。1866年，方學贊在上海創設的發昌機器廠，是迄今所知上海最早的民族資本機器廠。
據《上海民族機器工業》記載，1870年，發昌機器廠已經能夠製造小火輪，該廠所制火輪“淮慶”扒沙船，被譽為“不但中國所未見，即外洋亦所罕聞，實創千百年未有之奇”。
創辦國貨品牌
“各行省無不有粵商行店，五大洲無不有粵人足跡”。這是1907年《廣東七十二行商報》的發刊詞。宋鑽友在其專著《廣東人在上海》中則寫道：“旅滬粵商的經營空間，北至日本神户、橫濱，國內的營口、大連，南至新加坡、印尼，東至美國舊金山。通過一家族成員和同鄉為主設立的連號網絡，粵商適應了長途貿易和跨國經營帶來的不便。”
在宋鑽友看來，粵商不僅有勇於外出闖蕩的氣魄，也勇於開闢新的商業領域。近代中國不少工業門類和商業領域均是粵商開風氣之先，其餘商幫緊隨其後。
以熱水瓶為例，從昂貴的舶來品變成普通人家也能買得起的日用品，熱水瓶的普及得益於一批旅滬粵商。1920年前後，在上海的廣東企業家梁伯枝等人為了打破洋貨的壟斷，投入大量資金潛心研究熱水瓶。1925年，梁伯枝和雷炳林等人合夥創立光明製造水瓶電器有限公司，產品物美價廉，銷路遠至南洋。直至1940年代，熱水瓶製造在上海成為有近百家企業的國貨行業。
又如人們熟知的大白兔奶糖，其生產公司冠生園由廣東南海人冼冠生一手創辦。冼冠生原名冼炳成，15歲隨遠親來到上海，在夜宵店裏學習烹飪。1915年，28歲的冼炳成開了一家名叫“小雅園”的食品店，店裏自制的牛肉乾、陳皮梅等零食銷路很好，生意蒸蒸日上。1918年，小雅園更名為冠生園，並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冼炳成變成了冼冠生。
當時，中外食品企業競爭激烈，冠生園不僅擴大了工廠，同時改進設備、革新生產技術，並從香港和廣州請來高級的技師。由於產品不遜於洋貨，生意越來越紅火，冠生園不僅把總店開到了繁華的南京路，還陸續在南京、天津、武昌等地創設分店或分公司。到20世紀30年代，冠生園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食品產銷一體企業集團。
宋鑽友認為，在推動國貨品牌創造的背後，是廣東商人與洋商爭雄的粵商精神。當時還有不少知名的國貨品牌，如黑貓牌絲襪、梁新記牙刷等等，均由旅滬粵商生產製造。
華商百貨公司建成後的南京路俯瞰圖 圖/上海檔案信息網
引領摩登生活
南京路是上海的旅遊地標之一，這裏百貨林立，遊客如織。而在上世紀20年代，這條路上只有四家外國百貨、拍賣行和西藥房。促成這一變化的關鍵，正是百年前將源自西方的環球百貨商業業態引入上海的華僑粵商。
1899年，在澳門僑居多年的廣東香山人馬應彪對百貨商場業態已頗為了解，經過幾個月籌備，他集資2.5萬元，在香港開設先施公司。1913年，香港先施公司多次派人到滬考察，認為上海“為世界商業重心”，應儘早在滬上設立分公司。4年後，採用巴洛克建築風格的上海先施公司落成，在南京路開店迎客。很快，上海先施取得了比香港總行更出色的成績。上世紀30年代，上海先施的年營業額約為1000萬元，是香港總店的將近兩倍。
上海先施開業一年後，1918年9月，位於其南京路對面的永安百貨正式對外開業，這是中國近代最大的百貨公司，由粵籍華僑郭樂及其三兄弟共同創辦。
此後，新新百貨和大新百貨陸續開張。四大百貨不僅直接推動了南京路商圈的發展，也成為上海這座東方最繁華商埠的標誌。
四大百貨都以百貨為主，兼營儲蓄、娛樂、餐飲等。粵人不僅捨得在餐飲店下重金裝修吸引顧客，在服務和營銷上也善於動腦，比如永安公司為提升企業形象、傳播商業文化，出版《永安月刊》；粵式茶樓大多采用火車廂座，避免鄰座之干擾；率先聘用女性服務員，在滬上開風氣之先。
四大百貨更引領了滬上的“摩登”生活方式。永安百貨頂樓設有遊樂場天韻樓，規模僅次於當時的上海地標“大世界”。遊客買一張票，就能欣賞到京劇、蘇劇、滬劇、魔術等表演，還能上到屋頂“倚雲閣”鳥瞰上海全景。
在宋鑽友看來，這些旅滬廣東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參與到了近代中國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宋鑽友説：“廣東移民以堅韌和強毅的意志，敢於冒險和創新的品格，善於學習、接受新觀念的胸懷，誠實無欺的經商風格，以及雄闊的商業氣魄，開闢了一個個新的商業疆域，為遷入地的發展和崛起做出了貢獻，同時也改變了自己的人生。”
訪談
粵商全面參與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
宋鑽友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羊城晚報：在您看來，旅滬粵商整體上有怎樣的特質？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能從粵商身上得到哪些啓發？
宋鑽友：旅滬粵商有多種類型，最重要的兩個羣體是廣東買辦和華僑粵商。他們都非常瞭解西方文化，是“知洋派”，最早參與到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他們不僅思想包容開放，能接受新觀念和知識，同時也很善於學習和創新。今天回看過去的粵商故事，他們身上有很多精神是值得後人學習的。
從知識背景來説，廣東買辦是一羣深受西方影響的商人，他們學習西方的商業規則、商業倫理，是當時思想最開放的一羣人，有着開闊的全球視野，對中國近代化發展的影響極大。
華僑粵商大部分是農民起家，他們在國外賺了第一桶金，隨後回國投資做生意，創辦四大百貨的粵商都屬於這個羣體。華僑粵商不僅推進了中國多個工商業門類的進步，還將海外先進的管理模式和理念帶回中國，為國內民族企業起了示範作用。
羊城晚報：從廣州十三行行商，到參與上海開發的洋行買辦，再轉變為致力於民族振興的實業家、資本家，您怎麼看粵商的發展軌跡和中國社會近現代化轉型的關係？
宋鑽友：近百年來，廣東商人抓住機遇走出國門，或下南洋，或北上日韓，建立起跨國商業網絡，組織大範圍的商品流通。上海開埠後，廣東商人對構建以上海為中心的亞洲商貿圈，並勾連起東西方貿易起了重要的作用。粵商全面參與了上海乃至全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都創造了輝煌成就。廣東商人不僅給上海帶來了大量的海外資金，還以上海為重要節點構建起地域廣袤、跨界跨國的商業網絡，極大拓展了市場空間。
19世紀中葉的廣東買辦是早期最熟悉西方商業模式的華商。唐廷樞、徐潤、鄭觀應三大買辦長期在滬從事洋務活動，他們參與創辦和管理的輪船招商局、上海機器織布局、江南製造局以及開平煤礦，除了上海機器織布局被燒燬，其餘三家都奠定了中國早期工業化的基礎。此外，唐廷樞和徐潤不僅是輪船招商局早期的主要負責人，還制定了一整套體現現代企業原則的規章制度和管理條例。進入20世紀，粵商創辦的四大百貨公司把全新的商業業態引入上海，創造引領了新的都市生活方式。
羊城晚報：如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長三角一體化”都被納入國家戰略，您如何看待嶺南文化和江南文化的關係？
宋鑽友：江南文化和嶺南文化同屬中華文化，廣東人和江浙人在精神氣象上有許多相同之處。廣東由於地理位置和歷史原因，對西方的開放更早，人們更具有開放意識。在和西方商業勢力同場競技中，廣東人和江浙人各自將嶺南文化和江南文化發揮到極致，雙方既有競爭，也有吸納和互動。在長三角一體化和粵港灣大灣區建設的大背景下，更應當深入挖掘兩地的地域文化資源，加強互動，共尋發展。
延伸
創辦天津第一家機器鐵工廠、第一家西藥房、第一家照相館……
在津粵商創造多個“第一”
1860年，天津開埠通商。據《天津政俗沿革記》卷七記載，1860年代初在天津的粵商已達五千多人。天津的近代發展，和明清以來的旅津粵商息息相關。
清代前期，天津實行種種寬税優惠措施，粵商在此多從事傳統貿易，比如開客棧，買賣南北民生物資等。天津開埠後，一批廣東買辦開始在此投資設廠，合辦近代工商企業，與外國資本爭利於市。比如唐廷樞和徐潤在天津開辦水險和火險分公司；1881年又與鄭觀應等人合資開設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等。
還有大量新行業在廣東商人的帶動下應運而生，如天津第一家機器鐵工廠、第一家西藥房、第一家照相館……粵商扮演着積極推動現代化進程的角色，為天津的商業社會注入了新的力量。
為了聯絡鄉情，共謀發展，1903年，時任天津海關道的廣東人唐紹儀和廣東買辦梁炎卿等倡議在天津成立廣東會館。1907年，廣東會館正式落成，成為粵商聚會娛樂的固定場所。1912年，孫中山先生在廣東會館戲樓發表演講。如今，廣東會館已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