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5日，秋高氣爽、漫山紅葉的北京迎來了一架備受矚目的日航專機。在首都機場，周恩來總理和田中角榮首相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這是歷史性的握手，一衣帶水的中日兩國，即將實現邦交正常化。
許多人熟知中美之間的“乒乓外交”，卻不知中日之間打破僵局，曾有一段優雅的“芭蕾外交”。一位不懂芭蕾的團長，一支平均年齡25歲的芭蕾舞隊，促成了田中訪華的“有終之美”，奏響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歷史序曲。
如今，50年過去了，中日兩國關係歷經風雨，曲折前行。回到親歷者講述的“芭蕾外交”現場，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中日友好來之不易、值得珍惜，正如郭沫若在《沁園春·祝中日恢復邦交》一詞中所期許的那樣，“從今後，望言行信果，和睦萬邦”。
中國上海舞劇團在日本受到了熱烈歡迎。
這個藝術團趕上了好運氣
1972年5月，一個衣着樸素的老者，匆匆趕到了北京前門飯店。飯店裏，上海舞劇團的團員們正在集訓，他們剛從朝鮮訪問歸來，下一站將赴日本演出。即將帶領全團訪日的新任團長，就是這個從山東“五七幹校”遠道而來的老者——孫平化。
他一見到舞劇團團員，就謙虛而低調地説：“演出的事我一點也不懂，還請在座的藝術家們多多幫忙，我就管演出以外的事吧。”初次見面，舞劇團演員隊隊長朱國良對孫平化的印象是“其貌不揚，穿着普通的中山裝。”但是，一到日本，朱國良立刻被孫平化的風采傾倒了，“日語非常流利，風度翩翩，氣概不凡。”
是的，孫平化不懂芭蕾演出，但對日本十分熟悉。他從1952年開始從事對日工作，與肖向前、王曉雲、趙安博一起並稱為廖承志麾下的“四大金剛”。
7月4日，孫平化率領208人組成的訪問團從北京乘火車出發。中日尚未建交，訪問團必須經廣州，轉深圳，過羅湖關，繞道香港，前往日本。此時，團員們根本沒想到，他們此行將在中日曆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就連孫平化也以為這只是一次“通常的文化交流”，他的任務只是保證200多人順利完成演出任務，平安回國。
第二天，訪問團的火車繼續南下時，一水之隔的日本舉行了自民黨總裁選舉。時任北京日報社駐日記者的王泰平一大早就到了東京的選舉現場。王泰平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自1969年開始任駐日記者，中日恢復邦交後，他作為外交官曾任駐日使館政務參贊、駐大阪總領事（大使銜）等，對中日關係頗有研究。
他告訴記者，第一輪投票，票數比較分散，第二輪，票數領先的田中角榮和福田赳夫兩人競選，最終田中角榮當選為自民黨總裁。這就意味着，田中角榮將是日本下一任首相。“當時正擔任日本首相的佐藤榮作就坐在台上，結果出來，我一看他那臉色，特別可怕。”
佐藤為何不願田中當選？這要説到當時的國際形勢。佐藤內閣一直推行親美反華方針，然而，隨着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基辛格秘密訪華，尤其是1972年初尼克松總統訪華，日本國內的氣氛變了，早日恢復日中邦交成了輿論潮流，這讓佐藤內閣倍感壓力。而田中還未當選時，就已經把同中國實現邦交正常化寫入了競選綱領。因此，在這場福田赳夫與田中角榮競選的“福角之爭”中，佐藤堅定地站在福田一邊。
中國同樣關注“福角之爭”。田中角榮當選為自民黨總裁，對中國無疑是一個好消息。果然，7月7日，田中內閣成立，田中首相在第一次內閣會議後就對記者公開表示：“將加快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邦交正常化的談判，在動盪的國際形勢下，大力推進和平外交。”
同一天，孫平化一行在廣州聽到了田中上台的消息。7月10日，舞劇團自香港抵達東京時，正是田中內閣誕生後的第三天。多年後，孫平化在《我的履歷書》中回憶這次頗具戲劇性的訪問時寫道：“我在沒有充分思想準備的情況下離開北京，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台好戲開場的鑼鼓聲中，時隔五年來到日本，趕上了中日關係中的重大轉折。周總理後來曾説，這個藝術團趕上了好運氣。”
訪問團的確趕上了好運氣，團員們一下飛機，就感受到日本民間友好人士的熱情。扮演喜兒的芭蕾舞演員茅惠芳向記者回憶了當年的情景：“當我們乘坐的飛機在東京羽田機場着陸時，看到日本各界朋友冒着淅淅瀝瀝的細雨到機場歡迎。他們揮動旗幟，高呼口號，還唱起了《白毛女》中的插曲《北風吹》，和我們握手又擁抱，問候再問候……”
訪問團抵達日本羽田機場時受到了熱烈歡迎，照片中間為飾演喜兒的茅惠芳（左）和飾演白毛女的石鐘琴（右）。 朱國良供圖
訪問團成行後，那一邊，周恩來總理同時在督促各部門緊跟形勢。田中上台的消息傳到北京的第二天，周總理就召集外交部及有關外事、宣傳部門負責人開會，研究田中首相講話，商討推進中日關係問題。據王泰平介紹，會上，周總理還批評了新華社電訊稿“寫得太簡單，既不寫新內閣是怎樣產生的，也沒摘他的外交政策方面的言論”，他認為，“形勢變了，日本政府的政策也不能不變。”
7月9日晚，周恩來總理在歡迎也門民主主義共和國代表團的宴會上，回應了日方拋出的橄欖枝，他在致辭時説：“7日成立的田中內閣宣佈要在外交方面加緊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這是值得歡迎的。”在歡迎第三方國家的宴會上特意提到此事，可見周總理對中日關係的關心。正如時任外交部長姬鵬飛所説的那樣，“這是值得歡迎的”7個字，字字千鈞，一下子使中日關係明朗化。
姬鵬飛還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為使工作萬無一失，總理指定他、喬冠華、廖承志、韓念龍等人組成日本組，總理白天接見外賓，“夜晚將我們找到西花廳或釣魚台開會研究中日建交問題，或帶我們一起到中南海毛主席住處開會，向主席彙報。在主席那裏決定了大政方針後，回來總理又同我們一起研究、安排，事無鉅細，總理都一一過問，一一想到。”
孫平化要萬丈高樓平地起
毛主席和周總理關於日本工作的指示，也傳給了身在日本的孫平化和肖向前。肖向前剛剛履新中日備忘錄貿易辦事處駐東京聯絡處首席代表。這個聯絡處成立於1964年，孫平化曾任第一任首席代表。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這裏每天門庭若市，用孫平化的話説，“除了不能發籤證、不能使用密碼電報，我們的工作幾乎與大使館沒有什麼不同。”
這一次，舞劇團訪日恰逢日本政局新變化，大好時機面前，促進田中訪華的重任落在了孫平化和肖向前肩上。不過，由於情況特殊，兩人並沒有直接聽到周總理的指示，向他們傳達精神的是當時的外交部亞洲司日本處處長陳抗，他正好在舞劇團之後，隨我國農業代表團訪問日本。
幾十年後，孫平化還記得周總理的指示是這樣講的：“我講田中內閣要加緊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值得歡迎，是因為毛主席對我説，應該採取積極的態度。毛主席的思想和戰略部署我們要緊跟。（對方）能來談就好，談得成也好，談不成也好，總之現在到了火候，要抓緊。這回不能再叫‘旋風’了，要落地。孫平化嘛，就要萬丈高樓平地起，肖向前是繼續向前的意思，這兩個人就是要把這件事落實才行。”末了，陳抗還開玩笑説，完不成這個任務，“你無顏見江東父老”。親歷此事的舞劇團翻譯江培柱回憶過一個細節，為了保密，陳抗用“土沙盤”連寫帶説，向孫平化和肖向前作了詳細傳達。所謂“土沙盤”，就是小孩子用的簡易文具複寫板，寫過後一拉，字就消失了，這樣既能防竊聽，又能防拍照。
如此謹慎是有原因的，在日本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中，右翼勢力也無處不在。朱國良清楚地記得，在舞劇團入住的新大谷飯店和演出劇場周圍，時不時就能看到右翼分子的宣傳車，“有的舉着標語牌，有的拿着高音喇叭哇啦亂叫，就這麼猖狂，有時還會在我們的車隊旁扔石塊和雜物。”作為演員隊隊長，26歲的朱國良除了參與表演，還有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嚴格執行紀律，保證大家安全。他告訴記者，團員們分成四人一組，每組兩男兩女，吃飯、出門坐車都不能分開。當然，日本方面也做了防衞工作，新大谷飯店11層和12層由舞劇團包住，便衣警察就守在電梯兩頭，不允許閒雜人員進入。出門時，也有警車前後護衞，定點佈哨站崗。
特殊的年代，年輕的團員，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來到資本主義國家。剛住進酒店房間，隨團記者潘永明發現，電視機上已經在播出代表團到機場的新聞了。那時，中國的電視機尚未普及，還是黑白電視，第一次在日本看到彩色屏幕上播放一個小時前的新聞，作為同行的潘永明吃了一驚。
在這樣夾雜着新鮮感的緊張氣氛中，7月14日開始，舞劇團頂着盛夏的烈日，在東京、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5個城市，巡迴演出了19場，觀眾達4萬多人次。演出劇目包括芭蕾舞《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鋼琴協奏曲《黃河》等，場場爆滿，反響熱烈。舞劇團還深入工廠、農村，為他們演出了多場文藝節目。
此外，為了體現中日友好，舞劇團在北京集訓期間，特意請東方歌舞團的老師幫忙排練了兩個日本民間舞蹈——《拉網小調》和《小花笠》。朱國良參與了《拉網小調》的表演，這是一個表現漁民勞作的舞蹈。時至今日，他還忘不了演出現場日本觀眾的熱情，“只要音樂響起來，現場一下就熱鬧了，大家全都起來鼓掌、唱歌，像過年一樣其樂融融……”
訪問團特意排練了日本民間舞蹈《拉網小調》，表演時台下氣氛熱烈。圖中左二下蹲者為朱國良。朱國良供圖
芭蕾舞《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的反響更熱烈。潘永明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劇目受到日本各界不同尋常的歡迎，報紙都以醒目位置連續報道演出的盛況，還配上整版彩色照片，日本NHK把《白毛女》全劇錄了像。一位遠道而來的農民看了《白毛女》演出後，專程送給舞劇團整箱整箱水蜜桃表示感謝和慰問。扮演黃世仁的演員王國俊也有類似的回憶：“在我們的巡迴演出中，許多當年的侵華老兵，紛紛站出來反省歷史，還讓自己的子女加入到接待我們的隊伍中來，為我們的演出工作奔前忙後，盡心出力……用日本媒體的話來形容，‘中國上海舞劇團在日本颳起了強勁的芭蕾旋風’，‘北風吹，吹散了籠罩在日中關係頭上的烏雲……’”
就這樣，原本預定33天的訪問，在主辦單位日本中國文化交流協會和朝日新聞社的熱情要求下，又延長了3天。
可能有人會覺得奇怪，為什麼要在日本演《白毛女》這樣一個革命現實主義的劇目？日本觀眾真的能看明白嗎？其實，早在上世紀50年代，《白毛女》就在中日民間交流中譜寫了一段佳話。
松山雖異域，萬里更同心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襲，日本松山芭蕾舞團聲援中國抗擊疫情的視頻，傳遍了中國各大社交媒體平台。視頻中，演員們以中日雙語為抗疫加油鼓勁，並用中文高唱中國國歌。“松山雖異域，萬里更同心”，鮮為人知的是，松山芭蕾舞團不僅與中國情誼深厚，而且是世界上第一個將中國電影《白毛女》改編成芭蕾舞作品的藝術團體。松山芭蕾舞團和它的代表作芭蕾舞劇《白毛女》，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成了連接中日友好關係的一條紐帶。
松山芭蕾舞團由清水正夫和松山樹子夫婦共同創建於1948年。清水正夫畢業於東京大學建築專業，家庭門第高貴，松山樹子則是小有名氣的芭蕾舞演員。因為芭蕾，門不當户不對的兩人義無反顧地走到了一起，並創建了松山芭蕾舞團。就在他們渴望創作出一部優秀的芭蕾舞作品時，中國電影《白毛女》出現在了他們面前。
原來，1952年，3名日本國會議員前往莫斯科參加國際經濟會議時，繞道訪問了中國。其中一位名叫帆足計的議員，看到電影《白毛女》後深受感動，回日本時向周恩來總理要了電影拷貝。帆足計把帶回來的影片交給了日中友好協會，就這樣，這部來自中國的電影開始在日本的禮堂、小棚子悄悄上映。
在東京商業區的一個小會場，清水正夫第一次看到了電影《白毛女》。他在《松山芭蕾舞白毛女——日中友好之橋》一書中描寫當時的情景：“我由於深受感動，所以自始至終都流着淚。”在他的推薦下，松山樹子也追着到各個會場去看了《白毛女》。清水正夫寫道：“打動我們的心絃並使我們難以忘懷的，是受壓迫的農民們如何去求得自己國家的解放這一主題。”同為女性，松山樹子和喜兒更是產生了強烈的共鳴。這對正在尋找芭蕾舞素材的夫婦不約而同地感嘆：“啊！這不正是我們要找的嗎？”
他們決定把這個故事改編成芭蕾舞，然而，着手創作時，卻發現在日本找不到任何有關《白毛女》的資料。無奈之下，清水正夫打聽到了中國戲劇家協會這樣一個單位，他嘗試着寄去了一封信。沒想到，1953年末，果真有了迴音，當時的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田漢寄來了《白毛女》的資料及歌劇《白毛女》的舞台劇照集。
一年多後的1955年2月12日，芭蕾舞劇《白毛女》終於在日本首次揭開了大幕，女主人公就由松山樹子扮演。同一年，松山樹子第一次訪問了中國，當時，周總理非常高興地歡迎她説：“白毛女回孃家來了。”周總理還特地邀請我國在歌劇中扮演白毛女的王昆和在電影中扮演白毛女的田華，一同會見松山樹子。中日兩國三位“白毛女”齊聚一堂，並由周總理介紹給滿堂賓客，成了松山樹子難以忘卻的美好記憶。
1958年，松山樹子和清水正夫攜松山芭蕾舞團首次訪華公演。日本版《白毛女》第一次踏上中國大地，大受歡迎，通宵排隊買票的人連成了一片。在演出地點天橋劇場，就連彩排都座無虛席，觀眾、新聞記者、文藝工作者坐得滿滿的。和今天不同，在1958年的日本，僅靠跳芭蕾舞還不足以維持生活。
因此，松山芭蕾舞團的經濟狀況並不寬裕，甚至可以説非常貧困，中國的熱情款待讓他們感動且心生敬意。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1972年，當中國上海舞劇團訪日時，清水正夫感到，“這次該輪到我們接待中國朋友們了。”他動員全體團員，為中國朋友提供種種幫助，本人更是全程陪同舞劇團輾轉各地演出。
訪日期間，中國上海舞劇團全團人員在日本琵琶湖合影。這是一張從直升機上拍攝的照片。朱國良供圖
茅惠芳對松山芭蕾舞團彼時的情誼記憶猶新：“我們在東京的練功地點就安排在松山芭蕾舞團的練功房，他們敞開懷抱給予了最熱情的照應和關心，備了茶水和西瓜。”尤其令她感動的是，因為擔心右翼分子投擲煙幕彈破壞演出，“每當我們演出時，清水正夫的兒子清水哲太郎親自帶領着他們的演員們，守護在側台兩旁。他們化好裝，穿着演出服裝，戴上濕手套，抱着濕毛毯，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站在舞台旁，隨時準備衝上台應付可能發生的意外。”王泰平還向記者講述了一個細節，盼望中日友好的清水正夫一反常態，臉上留起一把大鬍子，他動情地説：“不親眼見到日中邦交正常化，就不把鬍子刮掉。”
松山芭蕾舞團不僅提供練功房，還款待中國朋友吃西瓜。右二為《白毛女》主演茅惠芳，右三為《紅色娘子軍》主演呂璋英。茅惠芳供圖
中日邦交正常化後，清水正夫依舊幾十年如一日，熱衷於同中國的友好來往和文化交流。2003年，82歲高齡的清水正夫率團赴華演出，他已年邁，念念不忘的還是中日友誼常青樹。朱國良始終記得那一幕，這位日本老人用枴杖敲着地板，斬釘截鐵地説，中日友好一定要繼續下去，不能停！如今，松山芭蕾舞團創始人清水正夫和松山樹子均已作古，但薪火相傳，後繼有人，他們的兒子清水哲太郎、兒媳森下洋子承繼了父母的事業，繼續播撒着中日友誼的種子。
見見老朋友，還要會見新朋友
在松山芭蕾舞團的無私幫助下，舞台上中國演員的表演如火如荼。舞台下，不懂芭蕾的孫平化也忙得不亦樂乎。
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來了100多位記者，他們圍着孫平化噼裏啪啦地拍照，閃光燈閃個不停。孫團長故意拿自己打趣，指着光光的前額對記者們説：“哎，你們不要這樣搞，我這個腦袋要發光了。”幽默的話語引來會心的笑聲，招待會的緊張氣氛立刻化為烏有。有記者問孫平化，這次帶芭蕾舞團來日本究竟是幹什麼的。孫平化直接回答，自己對芭蕾一竅不通，老實講，芭蕾舞《白毛女》從頭到尾還沒看過，他主要是來“見見老朋友”，“還要會見新朋友”。此言一出，立刻有記者追問，要會見的新朋友是哪些人。孫平化大大方方地説，比如這次上台的田中角榮首相、大平正芳外相。
孫平化剛剛出現在東京，就傳遞出了這樣的友好信息，一時之間，日本各界的邀約紛至沓來。孫平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我和剛到任不久的肖向前一起拜會了各友好團體的負責人、政界、經濟界、新聞界等的朋友，還應邀出席了三菱、三井、芙蓉、住友、三和、第一勸業銀行及各大新聞社的歡迎宴會，話題只有一個——中日恢復邦交，機不可失，勢在必行。”白天的日程滿滿，但無論多晚，“每天晚上我活動結束之後，必須用電話把當天的活動內容報告北京，聽候周總理的指示。”演員王國俊對孫團長的忙碌印象深刻：“當我們集中精力認真排練投入演出時，他沒有在劇場看戲，而是忙於各種應酬和會晤。有時當我們演出幕間休息時，他會來到休息室，問我們還有沒有面條點心可以給他吃，他餓壞了，跑了許多地方，飯都顧不上吃……”
7月20日，孫平化期待的新朋友之一出現了。為了歡迎肖向前履新和中國上海舞劇團訪日，日本前外相、眾議員、促進恢復日中邦交議員聯盟會長藤山愛一郎在新日本飯店舉行酒會。就在這個酒會上，剛剛上任的田中內閣外務大臣大平正芳來了，國務大臣三木武夫、通產大臣中曾根康弘和自民黨幹事長橋本登美三郎、政調會長鈴木善幸、總務會長櫻內義雄、自民黨的恢復日中邦交協議會會長小坂善太郎以及社會、公明、民社三個在野黨黨首等政要也都來了。王泰平向記者描述了當時空前熱烈的場面：“孫平化、肖向前和大平正芳、三木武夫、橋本登美三郎彼此間手拉手排成一列，大平一手握着孫的手，一手握着肖的手，藤山愛一郎站在後面。他們在閃光燈下站了十幾分鍾，攝影記者爭相拍照，換了一批又一批，還照個不停。”在中日尚未恢復邦交正常化的情況下，日本政府要員紛紛出席一箇中國劇團的歡迎酒會，並且打破慣例在會場停留這麼久，一直到所有講話結束才離開，這是一個令人樂觀的信號。
果然，兩天後，大平正芳在東京的新大谷飯店和孫平化、肖向前舉行了秘密會談。大平正芳一坐下來就説：“昨天，我見首相時，他説，‘我自己也想迎接遠方來的客人，一起充分地談一談，但現在的國內形勢他們也知道，因此，我作為最高的負責人，不能不自重，因此，請與我一心同體的大平來見，希望他們能諒解。’”為打消日方的疑慮，促成日本政府首腦訪華，孫、肖二人按照毛主席“能來談就好，談得成也好，談不成也好”的戰略部署和周總理的指示，與大平密談了一個小時，充分地表達了誠意。最後，孫平化意猶未盡地追問道：“我們是否可以作這樣的理解，即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已經決定去北京談？”大平的回答是：“我們就是希望這樣做的。”
大平的表態是積極的，然而，沒有見到田中，孫平化的心裏始終不夠踏實。
事實上，新上任的田中雖然有心推動日中邦交正常化，但也面臨諸多壓力，尤其是需要説服自民黨內的親台派勢力。另一方面，怎樣結束相互隔絕的時代，與日方的具體交涉也不在孫平化、肖向前兩位的任務之內。誰來擔任中日雙方溝通的使者？歷史選擇了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
北京九十月間秋高氣爽
竹入義勝與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私交甚篤，被譽為“日本的基辛格”。7月25日，舞劇團尚在日本訪問時，他攜要員逆向而行，來到了北京。短短几天，竹入義勝與周恩來總理進行了三次會談，在會談中，周總理具體談了中國方面對兩國邦交正常化的設想，並委託竹入委員長將自己談的有關內容作為中日聯合聲明草案帶回日本。許多年後，竹入義勝對孫平化説：“我與周總理會談的時候，精神高度集中，逐字逐句詳細地記錄周總理説的每一句話。回到東京後，我將這份記錄整理後交給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這就是後來被廣泛報道的“竹入筆記”。
正是在田中會見了北京歸來的竹入義勝之後，8月11日，大平正芳再次會見孫平化、肖向前二人，正式轉告他們，説田中感謝周總理對他的訪華邀請，“將愉快地訪華”，並將於舞劇團回國前一天會見他們。此時，孫平化緊繃的心絃終於稍微放鬆了些，用他自己的話説，“田中首相接見我們時，已經拿到這份（竹入）筆記，恢復邦交的關鍵問題實際上已經解決。”
8月15日，孫平化終於見到了期待已久的新朋友。下午4時半，田中首相如約在東京帝國飯店16樓親自會見孫平化和肖向前。開始雙方曾商定不通過翻譯，直接用日語交談，後為了慎重起見，中方還是決定通過翻譯交談。這個翻譯，就是後來成為外交部長的唐家璇。當時他才三十多歲，作為對外友協派出的普通譯員，見證了中日恢復邦交前的關鍵時刻，幾年後，同樣是在日本，他踏上了自己的外交官之路。
1972年8月15日，田中首相（右）會見孫平化（中）和肖向前（左）。
對於這次關鍵的會談，從事對日工作多年並研究中日關係的王泰平向記者講述了其中的一些細節。
孫平化、肖向前與田中會談的氣氛熱烈而友好，孫、肖正式轉達了周恩來總理的邀請，田中開門見山地説：“我認為，舞劇團為兩國友好立了大功。我聽説周總理通過你表示歡迎我訪華，非常感激。我已決定儘早訪華，這可作正式接受邀請。所以讓大平外相通過你轉達對周總理邀請的謝意。不過，由於黨內還有些麻煩的問題和複雜情況，具體時間今天還不宜明確講。”
孫、肖追問，在田中首相決定了訪華日期後，是否可由雙方商定就訪華日期問題同時發表一個公告？田中回答説可以，但還有種種麻煩的事情，“首先要在自民黨內統一意見，這是前提”。他指了一下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長橋本恕，説：“今後，可通過外務省經常保持聯繫。等黨內形勢取得更大進展時宣佈何時去更好。我現在正在為訪華做各個方面的準備。”
面對田中的顧慮，孫平化再次轉達國內的指示説：“上次即11日同大平外相會見時，大平先生還提出在田中首相訪華前，以自民黨國會議員為中心再加上外務省的兩名事務官先到中國，就田中首相訪華的具體日程進行商談。我和肖向前同志聽後很快就向北京做了報告，現在國內已有指示，正式表示歡迎……”聽到這裏，田中表示，將派“一支龐大的隊伍”訪華，“去的人中將包括持不同意見或反面意見的人。與其説是去商談日程，不如説是進一步統一黨內的認識和意見。”“這樣，可以爭取他們的贊同，加深他們的理解，使訪華取得更大的成果，達到‘有終之美’。”孫平化表示：“歡迎大家去。何時去，人選確定後請通知我們。”
談話至此，雙方的心情都放鬆了許多，田中吩咐上水果、咖啡，賓主在輕鬆的氣氛中開始閒談。田中首相問：“北京什麼時候氣候最好？”孫平化和肖向前回答：“北京九十月間秋高氣爽，氣候宜人。”雙方甚至聊到了剛剛在長沙發掘成功的馬王堆漢墓，田中讚歎説：“真了不起，這是全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把你的“威士忌”換成茅台
8月16日，舞劇團結束了一個多月的訪問，滿載着訪日演出的豐碩成果起程回國。全團乘坐兩架飛機，自東京直飛上海。這是中日之間的首班直飛包機，之所以如此，還有一段故事。
王泰平告訴記者，原本，舞劇團回國的交通事宜早已安排好，同赴日時一樣，仍是取道香港。但是，藤山愛一郎早在7月16日就主動提出，舞劇團回國時，日本航空公司（簡稱“日航”）和全日本航空公司（簡稱“全日空”）可以各派一架飛機，把全團直接送回上海。孫平化起初有些顧慮：這麼個藝術團，從尚未建交的國家包飛機直飛回國，怕是過於張揚了。他還算了一筆小賬，經香港回國的飛機火車都已預定好了，沒有必要改動。沒想到，他向國內彙報後，得到的指示出乎意料。周總理在“似無此必要”幾個字旁邊直接批示：“不對，很有必要！這是對日的爭取，這是政治。”與此同時，周總理還指示，“我上海國際機場臨時為日機開放，並告上海為此做準備，對孫率團回國做盛大歡迎”，對日方機組人員的接待規格不能低於1972年初尼克松訪華時的美國機組。
雙方商定乘兩架包機，由東京直飛上海。因二戰結束後27年從未飛過這條航線，為了安全，日航和全日空還提前進行了試航。8月16日上午，6輛大巴將舞劇團全體團員送到羽田機場，日方在機場舉行了盛大的歡送儀式。10時，日航飛機先起飛，12時45分到達上海。10時20分，全日空飛機起飛，13時5分到達上海。一個多月前尚需好幾天才能抵達的行程，如今只要短短兩個多小時，當飛機降落在上海時，團員們無一不感慨萬千。
朱國良講述起當初的場景，難掩激動：“一下飛機，人山人海啊，得有兩三千人，敲鑼打鼓的，拉着橫幅的，捧着鮮花的，歡迎我們凱旋來，然後我們乘車前往飯店。”
值得一提的是，舞劇團訪日演出的東道主——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中島健藏、岡崎嘉平太，以及日本兩大航空公司社長都隨舞劇團同機到了上海。他們當然也都看到了這樣盛大的歡迎儀式，王泰平説：“這一切都是周總理的親自安排，意在通過對代表團的歡迎，表達對田中首相訪華的歡迎之意。”
孫平化幾乎沒有休息，他要直飛北京，向周總理彙報情況，緊接着，立刻投入歡迎田中訪華的籌備工作中。
9月9日，為籌備田中訪華時的新聞報道，運送衞星通信器材的專機飛抵北京。
9月16日，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日本執政黨自民黨議員代表團訪華。至此，田中首相的訪華之路完全鋪平。
9月25日，秋高氣爽，漫山紅葉，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等52人組成的日本政府代表團乘專機，如約抵達北京。在首都機場，田中首相走下飛機，與等候多時的周恩來總理緊緊握手。這是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日兩國領導人的第一次握手。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榮訪華，周恩來總理親自到機場迎接。
出生在日本農民家庭，被譽為“平民首相”，田中是經歷過大風大浪之人，但這一次訪華，他多少有些緊張。過去，他出訪時常常帶着女兒田中真紀子，希望將女兒培養成政治家，這次卻沒有將女兒帶在身邊，因為他不清楚談判的結果會怎樣。
出乎田中意料的是，第一次首腦會談，周恩來總理就坦率地就重大原則問題提出了中方的意見。以至於陪同田中訪華的二階堂進官房長官隨後就在記者會見時説，會談“令人驚訝地坦率”，“我得到了一個強烈的印象，會談一定能夠成功。”
翻譯江培柱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親歷記》中記述的一個插曲，可以佐證當時氣氛的友好。
田中首相對周總理説：“剛剛喝了一點茅台，略有醉意，感覺很好，但是酒興未盡，會談完了還要喝點。”周總理會意，馬上説：“願意喝，可以再送些給你，把你的‘威士忌’換成茅台。”田中點頭致謝並説：“確實是好酒，比‘伏特加’更好，‘威士忌’也比不上。”周總理指着在座的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説：“茅台酒產在他的家鄉貴州省，是紅軍長征時候發現的。‘威士忌’喝多了會上頭，而‘伏特加’不如茅台柔和。”田中連連點頭稱是。
沒想到，當天晚上，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為田中舉行歡迎宴會時，田中的一句講話掀起了波瀾。田中在致辭時提到：“遺憾的是過去幾十年之間，日中關係經歷了不幸的過程。其間，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災難。這段慘痛歷史教訓豈能用“添了麻煩”一句帶過？無論是就國家的尊嚴而言，還是就中國人民的感情而言，這種説法都是令人反感和無法接受的，會場氣氛一下子降到了冰點。
據日本NHK採訪組出版的《周恩來的決斷》一書，周恩來對田中的話嚴厲地批評：“田中首相在昨天晚宴講話中説‘添了麻煩’，這個詞只是在不小心把水濺到路邊婦女裙子上道歉時才能使用。可是你們卻在提及中日兩國不幸的過去時使用。”江培柱也回憶稱，周總理在第二天與田中首相會談一開始就坦率而嚴肅地指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人民蒙受深重災難，其結果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樣的經驗教訓日本政府應當牢牢記住。而“添了麻煩”意思太輕，許多人想不通，接受不了，更不要説那些有殺父傷親之仇的人了。田中首相向周總理作了些表白和解釋，説他首先要反省、道歉，向中國人民謝罪，承認講得不夠，要設法改。後來，我方的嚴正立場和日方的反省、謝罪之意，被寫進了莊嚴的歷史性文件《中日聯合聲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經過四次首腦會談、四次外長正式會談和一次非正式會談，9月29日上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周恩來、姬鵬飛和田中角榮、大平正芳分別代表本國政府在聲明文本上簽字。《聲明》指出，自本聲明公佈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
一衣帶水的中日兩國，終於實現了田中所説的“有終之美”，揭開了兩國關係史上新的一頁。
感謝原上海舞劇團董存明先生對本文采寫的幫助。